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郵報：密戰》戰什麼？為戳破政府謊言而戰
奧斯卡獎才剛落幕，《郵報：密戰》沒拿下什麼項目，實在可惜。
這樣為諷刺當代政治局勢而拍，卻不失眾星雲集、緊迫節奏的片，也許該引發更多的討論。想想川普趁著階級對立、民心浮動上台；赴任前後，屢屢針對媒體的鄙視或封殺；美國修憲以來，所自豪的言論自由，在這樣領導風格下，不免再次飽受瘡痍。
對照本片，則是建立在美國越戰失利，民心思變，政府高舉國家安全大旗，拼命阻擋媒體曝光謊言的黑歷史上，也充分凸顯歷史的可重現性。
「國家說謊」乃是起因。當時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下令召集專家學者，評估整體越戰的局勢，寫成「美越關係：國防部研究 （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 1945–1967: A Study Prepa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1945-1967）」也就是俗稱的「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眼見文件一字字評估越戰大勢已去之際，國家卻仍持續號招青年上陣，不勝唏噓。
當這樣的謊言陷入泥濘，幸好吹哨者挺身而出，搭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及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突破重圍，深入報導文件，才漸廣為世人所知。毫不意外的，報導招來時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強力反彈，透過禁制令的聲請，要求各媒體不得報導相關資訊。1971年6月3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果斷作出判斷，駁回政府聲請，允許媒體繼續報導，才算撥雲見日。
走出電影回頭看，歷年「無國界記者」報告指出：全球獨立媒體的生存日益陷入陰影，在各國意識形態及國家宣傳機制下，媒體自由備受打壓。當然，除了政府，「大型財團」收購媒體的行為也箝制了言論自由。
或許，我們該反思的是：為何當年聯邦最高法院，在身處戰情危急之際，仍能不疾不徐捍衛新聞自由？透過此案，或可重新召喚新聞自由立足於民主制度的意義，期能照破當代政權為限制新聞自由所丟出的種種話術。
對了先講，本文涉及劇情，請斟酌觀賞。
密戰起源
如前所述，當時國防部長麥納馬拉下令召集專家學者，針對越戰做整體評估。為求慎重，他下令廣招人才與蒐集資料，最後寫出本文3000頁，附錄資料4000頁的大部頭報告；為求慎重，各頁也印上了「高度機密（top secret）」字樣。
看到國防部長對頹勢了然於胸，卻囿於消極的態度，其中一名研究員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因親身經歷越戰現場，看過文件吐露的真相，更是忿忿不平。
艾爾斯伯格表示：「這是一份歷經四代總統、整整23年的文件，其中堆滿了對國民的虛偽與欺瞞。」因為文件顯示，政府非常清楚隨著戰爭費用及危險性日增，成功率卻日漸探底的事實。對此，他也忿恨指出：「這是違反當地居民意願，所強行發起的一場戰爭。與其說是正義之戰，不如說形同殺人！」
因為再也無法吞下對越戰五味雜陳的感受，艾爾斯伯格下定決心公開。1969年10月，他找來了同夥，前往保管文件的金庫，遮去了「高度機密」的字樣，印了43卷的資料，交給紐約時報的記者Neil Sheehan。
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著手報導相關文件。作為該報的競爭對手，華盛頓郵報自然也不甘示弱，在取得同樣文件後，加速跟進報導。最終，他們也同時招來尼克森政府的禁制令攻勢，揭開了法律戰的序幕。
密戰高潮
就讓我們快轉到聯邦最高法院的現場。同年6月24日，該院即受理此案，並於同月30日，以經典案號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403 U.S.713, 1971），宣判尼克森政府敗訴。算算從聲請禁制令開始不過十五日，然而聯邦最高法院的九人裡，有三位投下反對票，顯見事件發展還是暗潮洶湧。
判決裡分出勝負的地方，正是「舉證責任」。法院認為，國家一定要證明：報導將對美國政局產生「急迫且不能回復」的影響不可，否則就不能限制文件的系列報導。
換句話說，由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高度保障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所以只要政府發動封殺，也就是事前限制，進了法院，就會被「推定違憲」，除非政府能充分證明「限制報導的正當性」。這樣的舉證負擔，某程度上也展現多數意見，對新聞自由充分保障的態度：
沒有國家可以恣意限制媒體。
本案感人之處，則藏在大法官們的意見書；如媒體定位與新聞自由的作用，Black大法官即娓娓道來：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裡，制憲先賢之所以制定表現自由這樣的保障，正期盼它能在我們民主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亦即，媒體乃服務人民，並非政府。政府對媒體的審查若能廢除（abolished），媒體自由評斷（censure）政府的功能才能永久貫徹……而媒體至高無上的責任就是避免政府上下蒙蔽人民，將其送至遙遠國土，而死於異鄉的疾病或砲擊。在我看來，與其說他們將因勇敢報導而受到譴責（condemnation），不如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或其他報紙都應因為效勞制憲先賢所言明的要求，而被稱頌（commended）。亦即，揭露了政府導致越戰的一切作為，這些報紙令人尊敬且正確地，做了制憲先賢所期盼、相信的事。
回顧這些年，新聞自由的暗潮
東亞的新聞自由發展又是如何呢？咳咳，中國就別提了，報載美國保護記者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形容習近平乃運用「其日益強大的鐵腕，將審查制度和網路管理相結合，壓制有異議的新聞媒體」，並稱中國是「全球媒體界最糟糕的獄卒」，不僅政府控制多數傳統媒體，且「記者若冒險觸犯新聞審查底線，恐會失去工作或被禁止旅行」。
至於欲加入中國，變身其中一省的菲律賓，也跟他們強勢的總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該國媒體Rappler，就曾因大力批判杜特蒂總統引以為傲，報導其招牌主打政策「毒品戰爭」，而引來官方以「缺乏信賴」為由，封殺未來任何的採訪機會。
再往南邊的新加坡，新聞也說：這個富裕且名列全球最安全的國家，眼見東南亞風波不斷，計畫提升反恐等級，正著手提出草案，打算令當局可以禁止散佈恐攻畫面或報導維安行動。在國家安全的大旗之下，此法將成為當局漫無邊際限制新聞自由的遮羞布。
日本也是前科累累，1970年3月4日，就曾因偵查學生於博多車站陳抗（美航空母艦停放），由最高法院作成強行沒入媒體相關採訪影片的裁判。今年三月初，網路指出，日本更是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指責，而去年通過的「特定秘密保護法」一事，也限定資訊公開範圍，讓新聞自由受到相當程度的萎縮。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資料顯示，韓國的新聞自由程度日漸滑落，並在大多為高收入經濟體的OECD國家中一度「墊底」。2017年，南韓的兩大公營媒體「文化放送」（MBC）和「韓國放送公社」（KBS）的聯合罷工，更突顯媒體高層長年配合政府自我審查新聞，且刻意操作輿論傾向政府，甚至電視台內部排除異己，將不配合的員工調離原單位。
再看看臺灣，過往多見警察阻擾記者拍攝執勤的衝突；像是社運現場，常見警方拉起圍籬，以妨礙公務為由，檢查記者記者證，限制採訪範圍等情事。最近也有柯文哲市長，因不滿媒體調查台北燈節內幕，竟要求市府官員不許接受記者採訪電話的疑雲。
對此，該媒體進一步指出，柯市長雖澄清這不是封殺，而是希望市府人員有警覺性去處理；臺灣新聞記者協會也回應，柯市長僅否認他的行為是「封殺媒體」，卻也未否認確實使用了針對性手段，留下了啟人疑竇的話柄。
為民眾「知」的權益而戰
在此起彼落的事件中，可見政權對揭其瘡疤的媒體就是無法友善，並懂得運用缺乏信任、妨礙公務或國家安全等雲端口號，迴避評斷並遮掩其限制目的，我們該如何照破？
首先，政府手握的公權力形同「合法的暴力」，不能放任濫用；而為了抑制，需要許多眼睛雪亮的市民來共同監督，訴諸輿論，形成反向壓力。這樣的監督必須建立在一套「蘊含豐富資訊且具批判力」的媒體上。
就像我國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689號中所說：相較一般個人，多數媒體事業才有足夠的資源，針對社會議題，蒐集、整理並提供多元價值的資訊，讓市民得以接近，進而促進政策的充分討論，滿足大眾知的權利，最終讓輿論方向趨於正確，達成良好的公共監督，落實我們對政府「以民為主」的想望。
其次，兩權相害取其輕，相較漫無邊際的公務順行或國家安全，新聞自由若輕易遭到封殺，對民眾認知的戕害，進而蠶食民主運作的風險，可說是更加鮮明。
這樣的霸氣抉擇，讓人懷念一篇在2006年6月28日，題目為「愛國主義與媒體」的社論中，紐約時報所傳達的核心主旨：
除非有限制報導的壓倒性理由存在，我們的同僚都懷抱著如下理念工作：讓人們知悉記者所有的重要情報。
而自由的媒體，在憲法中有其一席之地，因為它可提供國民必要的資訊，使其作出正確判斷，就算過程中必須冒著被貼上不愛國標籤的風險（Even if it runs the risk of being labeled unpatriotic in the process）。
雖千萬人吾往矣，是新聞媒體的本色，也是閱聽人所期待的。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