從「核終」談科學的傳播及公共政策的價值選擇
科學能解決一切政治紛爭嗎？本文從「核能流言終結者」（以下簡稱核終）說起。
314廢核大遊行剛結束不久，有一群「正義使者」再度成功地在網路上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們就是核終。很久以前曾看過他們的東西，後來覺得他們的態度實在太衝了，就是到處跟對核能稍微有疑問的人叫陣辯論，於是我看幾次之後就沒再看他們的東西了。沒想到最近又因緣際會跟這群人取得交集。
事情是這樣的。首先是一個「解殖與否」的論戰（見鳴人堂作者朱宥勳〈你說「解殖」，那你喜歡閃靈的〈皇軍〉嗎？〉），公民記者雨蒼對此論戰有感而發地說：「社會運動需要讓越多人認同，擴大支持的群眾，才有成功的機會。批判的時候可以吸引注意，可以打破詮釋的壟斷，但換來的代價卻是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不信任……說真的，罵人實在是一件誘惑強烈的作法。可是一旦罵多了，對方（和對方的粉絲）很可能頭也不回的離去，……這時候，這些『觀眾』，反而再也沒有機會了解你的論述，回到各自的圈圈去。」
科學本身就是一種說服
本文其實不是要來談核電的爭議，事實上一個人不論是擁核或反核也都是很正常的。然而，當你跟人辯論、試圖說服別人的時候，先把所有質疑你的人都說是刁民，然後出現這麼多情緒字眼，就代表僅僅只是停留在最下層次的「吵架」，而不是在傳播理念，連辯論都稱不上（參考閱讀）。
重點是，真的有百分之百確定的科學理論嗎？我們真的能靠科學來決定所有的事情嗎？
我們現在所處的科學社群，接受科學成果的方式就是同儕審查（peer review）。要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首先要由該期刊主編做篩選（很高比例的投稿會被退回，主編可以決定哪篇文章是重要的），接著要送「雙向匿名」審查。如果不幸被主編或審查人拒絕了，那麼研究者只好再改投其他的期刊，尋求出版機會，再跑一次相同程序。
也就是說，一份科學成果要被接受，首先要被期刊主編喜歡，其次你要說服這屈指可數的審查人（通常是三至五位，而且有時候審查人可以猜出投稿者是誰，因為做某個題目的人就只有那幾個）。這就是我們現在大家接受的科學社群運作的典範，這一套遊戲規則其實也是靠「說服」而來的。（參考：湯瑪斯．科恩，《科學革命的結構》）
稍微了解這個規則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被出版的科學論文，絕對不是「最正確無誤」的研究，也不會非得要有什麼劃時代的科學發現，就是通過審查程序的研究，如此而已。因此，一份被出版的科學研究成果，從來不可能被說成是唯一的真理。而科學的進步和知識的累積，關鍵在於其他人可以繼續在這些基礎上做研究，不管是加以證實或者加以否證，據而修正和精進已知的理論們。
現行人們所接受的遊戲規則也無法保證產出最好、最無爭議的學術成果。近年持續出現一些重大科學發現但卻是由造假研究而來的醜聞，例如台灣在去年就爆發「自己的論文自己審」的國際醜聞。即使，我們假定沒有出現這些造假的科學家，有時候大學者也是會有其出錯的時候。
例如，2010年兩位經濟學大師的研究論文〈債務時代的經濟成長〉(Growth in a Time of Debt)引起廣泛討論，並成為歐盟紓困與撙節政策的理論基礎，影響上億人口的生活。然而，一位博士生為了寫作業而去重跑一次資料，發現原作者的Excel計算公式有幾個地方輸入錯誤，更正後發現國家債務並不像兩位大師所稱的那樣對經濟帶來如此大的負面影響，而兩位大師也承認他們的算式的確錯了（參考閱讀）。這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是大師也是會出錯，而且是最簡單的Excel公式輸入錯誤。
重點是，科學數據需要經過驗證，但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並沒有被嚴格地檢驗，因為大多數的人沒時間去做這件事，所以我們選擇去相信「同儕審查」這個看似不完美但大家都接受的制度。
公共政策永遠牽涉價值的判斷
我並不是要否定科學，而是說，科學不是萬能。我們身為研究者，也從來不會也不應該去聲稱自己的研究就是唯一真理，絕大多數的科學理論都是告訴大家一個機率而已，不可能有一個「解釋力100%」的理論。就算退一步來說，科學真的（暫時的）證實了一件事情的對或錯，我們在做公共政策選擇的時候，也永遠無法完全依靠科學來做決定。
這很容易就能理解，因為，一個政策不可能永遠利大於弊！利和弊常常都是價值的權衡，這並不是科學可以告訴我們的事情。例如，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哪個重要？這並不是科學可以告訴我們的。科學可以告訴我們石虎到底剩下幾十隻還是幾百隻，也可以告訴我們開路可以帶來多少交通流量，但不能告訴我們保護石虎和交通流量哪個比較重要。
的確，科學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事實。但是，「事實如何」跟「應該如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但是許多人似乎始終想不通，尤其是核終這群聲稱要導正大家科學觀念的人們。
在現實世界，每一個政策和論點背後，都牽涉到價值的選擇。公共政策的選擇過程中，不管是正方或反方，一定都找得到自己的理由，也一定都找得到支持自己理由的科學證據。要選擇哪一邊，科學證據當然很重要，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利弊得失，不過，選擇要相信哪些科學證據，本身就是一種說服、一種立場。所以，最重要的仍然是溝通的態度，說服與傳播的過程。
我自己對於「科學資料使用」的深刻體悟，始於大學時參加辯論比賽，我們總是拿各種新聞報導、碩博士論文、智庫文章等等，來當作佐證資料。有一次參加了一個「金融卡盃」比賽，在最後決賽的時候，對手舉出一份資料來，我們場上三位辯手覺得不重要所以就沒有著墨太多，沒想到最後每個裁判都說該資料的數據對我們的論點殺傷力很大，因此輸掉冠軍盃。
我更深刻地理解到，引用資料去說服別人時，不是用數字、參考資料的篇名、作者和研究單位的頭銜砸來砸去而已。除了該份資料的可信度、研究方法我們可以質疑之外（事實上，當自己進入研究所開始學習成為一名研究者的時候，愈來愈能體會到，不同的「科學研究」推論及導出最後結果的嚴謹程度差異實在太巨大了），重點還是你的論點推論過程、邏輯的合理程度，以及說服的技巧。舉出資料的人要去告訴大家為什麼該份資料是重要的，以及為什麼我們應該要依照這個研究結果來做出決定。
沒有人會質疑科學的重要性，但是公共政策不可能「完全」用科學來決定。現在有一群人到處叫囂說他們的科學知識是最正確的、公共政策應該完全回歸科學，然後把那些稍微質疑一下的人貼上標籤說是「飯盒鯛民」，這就是一種放棄溝通和說服的概念，而且也沒有弄清楚公共政策的本質。
事實上，儘管如核電這種高度專業的議題，也並非完全都是科學論斷，因為還牽涉到預算從哪來、為什麼一加再加，由誰來監督，誰來評估，在地居民感受，國家整體能源政策規劃等等各方面的事情，以及最重要的，「信任」的問題。（關於核電爭議，可參考黃哲斌最新上線的這篇文章，內有不少整理）
結語
日前看到一位研究者好友的深刻自省：「筆戰只能或不能改變一個人，而態度易讓人接受的宣傳卻能改變眾人，假如走的是民主決策過程，後者終會被選出。這並不代表真理跟群眾終究是相對的；相反的，我認為把真理以有效的方式帶給眾人，是研究者要肩負的責任，尤其是當研究者是拿著全民的錢做研究時。」
在太陽花運動之後，更讓許多人體會到公共議題的討論其資訊傳播的快速，以及將科學知識普及化的需要性。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甚至是身處全球各地的學者，從網路開始串連起來，致力於擴大學術普及寫作（註1）。
其實，我們的教育體制並沒有提供任何動機讓研究者們去發表這些科普文章，但仍有許多人願意嘗試將較深奧的學術語言轉化成一般文字。我相信，包括核終的人們在內，大家的出發點都是一樣的，就是為了一定的理念傳播去盡一份心力，不過每個人選擇的傳播方式卻是大相逕庭。
最後要說的重點是，民主政治從來就不是說我們要選擇那個最正確、最科學的政策。因為，沒有人可以證明一個政策是最對最正確。民主政治是讓大家有權力與權利參與政治過程，去選擇那個最相信、最喜歡、最支持的那個政策。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學習互相體諒、互相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並討論出共識，這才是最重要的民主價值。
NOTE
註1：例如「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等等社會科學的科普部落格，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下產生的，而他們又與原來就已經營許久的「芭樂人類學」、「巷子口社會學」彼此串聯，形成更大的學術普及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