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紘／集體暴力下的集體失憶——我的六四記憶與遺忘
（※ 文：吳承紘，記者）
2019年4月18日，台灣還籠罩在媽祖託夢和大地震的詭異氛圍時，萊卡突然上傳了一支名為〈The Hunt〉，長達4分58秒的宣傳影片。商業行為正常不過，但影片在第25秒時，全黑的畫面右方出現了「Bejing, 1989」，隨後是晃動的鏡頭，加上長廊盡頭看似公安的模糊身影。下個畫面，是緊張的攝影師拿著相機看向窗外。
一切盡在不言中。對那些曾在電視、廣播和報紙上「經歷」1989年6月那個夜晚的人們來說，一切都那麼熟悉卻又陌生。畢竟，已經30年了。接著就會發現，這部萊卡的廣告重現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美聯社記者Jeff Widener拍下「坦克人」（Tank Man）的故事。影片最後寫著：
當時雖然包括Jeff Widener在內，共有四位攝影師同時拍到「坦克人」的畫面，但Jeff Widener拍攝到這張照片的戲劇化過程，以及傳播的速度，讓他的照片從此成為六四事件最有力的控訴，甚至成了一個符碼。
只是，這個符碼不為中國共產黨所接受。看著這隻影片，想起六四事件30年來的世事變化，自己也從當年懵懵懂懂的國三學生，成了一個似懂非懂的中年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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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的「意外」
1989年4月，台灣解嚴不到兩年，解嚴對於一個剛從國小升上國中的小毛孩來說，唯一的差別就是比解嚴早了半年的髮禁解除。然而到了國三，每日的瘋狂小考和一百天不到的高中和五專聯招，是當時每日生活的唯一目標。因此，對於當時過世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以及這個即將改變許多人生命的事件，自然是渾然不覺。
不過在幾年前，台灣還處在戒嚴和民主衝撞的年代，在那個學校不時會廣播要小朋友們「不要撿拾共匪空飄氣球」「反共義士駕機來歸」（我還記得小四那年校長興奮地宣布這個消息時，全校歡聲雷動）的時空下，肅殺的戒嚴氣氛，也只有在這些時刻偶爾飄散出來。
而兒時記憶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出學校大門，對面馬路高大的圍牆上，士兵拿著上了刺刀的步槍站崗的畫面。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那裡曾是惡名昭彰的警備總部職業訓練第一總隊，也就是警總用來關押罪犯的眾多監獄之一。
到了5月，事情似乎開始變得不一樣。
胡耀邦去世之後，北京的大學生和市民自主性地在天安門舉辦悼念活動，但後來卻慢慢轉變成要求北京當局處理眾多社會與政治議題的示威活動。北京當局一開始還算容忍，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出面調停，希望可以和悼念的群眾達成共識，並沒有採取「斷然措施」，讓整個悼念活動成了最多時有100多萬人聚集的示威活動。
但到了5月中，學生發起絕食，中國其他城市陸續加入響應，使得整個示威活動逐漸形成壓力鍋。其實在1976年的天安門，也曾經爆發過抗議四人幫的活動，最後是以「棍棒」驅離群眾。這次會如何發展，全世界都在看。尤其將近一個月來的示威活動，讓正在開放的中國聚集了全世界包含台灣的媒體，全世界都在看事態的發展。
當時台灣雖然剛解除戒嚴，但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兩岸仍處於戰爭、「反共」狀態，因此天安門民運的發展，當局的國民黨自然是竭盡所能進行宣傳。
或許是暫時逃避聯考，或許是受到民主啟蒙的影響，我對於那些聚集在天安門的大學生們感到好奇，便開始用每天的零用錢買兩份報紙：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蒐集所有和天安門相關的新聞，直到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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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女神像
1989年5月底，媒體報導中共調動解放軍進入北京，局勢開始緊張。到了5月30日，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在內的20多位學生一起趕工，高約10公尺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立了起來，和城門上的毛澤東像遙遙相望。
中南海似乎無法容忍了。以掌握軍權的鄧小平與國務院總理李鵬為主的強硬派，決定採取武力鎮壓。6月3日到6月4日凌晨，解放軍肅清了天安門廣場，用戰車輾過一個個學生所搭的帳棚，民主女神像也被推倒。
當天的晨間新聞，這些畫面透過電視被傳送到全世界。之後，被槍擊的殘缺屍體和民眾，以及被戰車輾過的肉泥，還有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和影片，一一出現在媒體上。諷刺的是，1976年天安門示威的「受害者」鄧小平，在13年後，卻採取更激烈的方式對付人民。
我已經忘記那天的情緒了，但我很確定一件事情——原來國家真的可以用武力對付人民，沒有任何慈悲。
天安門事件隔沒幾天，台灣各界開始聲援天安門的示威群眾和學生。吾爾開希、柴玲、王丹等民運領袖的下落不明，演藝圈快速動員製作〈歷史的傷口〉紀念歌曲，並且破天荒地由各大唱片公司共同發行，在中正紀念堂上由各地動員來的學生傳唱，一時沸騰。
我記得當時學校還有安排車子，讓學生到廣場「聲援」天安門的學生，我當然也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的民主啟蒙，但諷刺的是，發動學生聲援的其實是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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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連鎖反應
1989年是科技準備起飛的年代，也是大量消費的黃金時代，媒體的聲勢正如日中天，那時候就算有假新聞，人民也深信媒體的權威而不疑有他。
也因此，透過傳播科技的進步，六四事件的血腥畫面赤裸裸、毫無保留地傳送到全世界，這可說是史上第一次有媒體，全程以平面和電子全程轉播的血腥國家暴力事件，連報導的記者也不少人遭受波及，台灣也有記者中彈受傷。而事件又發生在剛對全世界開放不久的中國，在那個仍處於冷戰的年代，全世界可說是嚇壞了。
雖然六四事件後，中南海當局快速地封鎖了對外的通訊，但也因為科技的進步，這些證據仍然被傳送到全世界，並且在進入網路時代後仍然可以不斷地傳播，即使中國全力防堵，也總有漏網之魚。
正當全世界期盼天安門民運是否能夠徹底改變中國時，六四事件瓦解了這些想像，也改變了一整個中國的年輕世代。幾個月後，在世人的驚嘆下，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統一，而這歷史性的畫面也同樣被傳送到全世界。兩年後，冷戰的超級強權蘇聯解體，並引發東歐共產國家解體的連鎖反應，台灣媒體稱之為「蘇東波」。
即使世界已經天翻地覆，冷戰也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宣告結束，但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仍不可撼動。隨之而來的肅清和國際制裁，也隨著國際局勢之間的變化而產生改變。肅清、黑名單在數十年依舊存在，但制裁卻早已取消。
中國成為強權和世界工廠，吸納了全世界的企業前仆後繼投資，成了美國作家Peter Hessler《尋路中國》裡那個不斷變動，處於移動狀態中的國家。
尤其在2008年北京奧運後，中國似乎徹底擺脫20年前那個屠殺自己人民的血腥政權形象，以象徵和平的奧運向世界伸出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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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憶世代：「管過去那麼多做什麼？」
30年過去，六四事件已成為中國最敏感的政治禁忌，在嚴密的國家監管下，1989年那個夏天所發生的事情，在所謂90後青年的記憶中成了一片空白，甚至質疑它的存在。
畢竟，1989年時，90後尚未出生，早幾年出生的80後末段班也正處於兒童期，很難對六四事件有印象。集體的失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國家灌輸意識型態（對台灣人而言，這一切是那樣的熟悉）。當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時，「管過去那麼多做什麼？」
30年過去，六四事件成了台灣政治界的照妖鏡。當年「反共」不共載天的國民黨，卻漸漸和死敵的中國共產黨漸行漸近；當年對中國共產黨敵意沒那麼深的民進黨，則成了「反共」的最前線。
〈歷史的傷口〉早就沒有人傳唱，當年買的那卷錄音帶已經躺在抽屜多年。而1989年夏天，用微薄的零用錢所買來的數十份和天安門民運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報紙，也在某次的颱風中泡水報銷。
台灣早就經歷了解嚴和解除動員戡亂，正式邁入民主社會，但我們對於中共的了解卻似乎越來越模糊。
人類從歷史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學不會教訓，民主從來不是天賦人權。不意外地，在中國的壓力之下，萊卡的廣告片從YouTube下架了。中國看似勝利了，但其實不過是欲蓋彌彰。
1991年，德國搖滾樂團Scorpions發表〈Wind of Change〉，這是主唱Klaus Meine在1989年8月前往前蘇聯首都莫斯科辦演唱會時所寫，當時距離六四事件不過兩個月，共產世界和自由世界的緊張局勢，讓整個世界都緊繃了起來。Klaus Meine看到了人心思變的風潮，他也的確「預言」了之後的發展。這首歌裡他唱著：
這股改變的風潮已經過去將近30年，中共似乎不動如山。同樣都來自德國，〈Wind of Change〉的官方MV裡，正有六四事件的畫面，遙遙呼應著萊卡的廣告。
或許這是個歷史的玩笑與巧合，諷刺國家的集體暴力下，掩飾真相和集體失憶能維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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