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青／被集團操控的愛心販賣？——專訪巨輪協會街賣者
這裡離板橋市中心有一小段距離，偌大的空間隔成倉庫，也隔成辦公室和一間一間的房間，招牌的旁邊有四輪機車和枴杖，入口的幾臺電動輪椅充電時閃著紅色、橘色的亮光，大門入口堆滿高高的紙箱，搭著幾個有貨物或是沒有貨物的塑膠托籃，裡面有抹布、原子筆、口香糖和諸如溼紙巾等各種商品。
理事長陳安宗謝謝我來關心他們，因為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願意理解坐輪椅的身障街賣者，大多數的人會撇頭不買，少部分的人快快掏出錢，希望趕快他們離開。這些他們早已習慣，他嘆了口氣說：「我們這樣的人，其實就是把臉拿出來賣。」
身障街賣者的都會傳說是傷人的利刃
他說的是事實。來此之前，我原本想的身障街賣者早已經有各種不同的都市傳說，諸如將人手腳打斷後要求爬行在地；好手好腳的人坐上輪椅假冒身障；由集團控制並且逼迫身障者上街賣貨，甚至要求業績。
對此他們忿忿不平：「去賣的地方都在大馬路上，臺灣這種人口密集之處隨便都會有社工警察來問，這種集團控制的事情哪有可能發生在臺灣？」理事長嘆氣：「我們最大的困難是無法面對社會的異樣眼光。」身旁的其他成員努力插嘴起來：「我跟你說，那些都是假新聞、一定是剪接影片害死人的。」說著說著激動起來。
身障者的工作不僅僅是自己，我眼前的這位母親小茹姐來自中國，獨立在這裡推著自己的兒子和一籃子的街賣品生活，她接著說：「那些謠言不知道是從香港還是從哪裡傳來的，我們有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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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茹姐與兒子相依為命，幾次激動的打斷大家的談話，急切想要找出什麼，證明大家並非外界所想的集團。他們多次強調這是他們的「家」，才說到一半就跑去拿出「證據」——那些報紙，折疊整齊的收在牛皮袋中，上面的資訊寫出他們的故事，「我們有上聯合報」，日期是103 年10月23號，是一篇由記者專刊的調查報導。「呂思逸先生很好，他說他身為一個記者，就是要為我們正名。」
這篇報導寫出了他們的組織以及生活方式，用了「體制外的社福體系」來形容他們的關係，還加入勞工局及社會局的回覆。但這篇報導刊出後，再也沒有記者持續追蹤。
他們也因此擔心被惡意曝光，尤其是不懷善意的窺視。臺灣人並非沒有愛心，但愛心似乎只給「像樣的」弱者，「非全然的弱者」不可以享有社會資源。陳老闆過去領有低收入戶資格，接受補助而生活著，努力在街頭推銷販售後，聚集現在的朋友、「家人」們，大家一起組織起來思考「該如何維生」。他們試過幾個方法：聯合訂貨、設計特定產品、開會研究可能的街頭商品、針對人群的取向進貨……「我們不想和以前一樣被說是乞丐行業，我們很努力的不要在地上爬著，放那些歌，我們很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這裡每個人都在重覆同樣的話，但他們的選擇不多，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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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察驅趕，還能往哪去？
協會最有價值的資產是一臺廂型車，過去他們曾固定開車接送街賣者前往指定地點做生意，南至苗栗、北至宜蘭的鬧區。但在陳大哥身體變差後，便無法繼續用這樣的方式載運夥伴前往這些地方進行街賣了。
「我們以前跑去華納威秀，去地下街，看那裡的年輕人都在路邊，想說來賣撲克牌，大家進了貨之後卻根本沒人買。」話沒說完小茹姐繼續說起惡劣的驅趕行為，街賣者即使弱勢如同身障，依舊必須在驅趕下求情。「還好警察不會真的開我們單。」他們眼中的警察對於在街頭的販售者反倒寬容起來，「警察會說『不要再過來』，但我們能去哪裡呢？」「至少他們會先離開，但遇到保全就沒辦法了。」
身障街賣者所能到的場所受限於可用輪椅移動的空間，人們不喜歡看到推輪椅的雙人組合（身障者乘坐輪椅，後面有人幫忙推著到處跑，協助行動），小茹姐過去的經營方式因此受限。過去，他們一整天從萬華龍山寺為起點沿街賣，從祖師廟一直到農安街，運氣好，一天或許可以賣1500元，但如果沒有主動推銷，很可能連續一整天都「槓龜」。
協會成立之後，為了讓群眾相信他們沒有被集團所控制，巨輪的身障街賣者每個人都有協會立案的證明影本。近兩年，許多人開始改為使用電動輪椅，單獨出外推銷叫賣，但這樣的危險性高，也受限於電動輪椅的電池續電力，最多一天不能超過30公里，只能跑約4-6小時。新型的電動輪椅每月租借，租金1700元，他們直言，租用反而是較為經濟的方式，也比較能夠撐上一整天。這樣租借而來的電動輪椅還不用附上保養維修等費。
只是，現實擺在眼前：單獨去賣的收入和推銷效果遠遠不及有人在後方幫忙推銷來得好。少了推輪椅的人，主動推銷更加受限。當街賣者有人推行輪椅時，較為不便的道路可以繞過，彼此之間也有個照應，相較於此，單獨一人前往街賣時的風險高上許多。
除了地點，這樣的街賣也受限於天氣，他們看天吃飯，有些日子幾乎無法工作：像是梅雨、大暑、寒流。梅雨季節時，無法冒著大雨出門；酷暑時刻也不會有人在街上消費；寒流時節，對上了年紀的街賣者十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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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擺脫「販售愛心」的困局
巨輪協會十年前還在中和環球影城附近，一場大火燒光了當時的廠房與貨物，才搬到板橋大觀路這裡。從那時起，一起打拚共患難的十多位身障者也逐漸年老，加上消費型態改變、商場興起，他們的生意更加受限。雖然大家試圖找出改變的方式，期待可以從過去「販賣愛心」、「銷售同情」中轉型，擁有自己的品牌，但幾乎難以做到。他們也曾考慮直接向工廠訂貨，無奈臺灣工廠貨品價錢高昂，不大可能是街賣者可以有利潤的商品，中國進口的貨品又無法吸引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唯一的例外，是去年的紅包事件。「那真的是給我們大紅包，不知道真的可以有這種熱潮！」陳大哥的笑容溫暖起來：「真的是人家自己跑來跟我們買！」
他所說的「大紅包」，是2016年由人生百味所推出的系列商品，當時結合了插畫家和香氛片公司，透過積極的行銷而在過年前爆發網路上的熱潮，購買的人們衝著網路插畫家的人氣而自動前來購買。其中限量 2000 份的香氛片搶購一空，趁著過年前又再推出了印有「都包給您了，哪有錢結婚」的創意紅包袋。
他們既有的商品多數是日常用品，即使大量進貨依舊難與一般通路競爭，臺灣隨處可見的便利商店成為貨品的比價站，他們籃子裡面總是一些抹布、牙刷、原子筆和口香糖，人生百味的創意商品放在其中顯得格格不入，卻是與其他通路有所區隔的唯一商品——唯一一個「外面買不到」的商品。
這裡的身障者多數每個月只有3000-4000元的補助，陳大哥曾有低收入戶的補貼，一個月也僅僅8300元，在這樣的狀態下，這些年屆五十的人除了街賣，難有所謂的「競爭力」。陳大哥過去的努力也成為經驗，和身邊的朋友們一起包裝貨品、貼上協會的名字，把塑膠籃內的商品一樣樣排列整齊，甚至身上帶著協會的收據和立案證明，那句話又一次出現：「我們也想努力改變生活，讓自己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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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的團體屈指可數
但他們的道路看來並不容易，他自己組織協會，大量進貨後自求生路，在媒體曝光後，補助反過頭被社會局取消。勞工局則希望他們都要有勞健保，他指著門口那臺廂型車：「我們拿這臺車去貸款，信貸車貸都用上了，現在連想要改裝成無障礙車的錢也沒有。」我繼續問起這社會上幫助他們的團體，卻想了半天才擠出三個：人生百味、公益專案協會和威廉髮藝。
這三個團體一個提供「高附加價值」的商品；另一個公益專案協會讓他們免於被罰款，協助成立協會並應對政府；威廉髮藝則是長期小額捐款。我原本以為還有其他組織，但他們說完後呆著看我——現實中似乎也就只有這樣了。
出房間後，幾位身障街賣者自行煮了飯後看著電視，另有兩、三人在房間看書滑手機，還有人帶我看他們的日常裝扮。在人生百味服務的實習女孩們說，要試著幫他們調整塑膠籃的擺設、並且設計新的招牌，他們樂觀其成，拿出一個個商品，上面都印有協會的名稱，牆上同時掛著幾個輪椅的輪子，幾個人洗的衣服正在晾乾，我從另外兩位窩在椅子上的人身上，看得出來這是他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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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吃太好，會被說是集團操控
他們邀請我一起用餐，我突然想起來，問他們大家有沒有一起聚餐，陳大哥的表情卻落寞了：「我們不敢一起出去用餐，會引來麻煩。」我驚覺問錯話，他卻反過頭來安慰我：「哪裡有餐廳一次可以接十五台輪椅呢？」我答不上話，他接著說：「吃得太好，又被說是集團怎麼辦？」
無論如何努力，他們能做的依舊有限。社會大多數人聽信一些街頭謠言，產生偏見不願購買；少數願意購買的人又總是別過頭去，只求他們離開視線，「快買快走開」，想要道謝都看不到對方的正眼和鼓勵。在如今的商業社會中，商品也難有競爭活路。人生百味的成員也誠實告訴我，除了那次的「紅包事件」，他們的其他商品並沒有真正帶動熱潮，那次的香氛片和紅包行銷的成功難以複製，在這個強勢通路遍布大街小巷的時代，街賣者一直走得辛苦。
離開的時候，陳大哥堅持要送到門口，他還說我們可以試試新的電動輪椅，那是他們的新希望，畢竟有了電動輪椅後可以一個人賣，希望可以讓社會知道他們真的沒有黑道集團操控。
他坐在電動輪椅上揮手送我，外面飄著雨。
我記得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身體站不起來，但我們很努力的不要回到過去，在地上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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