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玫瑰少年的啟示：法律的能與不能

即將到來的台灣同志遊行，今年希望重啟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對話，以打破「假友善」為主題，看似激進地劃破歲月靜好的表面，卻非常寫實，也呼應了上週四反性霸凌、性羞辱「精神日」（Spirit Day）的宗旨。「精神日」是2010年由加拿大的Brittany McMillan所發起的運動，邀請人們在每年十月第三週的星期四穿上紫色衣服，為因不同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曾被霸凌的朋友發聲，猶如彩虹旗裡的「紫」是精神／靈魂的象徵。重新喚起關於性／別自主的社會意識與公共討論。

與性、性別有關的歧視、暴力事件總能引爆國內外社會的焦點，這個問題歷久不衰，更顯其棘手，好像不論法律如何良善，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始終處理不好。從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的屢屢失言，就可見性別平等教育從小做起的重要性。

從印度最近傳出的「賤民」同學在學校裡遭到霸凌恐嚇的新聞，可見校園暴力不僅只於低落的性／別意識，更涵蓋了廣泛的權力落差與不平等的人際關係，因此階級、種族，甚至成績、排名等，都是教育現場隨處可見的「傷害來源」。但人性本不惡，惡的是鋪天蓋地、耳濡目染、深入骨髓的各種階級意識。

雖然台灣的「全國反霸凌日」是2月16日，但在「精神日」針對性／別霸凌的特殊意義及宗旨下，本文希望從十六年前的葉永鋕事件談起，簡單介紹已經施行十餘載的《性別平等教育法》。

玫瑰少年事件簿

2000年4月某個早晨，正在上音樂課的葉永鋕突然舉手說要上廁所，但他就再也沒回來過了。據葉媽媽的描述，這名「玫瑰少年」從小就比較「像女生」，常遭同學「驗明正身」。在學校不介入的情況下，他不敢在下課時間單獨去上廁所。

經過六年多的訴訟，法官最後認定死因是由於地板濕滑造成重心不穩，頭部撞擊地面，因此判決相關人員有罪。但，真相只是因為廁所不夠安全嗎？若非出於害怕被欺負而不敢上廁所，他會需要急忙在下課前衝去尿尿嗎？

這起事件後，教育部將「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尊重不同的性別差異。在玫瑰少年案終審結果出爐前，立法院在2004年通過了《性別平等教育法》，希望「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並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縣市政府、各級學校都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4-11條），藉此推廣相關教育課程並對抗校園中與性、性別有關之歧視或暴力事件。

經過一連串的社會運動，法律制度雖更加完備了（如通報系統），也提供個案救濟，但也每每讓當事人心力交瘁。沒想到2011年10月某個傍晚，一名就讀鷺江國中的楊同學「因為娘娘腔被同學排擠」而選擇以跳樓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震驚全台。

即使消失會讓大家傷心，卻是短暫的，一定很快就被遺忘，因為這是人性。

——鷺江國中楊同學遺言

過了十一年，法律搭出的防護網竟漏接了，眾人不禁追問：會不會有更多隱匿角落的個案？這個社會到底有沒有更友善？現行的制度不夠怎麼辦？只靠立法能改變社會嗎？法律帶來了具有「強制性」的約束，或能解決部分問題，但從來都不會因為訂完法律就沒事了，因為法始終有其「侷限性」，因此《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重點其實還是在「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範了最嚴重到最輕微的狀況，包括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而這裡的「性」包含一個人的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這項法規歷經了幾次修法，其中較重要的是第2011年6月7日那次的修法，包括將原本第14條第3項的規定，獨立列為新法的第14-1條，要求：

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教育部也於2015年8月5日相應修正《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更名為《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要求學校不可以明示或暗示「要求學生休學、轉學、退學或請長假」，且應「採取彈性措施，協助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完成學業」，並提供「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協助要點》第5、6、8條），以確保學生的受教權不受影響。

同年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3條規定的修正理由中，也清楚表示：

相較於事件發生後的處理與輔導，制度上建立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保障學生受教權與資源不因多元性別差異而有不同待遇，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7條第2項提到的「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定，「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而且教材內容「應破除性別偏見及尊卑觀念」（《施行細則》第14條）。

此外，同年也將第24條中關於「告知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規定中的「被害人」改為「當事人」，以確保行為人和被害人雙方都能清楚瞭解自己在法律上的權利，亦增加了保護檢舉人、引進專業人士協助等內容，至於更細緻的規定，可參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雖然不否認行為人該有的權益亦應受到保障，但第30條仍要求，委員會在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衡量斟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力差距」。這裡的權力差距，依《施行細則》第16條，指的是：

當事人雙方之間存在的權力關係不對等，包括「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的落差。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事實上，自2011年修法時，《性別平等教育法》就逐漸偏重心理輔導與教育功能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也就是「宜教不宜罰」原則。即便如此，這部法律還是隨著社會變遷、觀念改變、實務需求等因素，不斷在演進（或倒退嚕）。

近幾年在實務操作上，傾向處罰的氛圍似乎越來越重，一來可能因為兒少保護的大旗下，沒有人戴得起「怠忽職守」的帽子，反而讓教育現場的彈性空間相對緊縮。二來，還是回到師資與教材本身，在一切以升學考試為主的校園中，缺乏民主的教育體制似乎無法配合法律規範中的許多善意。

因此，《性別平等教育法》始終有落實困難的情況，加上保守勢力反撲的趨勢，恐怕「性平教育淪黑箱，友善多元剩口號」會持續下去，直到下一場悲劇再發生。只希望，有一天眾人能領略防患於未然的價值，以實現當年制定該法的目的：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參考資料｜

•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永誌不忘˙永鋕：反性別暴力教育／行動網站
• 喬瑟芬，《性侵，每張網都可能漏接（二）體制內外的侷限》
• 洪小鯨，《為何要強調我們的愛都一樣？打破「假友善」從尊重差異開始》

• 文：李柏翰，畢業於東吳法研所國際法組，正在英國University of Sussex從事博士研究，主要關注弱勢群體健康的社會因素及相關國際人權法之議題。目前也是法律白話文的編輯之一。
• 更多：FB｜IG｜W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