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珞亦／反年改抗爭是「王八蛋」？禁止陳抗才是真王八
8月19日晚間，因反年改團體在台北田徑場外的陳抗活動，導致世界各國的參賽運動員無法順利進入開幕現場。消息一傳出，網路上輿論沸騰，批評者無不認為這樣的陳抗行為「很丟臉」，讓台灣在國際上蒙羞。甚至，有不少聲音指出，到國際運動會場抗議的行為應該要全面禁止。
集會遊行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但是需要「許可」？
依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人民本來就有上街遊行權利，只是此權利，通常會影響到他人，所以還是需要法律來做一些限制和保障，因此我們有一部《集會遊行法》。
然而現行的制度，集會遊行需要主管機關「許可」，而此許可的標準容易因政治立場而改變，在已民主化的台灣社會更是不被允許。
因此，經過兩次大法官釋憲後（釋字445號、718號），大法官認為「許可制」是合憲的，只是要做一些區別。如果是針對遊行的「非內容」之處，例如遊行地點、時間、或是方式等等，主管機關可以要求他們更改；但是如果是針對遊行的「內容」，如陳抗的對象是年改、服貿，主管機關不能介入干預，以保障人民言論與思想自由。
然而，凡事總有例外。一旦集會遊行的內容涉及「明顯且立即的危險」，主管機關可以不同意。這個概念主要是參考Holmes大法官在1919年Schenck v. UnitedStates一案首次提出，在該案中Holmes大法官謂「……在於所提出之言論出版內容，是否已達到足以引起明顯而立即之危險狀況，而產生議會有權阻止實質危害……」。舉例來說，如獵殺蔡宗痛等訴求目的（只是舉例），這樣具暴力性的內容是一般人都看得出來的，才有可能事先被禁止。
可以抗爭，但手段有界線嗎？
把鏡頭看回819反年改團體的陳抗事件。年金改革涉及到軍公教本身的權益，為自身的權益受損發聲沒甚麼不對，內容本身亦無「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因此反年改團體的陳抗是受我國憲法所保障的，無論是不是丟臉到國外，他們依然有透過集會遊行表達言論的自由。
事實上，在這樣的場合，歷史上也不缺乏抗爭的案例。在WTO會議經常也發生抗議，通常都是關於反剝削、反自由貿易等訴求；而在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也有許多抗議，大多都是關於因為奧運迫遷貧民的議題；而2008年北京奧運，在各國傳遞聖火時經常也發生各種阻礙的抗爭，絕大部分都是針對中國境內的人權議題。
但，問題必須再次聚焦到抗爭的「手段」問題上。到底，抗爭的界線在哪？可以阻擋選手進場嗎？施放煙霧彈與攻擊警察呢？這些問題都直指一個核心議題：不能破壞法治的底線——刑法。
在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案，因為ETC導致許多國道收費員沒有工作，所以他們透過佔領高速公路的方式，當作他們抗爭的手段。但是後來檢察官將他們起訴，依照刑法第 185 條：「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但是法官後來認為，這條使用必須要有具體的危險，抗爭的收費員們，因為在高速公路上四個道路中，還是有讓開兩道，並沒有造成真正的危險，所以最後無罪。
而在太陽花案呢？該案涉及的刑法眾多，我們挑選其中幾條來談。像是對於攻擊警察涉及傷害罪，法官認為當事人是因為要脫逃警察的控制，而撥掉警察的帽子時出手過重， 導致警察頭部外傷，但難以認定他是有積極攻擊的行為，所以無罪。另外，涉及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但是法官認為太陽花的抗爭具有「正當性」，不是「無故」，所以無罪。
以這起反年改陳抗事件來說，相關的新聞報導指出反年改團體有成員出手攻擊警察，有可能涉及傷害罪；丟擲煙霧彈亦然。而最後最關鍵的在於阻擋外國選手進場，恐將涉及刑法304條的「強制罪」——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而今天反年改的人確實影響了選手們，讓他們無法進入會場。然而，值得觀察的是，強制罪要成立，需要正面論證要有「不法性」。換句話說，手段與目的間需被有效論證具有關聯，若此，即無不法性存在。
雖然有許多人都認為反年改和世大運沒有關係，所以應該不具關聯性，但是抗爭有的時後要藉由媒體曝光，所以曾在許多社會運動，都會藉由佔領馬路來凸顯自身議題的重要性，也有可能造成人或車子不能前進，所以這樣目的與手段的關聯，最終都需要法官做最後的判決。
在這種場合抗爭，合不合適？
在《自願為奴》書中，政大社會系教授黃厚銘在〈跋：從《自願為奴》到非暴力抗爭〉中寫到：
非暴力抗爭優先訴求的對象，理應不是政府，而是還在觀望、猶豫躊躇地一般人。從這角度來看，一旦運動的手段失控，反而創造了反動修辭的空間，讓尚未行動的一般人卻步。
這次反年改陣營就是確實完美詮釋這樣的形容，即便有權利，即便沒有違反法律，但是一方面看起來沒有抗爭的效果。經由媒體大篇幅報導後，網路輿論激憤，顯見這次的抗爭行動讓自己在社會上話語權與形象更加低落與不堪——而此，無疑是對於接下來反年改運動最大的傷害。
其實運動本身並沒有對或不對，適不適合，一切都是你想要怎麼樣的效果。
不可以輕易限制集會遊行的權利
819反年改抗爭過後，公眾群情激憤，多數論者認為丟臉至極，台北市長柯文哲甚至在記者會上批評這些反年改團體是「王八蛋」，再次助長反對陣營的氣焰，認為這樣的行為應該被禁止。
但仔細想想，這樣的想法不是很危險嗎？若今天換個議題，可能是現任領導者破壞民主程序，我們會不會也希望藉由國際曝光機會，來讓大家知道台灣發生什麼事？
對於不贊同的議題，我們千萬不能輕易剝奪他人的權利，因為判定誰能擁有權利、誰又不能擁有權利是非常危險的，縱然是大法官都肯認我們不能輕易對言論做出限制。在民主的社會裡，只要言論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只要手段沒有「無故」的破壞法制規定，就應該尊重每個人說話的權利，讓他們都有機會在言論的自由市場裡廝殺。
再者，對於已經在媒體上處於弱勢的抗議者，藉由激烈手段，也才能爭取到更多曝光到機會，哪怕我們厭惡、不贊同對方，因為，我們也有可能明天成為那樣的弱勢，不是嗎？
所以對於集會遊行，應該要採取最大的寬容和保障。如同1927年Louis D. Brandeis大法官所說：
如果在言論發表後，實際弊害發生前，仍留有時間可以用討論的方式來區辨是非，或以教育的方法來避見弊害，則吾人應採取之補救措施乃是「更多的言論」來治療言論可能帶來的弊害……
你不開心那天晚上的狀況嗎？你可以生氣，你可以怒罵，你可以批判他們的行為，製造「更多的言論」讓他們承受他們應有的代價，甚至質疑他們有違反法律的可能性，但是記住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剝奪你我憲法第 14條給予我們的權利。如此，才是台灣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度值得令我們自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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