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瑜／國民法官正式上路：真能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今（2023）年3月，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籌備處公布「司法信心年度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相信司法公正的人僅有34.9％。司法院回應，該民調與其他民調結果有明顯出入，須進一步探究成因，未來仍將虛心廣納建言，讓民眾更加認同司法。

不過，在近年許多重大矚目案件中，法院判決和人民期待之間，確實都有不小的落差；為了消弭這樣的爭議，立法院便在2020年通過了《國民法官法》。希望讓國民參與審判，把不同的生活經驗和法律感情帶入法庭，補足現有法官的不足，藉以拉近人民與法官之間的鴻溝。

這項制度在今年1月1日正式上路後，全台第一件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子——也就是「台中黃姓業務員殺人事件」，更在次月24日於台中地院召開準備庭。檢辯雙方都出席，受到全國高度關注。

然而，在本制度上路前的模擬法庭，相關操演卻出現超乎大眾預期的情形，像是人民量刑遠比職業法官來得低，與一般「亂世用重典」的民意呼聲，大相逕庭。

由此，也讓我開始思考，國民法官制度是不是其實存在盲點？甚至根本上有不甚正確的預設呢？以下讓我們先從立法目的出發，了解立法者的期望，再從中分析相關制度是否有不合理之處¹。

為什麼要有國民法官？

為了讓人民參與審判，在設計各種制度²的時候，通常會顧慮社會大眾和法律工作者之間的思維落差，希望在審判程序中納入人民的聲音，消弭雙方的對立與不信任。如此目的，從《國民法官法》第一條可以看見：

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為了增進司法信賴，立法者心中設想的途徑，就是在審判程序中「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

不過，「法律感情」是什麼？和親情、友情，甚至愛情的概念一樣嗎？又為什麼立法者似乎覺得，既有訴訟制度運作現況「缺乏」這樣的元素，也才需要透過人民參審反映？讓我們從一個切蛋糕的故事說起。

法（律）感情是什麼？

德國文獻上，曾以一個小故事解說何謂「法感情」（Rechtsgefuhl）。內容大致描述小孩們等待媽媽切蛋糕的內心感受——事前帶著期待又缺乏安全感的情緒，事後因為某人的蛋糕較為大塊，深感不公而受傷害，這種心理狀態就是所謂「法感情」。

這樣的心理狀態，根據Riezler（1969）的研究，可分為三個層面³：

1. 能夠說出「法律是什麼」，擁有「是非對錯」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對於相關規範有大致認識與套用的能力。
2. 能夠批判法律有所不足之處，是一種「實現法律理念的渴望」。在這個層次上，就會對相關規範抱持批判態度，是一種針對價值衝突，經過理性評價後，所產生的情緒反應。
3. 抱持「只有對的事物才應該出現」的想法，是一種追求實踐現存法律秩序的態度，並體現於促進符合規範的種種行動，從而對法律的貫徹感到滿意，且對不法感到憤怒。

簡單來說，法感情可視為一種人人皆有的「素樸正義感」。而站在這樣的思考之上，鑒於近期眾多司法判決不符人民期待，立法者也就認定：當現行法官在理解與回應法感情的過程中有所不足，造成一般人民與司法判決間，對於法律理念的想像出現落差，因而才想辦法運用國民法官制度，在審判程序中納入人民的聲音，補足法律人在法感情上的「缺乏」，使判決結果更「接地氣」。

國民法官制度，真的可以提升司法信賴嗎？

首先，從各場模擬法庭的結果可以發現，拿過往知名案件審判的國民法官，其判決結果不見得都高於職業法官當初的判斷⁴，並未如立法者預期般補足職業法官的「不足」，使這些曾引發社會譁然的案件，其判決結果能趨向當時認定要重罰的民意。

究其原因，一方面立法者預設「法律工作者」⁵的思維（不知道什麼原因）皆被推定「缺乏法感情」，而須藉由納入人民聲音，才能真實反映這樣的感受；另一方面，其也預設「一般人民／非法律工作者」很自然就能擁有正當的法感情。

總體來說，不僅缺乏充足實證，在沒有弄清原因的前提下，就過度標籤化「法律工作者」，一味地把責任歸咎到部分族群頭上，似乎在說：只要判決不符民意，就一定是法官等人有所不足。但在必然有輸有贏的審判制度裡，又有什麼結果能夠真正使「眾人」滿意呢？

再者，即便認定「法律工作者」真的缺乏法感情，因而需要社會大眾為法庭帶入「社會生活經驗」，那為什麼要讓大眾從定罪到量刑，「完整」參與全部審判過程呢？

難道「法律工作者」連某些較無爭議的法律解釋或套用都無法執行嗎？反而需要大眾從旁來「補強」？如果真的如此，那應該討論的不會是審判階段的細節，而是更根本的法學教育？其間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居然會讓經培訓擁有「專業能力」的法律工作者，必須要由一般大眾相陪，幾乎立於和職業法官相等的地位⁶，這不啻回頭否定現行的法學專業教育⁷。

最後，即便認為國民法官制度真的能讓審判結果符合人民期待，藉以提升司法信賴，我仍然認為，這邊所追求的「信賴／信任」有一定的疑義。真正的信賴不該是立基在「你講了我想聽的話」，而應該建立於「即便你的看法和我的不同，但我能看見我所支持的價值觀有被認真對待、納入取捨判斷」。

所以，即便一個案件的審判結論和大眾預期不同，我們也應該回歸監督的角色，去理解其背後的思考邏輯及其理據是否合理、充分，而非直接認定其存在偏誤，甚至強行介入高呼「讓我來！」。一味追求表面「數字」上的一致，不過是一種虛偽的應和與鄉愿罷了。

那難道，國民法官制度真的一無可取嗎？也不盡然。

展望未來

我雖然認為立法者預設「法律人缺乏法感情」有欠考量，但不認為國民法官這種「人民參與審判」的設計毫無實益。就如黃榮堅教授在前（2021）年3月的「司法人文沙龍」中提到的：

這個制度有一個深層的意義，是跟國民溝通。……把他拉近到司法的角度，可能慢慢會比較理解司法的運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並不是像原本情緒上的認知，一看到答案不是我們要的，就說是恐龍法官……。至於國民法官裁判起來會更正義或更不正義？法官、檢察官有百百種，人民也有百百種，所以沒有看到任何事實依據，我沒有辦法預測，需要再觀察。

由此可知，人民參與審判的一大重點其實在於「增進人民與法律（人）的互動」，透過互動真正開啟相互理解、對話的可能，也才能看見雙方對於法律想像的真正差異，畢竟，人跟人之間的理解，自始都是彼此的責任。

除此之外，有些法律概念（如凶器、公然侮辱）在解釋上確實具有一定的模糊空間，非常需要經驗判斷與交互討論，加上部分具高度評價性的概念，都可能需要藉由「納入更多的聲音」進而探詢所謂的「社會共識」，界定出更「因時制宜」的價值取捨（類似討論，請參法白文章）。

台大法律系李茂生教授曾在臉書開玩笑論及：「在台灣如果批評醫界人士，你會成為愛莉莎莎，但如果是批評法界人士，你會成為正義使者」，從中其實也反映了，在面對專業和權威時，我們要嘛過度尊崇，要嘛過於輕視，但這都不是真正良好的信賴關係，真正的信賴應該是：藉由對專業的謹慎監督，讓人能夠相信與專業相伴的權力可以對自己的行動負責。

希望有天，「權力」終能找回和「權利」的互信關係。

參考資料

• 司法院統計處（2019）。司法輿情現況調查報告。
• 國民法官法暨相關法規手冊。
• A. E. Hoche, Das Rechtsgefühl in Justiz und Politik, 1. Aufl., 1932, S. 2 ff. 轉引自：吳從周（2014）。初探法感（Rechtsgefuhl）——以民事案例出發思考其在法官判決中之地位。台北大學法學論叢，(92)，1-46。
• Erwin Riezler, Das Rechtsgefühl Rechtspsychologische Betrachtungen, 3. Aufl., 1969, S. 6. 轉引自吳從周（2014）。初探法感（Rechtsgefuhl）——以民事案例出發思考其在法官判決中之地位。台北大學法學論叢，(92)，1-46。
•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7655號刑事判決。
• 司法院釋字第656號，陳新民大法官的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 當法官信任度跌谷底，司法與人民的距離能縮短嗎？

• 文：張哲瑜，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大三生，尚在探索人生的辯論俗人。
• 更多：FB｜IG｜Web

• 本文係著重於國民法官制度立法目的的檢討，將不另行介紹制度細節，相關內容可以參考：【國民法官模擬庭觀察】國民法官能助恐龍滅絕嗎？｜蔡孟翰，以及司法院架設的官方網頁。
• 各國主要制度的比較可以參考：陪審、參審吵什麼？5個QA看懂「人民參與審判」的司改爭議。台灣相關制度的研擬流變可以參考：國民參與審判之源起與流變｜梁家昊。
• 而在台灣的司法領域，對於法感情的援用在所多有，其中莫過刑事判決中對於量刑的規定，例如：86年度台上字第7655號判決中便提及：「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與法官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即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其他相關判決可參：91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89年度台上字第5062號及89年度台上字第5313號等刑事判決等。

  另外，在司法院釋字第656號陳新民大法官的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也引用了法感情的概念，稱某些法律措施的正當性，「反映了大多數國民的法感情，且其是以普遍性的社會價值及目的性來予以決定」。

• 相關模擬案件可參新聞介紹：蘇友辰／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觀察與省思（原案：4年6個月；國民法官：2年6個月）；行刑式殺妻嗆：不敢判死！狠男果真無期確定 國民法官模擬判更輕（原案：無期徒刑；國民法官：20年）；台北法院首場國民法官模擬庭圓滿落幕...家暴殺人「5對4」獲判無罪（國民法官：無罪）；台南男大生輾斃校花女友！最後傳訊：我要帶妳走 國民法官判無期（原案、國民法官：皆無期徒刑）等。
• 更不用說這個族群的定義與切割，可能自始比判決量刑更難。
• 亦即每個決定都需至少各一個職業法官跟國民法官同意（即便職業法官全體同意也不行）。
• 黃榮堅教授在去（110）年3月的司法人文沙龍中，也有提到類似的概念：「國民法官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透過這個制度，讓我們的司法裁判更接近公平正義嗎？但如果我們寄望的目的是這樣，那表示我們的法律教育把法律人訓練成遠離公平正義，所以必須要加入另外更公平正義的使者，讓裁判更接近公平正義，這是不是有點奇怪？感覺好像是加入一批乾淨、沒有被汙染的人，但他們加進來之後，還是要先給他們某程度的訓練、上課，換句話說，還是要先把他再「汙染」一下，太乾淨了也不行，那到底是要乾淨還是不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