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權利」的故事：一個尷尬的翻譯

「我有打你的權利。」

「我有不被你打的權利。」

「我有打回去的權利。」（歪腰！聽起來好像哪裡怪怪的）

「我有去廟裡拜拜、寫情書、罵總統、坐博愛座的權利！」乍聽之下，權利很像自由的意思。但是「我也有吃飽、看醫生、跟任何人結婚、租得起房子的權利！」這好像又不只是自由的意思。

今天幾乎每個人都琅琅上口的「我有什麼什麼權利」，到底權利是什麼？能吃嗎？很多人聽了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什麼是權？什麼是利？到底是權利還是權力，怎麼霧煞煞？怎麼好像什麼都是權利，又什麼都不是勒？

本文就是想聊聊當初right在中文世界剛出道的時候，是如何受到國際法的影響，而產生「權＋利」的翻譯選擇。然後為什麼這樣的翻譯容易使人產生「感動不能」的尷尬呢？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權利」背後的小典故，抽絲剝繭一下吧！

從國際法來的「權利」

一般都認為「right＝權利」的近代意義，是當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Martin）翻譯Henry Wheaton的《萬國公法》¹ 所確立的，不過當時丁的譯本其實是意譯，而非逐字逐句翻成，因此後來「權＋利」這個用語並非沒有任何爭議。

該書雖經常被認為是第一本引進中文世界的現代國際法教科書，但其實早在1839年時，林則徐就曾委託另一名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和袁德輝合力摘譯Emmerich De Vattel經典著作《國際法，或適用於各國和各主權者的行為與事務的自然法原則》的英譯本²。後來收錄在魏源主編的《海國圖志》³中，以開展當時大清帝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

在伯駕負責的段落，他大多將right譯作「（主詞）……當／得……（做什麼）」的形式，作為一種幫句子增添意義助動詞（例：吃飯 → 「得以」吃飯）；而在袁德輝的部分，則將right當作名詞，若無法詳盡描述，則會補充「……之權」或「……的道理」。

由此可以推測，伯駕心中對於right的理解是有個對象的，即「權利－義務」的相對關係，因此只要「有權利做什麼」，就會有另一方（可能是另一個國家、政府、社會、其他人）需要接受那個「做什麼」（有人得以吃飯，意味著有其他人要給他飯吃）。袁德輝則傾向於狀態上的說明，強調某事理的正當及正確性。這意味著擁有、行使或主張任何權利，是基於「因為我可以」，不論是道德上或法律上的理由。對袁來說，那個「我可以」的理由才是重點。

至於確立了「權利」一詞的丁韙良呢？則可能要追溯到當時的時代背景談起了。在Wheaton的原著中，他將法源分為「天性之法」（即自然之法，natural law）及「公眾之法」（即共識之法，consensus law）。後者對當時「中國人」的世界觀衝擊很大，尤其是朝廷中以帝王本位所發展出的天下秩序觀⁴。

這點從大清外交官張斯桂為《萬國公法》作的序文可以看出端倪（張斯桂和丁韙良當時是語言交換的摯友）。他當時寫道：「首善之區，四海同會，萬國來王。」能看出，中原本位思想再重，也不得不承認西方列強類似春秋時代的諸侯國，不再能以蠻夷相待。

後來才學中文的丁韙良當時將right一詞譯為「權利」二字時，他自己其實也曾表示不大篤定，也不認為這個用語應就此確立下來。在另一部與汪鳳藻合譯T.D. Woolsey的《公法便覽》中：

（國際）公法既別為一科，則應由專用之字樣。故原文內偶有漢文所難達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覺勉強。即如一「權」字，書內不獨指有司所操之權，亦指凡人理所應得之分。有時增一「利」字，如謂庶人本有之權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見多不入目，屢見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

說穿了，就是很難翻，但希望大家能慢慢習慣它。推敲丁當時的想法，決定將“right”翻譯為權利，應是兼採「權衡」及「優勢（有利之勢）」的意思。簡單來說，就是「有權之人」為：

在一個有相對人的社會關係中，具有法律上或道德上優勢地位的那一方，得以自主判斷「為」或「不為」者。換句話說，對方就有接受這個決定的「義務」，一個出於道義要求的任務。

始於《萬國公法》的「權利」，這個用語後來也傳播到了日本⁶，隨後連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頒布的《欽定大清商律》也直接使用了這個詞，一路發展至今。

令人彆扭的「權利」

然而，為什麼美國人跟中國人在翻譯的選擇上，會產生如此歧異呢？「權／利」這個詞又為何令中文世界這麼糾結？尤其當權利後來在用法和釋義上開花了，偶爾被解為（或誤用成）sovereignty（主權）、privilege（特權）、authority（權威）、power（權力）、interest（利益）等，放到「國家與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更是教人好生迷惑啊！

追根究柢，「權利」這個翻譯的確並不完美，因為：

1. 古籍中若出現「權利」，都是指權勢及貨財⁷；
2. 容易造成right與power⁸之混淆；
3. 「權」「利」二字在中文語境中都有負面含義，而在儒家思想中更常有道德上之貶義，如權宜和權術、便利和利潤等，因此造成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對「權利」的理解有文化上的障礙。

比如《公羊傳‧桓公十一年》裡的「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即在說明有權者如何打破常規和慣例，然後建立更好的機制。以現代社會觀之，先破再抗衡爾後立，不一定不好，但終究有「與他人妥協、考量利弊得失」的內涵。至於在其他文本中，更帶有「位高權重」、「稱量權衡」等其他意思，終究不如英文中的right如此絕對強大。

梁啟超和余英時等學者也曾說過，中國傳統文化大多強調「義務」（比如禮、義、廉、恥），而欠缺「權利」的觀念。縱然是以公義與仁慈作為國家治理基礎的「王道」，仍是以天子為主體，仍非「庶人本有」的行為準則。民法學家梅仲協則在1943年出版的《民法要義》中明白指出：

我固有之法律思想，素以義務為本位，未聞有所謂權利其物者。稽考典籍，權與利二字連用，殊罕其例。

有許多學者討論過英文中的right、法文中的droit和德文中的Recht等字的發展，皆有正確、法律、直接的意思。比如right在古英語裡是riht、reht，其拉丁變體為rectus ，都有直、直接，或服從於正義、行為之準則等意思，亦有相應的動詞用法，如糾正、導引、判斷。因此，在西方文化中，right一詞本身具有高度的正當性與規範力。

那究竟right一詞應如何譯作較為適切呢？翻譯大師嚴復當年在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⁹時，曾這麼說：

惟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讀西國政理諸書時，即苦此字無譯，強譯「權利」二字，是以霸譯王，於理想為害不細。

為什麼呢？因為若從當時的國際現勢來想像right，的確帶有「霸權即法律」或「權即是利」的色彩，因而連帶影響一系列的權利論述。嚴復曾寫信給梁啟超，表示翻譯應依上下文調整，「自當隨地斟酌，不必株守……若既已得之，則自有法想。在己能達，在人能喻，足矣。」¹⁰

為「權利」正名

有學者則歸結，從國際法的角度引進「權利」的概念，容易使人誤解right的本義，因為若從當時引進的背景來理解「權利」，可能會以為：

1. 「權利」只為上層階級或政治服務；
2. 「權利」聯想到為政在人的王治；
3. 「權利」可能同時包含貶義。

然而，right本身只有正面意義，且為眾人皆有，並具有法治的內涵（暫且不論是老天爺的自然法還是人類自己發展出的實證法）。比如1872年德國法學家Rudolf von Jhering的名著Der Kampf ums “Recht”（《為「　」而鬥爭》）和1978年美國法學家Ronald Dworkin的Taking “Rights” Seriously（《認真看待「　」》），都在捍衛「　」的正當性，視之為拘束或調整所有社會關係的理據。所以「　」究竟應作何解呢？

近代人權學者張佛泉在1954年發表的《自由與人權》中曾寫到，right應解為「直」，尺度也，而「直者正也，在正其心，心直為惪（德的古字）」。又如「對錯」關係，因此文學家林語堂先生將《墨子‧非攻》中的「義與不義」翻為right and wrong。

儘管right的用語在中文世界中早已日常化、在地化，但「權利」的概念仍經常模糊不定。或許我們應該在「　」中填上「正」與「義」，而非「權」和「利」；用正義來理解right。

再如1901年在東京發刊的《國民報》在第2期的「說國民」上，則直接這麼寫著¹¹：

何謂權利？曰：天之生人也，既與以身體自由之權利，即與以參預國政之權利。故一國行政之權吾得而過問之，一國立法之權吾得而干涉之，一國司法之權吾得而過問之。一國有利，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以求之；一國有害，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權利者，暴君不能壓，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奪，朋友不能潛，夫然後乃謂之國民之真權利。

由此觀之，當時對權利的理解是在一個「共同體」的想像中追求某種自由。然而，本土化後的內涵可能再隨著法律、政治、文化的發展而擴充或質變，因此在考察相關論述時，若一味以西方的right發展來解，也非良方¹²。「權」、「利」與right原本就有文字、語意上的不同，因此也似乎可以理解，為什麼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在依「權」論情、理、法時，會常常出現對話困難或想像落差了。

以人權為例。假如我們採各國際人權公約委員會的見解為當代通說的話：

「rights＝freedoms＋entitlements」，也就是「權利＝自由＋資格」。

因此，權利不只是想怎樣就怎樣的自由（如生病時可以選擇去或不去看醫生）¹³，也包括想怎樣而能怎樣的資格（如決定去看醫生時不會被拒於診外）¹⁴。

李念祖老師曾說過，「權利，真正的名字是正義」，即「正確之公理」¹⁵，是實踐各種自由與滿足各種資格的狀態，故權利（right to）則是達成這個狀態的手段。套上這個公式來看human rights（人權）的話，就是「身為人的自由＋成為人的資格」，在人類共同體中，追求屬於人間的正義。

看到這裡，你有沒有更困惑了？比如什麼是正確的公理？有公理這種東西嗎？有真正的自由嗎？人人都自由，不就天大大亂了？任何事物的資格都該一樣嗎？每個人都不同，如此要求真的好嗎？真的有那個「共同體」嗎？若當你開始試圖回答這些大哉問時，那你已經又進到下一關了。

參考資料（按出版年份）：

• 程鵬，《清代人士關於國際法的評論》，中外法學（1990），第6期，頁23-26。
• 李貴連，《話說「權利」》，北大法律評論（1998），第一卷，第一輯。
• 章清，《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系譜的建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1），10月號，頁82-86。
• 趙善軒，《天朝外交抑或平等外交》，二十一世紀（2005），12月號，頁153-157。
• 黃克武，《近代中國轉型時代的民主觀念》，收錄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王泛森编，聯經出版，2007），頁323-382。
•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聯經出版（2010）。
• 陳靜，《自由的含義：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別》，哲學研究（2012），第11期。
• 安靖如，《人權與中國思想：中國權利話語發展史（19世紀）》，鳳凰網讀書，2012/05/07
• 李念祖，《國際法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影響》，現代國際法講堂，2012/12/19。
• 顏德如、顏俊儒，《嚴復參照何種英譯本翻譯孟德斯鳩《法意》？》，福建論壇（2013），第11期。
• 廖敏淑，〈中國是天朝，其他國家都是朝貢國─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是這樣嗎？〉，故事，2016/05/19。

• 原著為《國際法原理》（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55，第六版），於同治三年（1864年）由京都崇實館出版。
• 原著是法文（Le Droit des gens :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英譯者為Joseph Chitty，即The Law of Nations, Or,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
• 1843年出版。
• 如漢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等人由朝貢貿易系統提出的「天朝外交論」，不過各朝代的天下觀略有不同，無法一概而論，諸如元、明、清就有差異。大清兩百多年的歷史更是數次更迭、改變，外交行為也依時局、視對象有所不同，並非只存在著「天朝vs.朝貢國」一種關係，如此立論，亦可能有簡化史實的危險。
• 原著為《國際法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1878 [1860]）。

• 福澤諭吉原本是翻成「通義」，但並未被通用，但似乎福澤與上述的袁德輝想法比較接近。
• 參見《荀子‧君道》、《荀子‧勸學》、《史記》卷四十二：鄭世家、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
• 大多譯為「權力」；權，「反經而合道者」，如《漢書‧游俠傳‧萬章》：「﹝萬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
• 即The Spirit of the Laws（原為法文De l’esprit des lois），亦有譯作《論法的精神》，至於嚴復是依那一本英譯本作譯，則尚不可考。
• 見《嚴復集》第3冊（1981，中華書局出版），頁518。比如在他的譯本中，在自然權利的脈絡下譯為「民直」（結果沒紅），在法定權利的情況中，譯成「權利」。
• 參見張枬、王忍之合編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上冊）（1997，三聯書店），頁720。
• 事實上，right本身後來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衝擊下，也在西方世界引發許多論辯，因此各方經常須針對特定的脈絡、歷史、風俗、對象，才能有效討論。
• 其實「自由」在歷史上也曾略帶放縱、放任等貶義，如《禮記》鄭玄注：「去止不敢自由。」「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因此古文多著重「對自由的限制」，到近代也有轉變了，擇日再談。
• 這點就涉及所謂的平等了，因為不論是事實上或法律上，你「能」而我不能，就有資格剝奪、機會不均的問題。
• 如《荀子‧正名》：「正義而為，謂之行。」《韓詩外傳》卷五：「耳不聞學，行無正義。」當然，這個詞的詮釋也在不斷發展中，尤其在受到西方思想影響之後。

• 文：李柏翰，畢業於東吳法研所國際法組，正在英國University of Sussex從事博士研究，主要關注弱勢群體健康的社會因素及相關國際人權法之議題。目前也是法律白話文的編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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