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六四的啟示：國家能隨意以維穩之名，禁止我們說話嗎？
1989年6月4日，坦克和槍聲震驚了全世界，血淚交織的悲劇讓全世界的人共感傷痛。
事隔多年，不少臺灣人會在6月4日這天，換上「勿忘六四」的大頭貼，抗議中共極權迄今的蠻橫無理；卻也有人認為紀念六四「是中國人的事」。我會對後者說，這事件中許多人的犧牲，彷彿定期提醒我們，不要步上後塵。
穿過集體失憶的莫比烏斯帶
在《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一書中，作者林慕蓮提及：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這都源自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臺灣。政治人物經常喜歡大聲疾呼「管過去那麼多做什麼」，因為他們害怕人民擁有記憶，藉此判斷對錯，並懂得向有責者追究；而這樣集結起來的人民，就能以滴水穿石之力，推翻各種政權。因此，追求政局的穩定，阻止不滿情緒在群眾之間蔓延，是不同政黨執政時的共同目標。
簡言之，六四對我們的啟示是：為了政權維穩，各種政府都有可能會毫不內疚地，使用他們握有的所有工具，來壓制不同意見。
比如2014年，太陽花學運民眾進佔行政院。在多數參與者並未主動挑釁襲警的情況下，卻發生了流血事件，超過百人受傷就醫，引發警方武力鎮壓違反比例原則的批評。若警方最終目的只是要讓在場民眾離開行政院，大可逐一將不願單純離開的人士架離，或以較溫和力度之水柱驅離，用警棍毆打學生頭部或以盾牌敲擊，似乎執法過當。
今年4月7日的言論自由日，總統蔡英文也曾提及：這兩天因為有收購臉書粉絲專頁，或者是金錢利誘，培養特定主張的網紅的宣傳，引起社會惶惶不安……利用臺灣的言論自由，侵蝕我們所擁有的自由，我做總統會堅守立場，為民主奮鬥、戰到底。
如此「奮戰到底論」也引發批評，如楊照所述：說有些言論是被外力收買的，說有些言論在傷害臺灣，我們的總統意思是我們現在有太多言論自由了？所以接下來要做應該做的，是限縮言論自由，不准這些她認定被外力收買、會傷害臺灣的言論自由發聲？
以臺灣的地理背景與歷史發展來說，面對中共長久以來不斷高聲武力犯臺，且不斷培養在地協力者，這樣極端的言論透過四面八方入侵，持續分化臺灣社會對國族與民主的認同。我們對爭議言論的判斷及擬採取的措施，不免將一直處於「滾動式」修正。
因此，關於言論管制是否合理，其結論可以說是浮動的，會隨著時空與政局演進而調整，包括取決於爭議言論的散佈範圍，也取決我國社會與民主的分化程度，絕對不會只有一個永恆固定的答案。
以下，本文將試著爬梳言論自由的意義，及管制正當性的思考步驟，並試著在幾個案例之中提出不同想法，反覆思辨。
言論自由的意義
廣的來說，言論自由意味著我們可以擁有透過說話、著作、新聞報導或集會遊行等方式，表達一定想法的自由。保障暢所欲言的目的在於，「表達」本身除了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的功能，更可以透過意見的交流，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再來，這樣的交流，也能進一步形成各式輿論，促成各種公共議題的進行，毋寧是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
不過，在網路論壇間常見的一種謬誤是：你如果批評他／她的想法，就是對其言論自由的侵害。舉「兩岸統一」與「滾回中國」這樣對立的說法為例，顯而易見地，「滾回中國」一詞固然粗魯，卻也沒有直接禁止提倡統一者的言論；統一論者也很難說隔著螢幕就會立馬心生恐懼，讓他輸入中文的手指馬上打結。
更重要的是，言論自由的功能之一，既然是希望透過意見交流，形成輿論，促成公共事務的遂行，那麼主張「我有我的言論自由，所以你不可以批評我」的說法是絕無道理的。換言之，公共事務的遂行，不僅需在議題上提出理論與證據，有時更植基於不同價值觀的互相交換，才能有機會進一步相互妥協。
我們是否能限制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需要權衡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間的衝突。也就是說，當二者發生衝突時，並非以二擇一的零和模式解決，而應依具體個案的狀況，採取利益衡量的精神，盡可能讓兩邊的利益都能或多或少的實現。以司法院釋字第509號為例，大法官就明示：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仍得對言論自由作成適當的限制。
甚至，司法院釋字第623號當中，大法官更提到：言論自由雖受憲法保障，但並非意味絕對不受任何管制，立法者在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前提下，就可經由法律明確規定，給予適當限制。像是為防制、消弭兒少性交易的事件發生，法律就相關性廣告言論所為的隔絕措施，就是一種為了兒少身心發展等重大公益，所採取的必要手段。
精準來說，這樣權衡公／私益的觀察角度，運用了所謂「比例原則」的概念。其蘊含的思考步驟就是——先思考限制手段的目的是否正當，是否蘊含一定公益，緊接思考限制手段是否能達成限制目的，再來觀察所有能達成目的的限制手段之中，我們是不是選擇了侵害最小的那一個。最後要注意，因限制所增進的公益，是否確實優先於所限制的私益，避免輕重失衡。
面對不喜歡的言論，我們是否能隨意立法限制？
過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用《集會遊行法》禁止「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這樣的爭議言論。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445號中明白指出：在一開始申請集會、遊行的時候，主管機關若只是因為申請人有推動此一主張的想法，卻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毫無「明顯而立即危害」的事實，即不發給集會或遊行的許可，除欠缺管制正當性，也過度干預集會、遊行參與者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違反了憲法第23條所定的比例原則。
把視野拉到也禁止爭議言論的德國，他們曾立法限制納粹思想的散播。德國刑法第130條第4項規定 ，禁止人民以破壞受害者尊嚴的方式，公然作成頌揚納粹的言論。（有沒有很眼熟，例如在臺灣發表支持武統的言論？）
然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2009年的Wunsiedel判決中，卻表達合憲的立場，法院到底在想什麼？一言以蔽之，與前面大法官解釋相似，德國法院也做了「權衡」，認為言論若有可能影響社會秩序，則得予以限制。
根據學者蘇慧婕的整理，法院表示：因為納粹政府從1933到1945年間的暴虐統治，構成了當今世人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負面認同，故當代德國對納粹的暴虐統治始終無法脫免歷史責任，德國憲法秩序中可說是內建「棄絕納粹不法政權」的基本預設，從而能藉此進一步正當化國家對特定言論的限制。
然而，如果只是思想氛圍和人民的安全感受到影響，尚不足證成言論限制的正當性，因為自由議論的空間，是對抗危險思想和極權意識型態的最佳武器，而單純由言論交換所引發的負面情緒，也是自由民主之下的常態衝突。不過，當言論產生煽動情緒，並激化違法行為等改變外部現實的效果時，為了防範法益的侵害，則有限制該言論的正當性。
法院進一步總結：基於納粹暴虐統治的歷史背景，頌揚納粹政權等特定言論，是有可能激起對立、引發犯罪等公益危害。因此德國刑法第130第4項的規定已合宜地在言論自由和和平保障之間，進行權衡，所以並不違憲。
因此，面對不喜歡的言論，我們真的可以隨意立法限制嗎？若當爭議言論的主張只是讓部分聽眾少了安全感，多了不悅感，並未對民主體制產生較明顯而立即的危害，依照我國大法官及類似德國判決的說法，就比較沒有介入管制的正當性。
民主失靈與言論箝制間的永恆難題
言論自由並非無敵王牌，在偏頗資訊或分化意識流竄的今日，意見群體極化的問题，愈發強烈，且有正視之必要。換言之，政府根據政局的發展，不排除依照憲法比例原則的精神，取得重新調整言論自由市場的正當性。譬如限制特定爭議言論的主張，或令媒體開放時段（媒體近用），以利不同意見進行對話。
民主的政治過程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人民有機會面對不同立場的人們，透過真誠的對話與溝通，超越自己侷限的眼界與立場，一同面對共同體的未來，思考「共善」所在。因此，各種不同利益與價值，即有可能在完善的政治意識形成過程中，不斷凝聚與重塑。
然而如同美國Holmes前大法官所言：當人們堅信自己所說的是正確的，想要鎮壓不同的意見是很合於邏輯的。而危機狀態時所衍生的集體恐慌心態，不免放大了人民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想像，因此為了避免言論受到過度箝制，相關違憲審查，是不能輕易放棄的。
1989年天安門學運期間，王丹以「星子」為筆名在詩刊《季節雨》發表了新詩作品《沒有菸抽的日子》。而在臺灣的一波聲援中，歌手張雨生將此新詩譜曲演唱，詞裡面最後幾句提到：
去抽你的無奈，去抽那永遠無法再來的一縷雨絲；
在你想起了我後，又沒有菸抽的日子。
在那沒有菸抽，好比沒有充分言論自由的世界裡，我們理應在這雲霧逐漸飄散的故事中，慢慢看見一些啟示。
流轉在兩岸難以切割的歷史，國內派系的分分合合，國際局勢的詭譎多變，大法官與國外裁判指引了一些方向，讓我們在「避免民主失靈」和「避免過度箝制言論」這兩個載浮載沉的議題之間，持續掙扎求生。
參考資料
- 蘇慧婕（2016），〈第三帝國陰影下的言論自由保障：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政治極右言論案件中的立場演變〉，《臺大法學論叢》第45卷第2期，簡要版請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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