癮君子／《午後彌撒》：孩子是殺人犯——加害者家屬如何與社會共處？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電影《午後彌撒》（Mass）為新銳編導法蘭克南茲（Fran Kranz）的首部劇情長片，並以美國社會相當關注的槍枝暴力作為背景事件。極富張力的演出，更在日舞影展中大獲觀眾的肯定。整體來說，故事的情節，大多是由殺人犯跟受害者的雙方父母來推進。
他們齊聚於教堂會議室，企圖展開一場能夠促成修復的對話，卻又未能克制心中的思念與憎恨。在明亮的午後，一來一往的言語交鋒，關於咎責，也關於真相，無論是誰都有各自的無奈，但談到最後，他們紛紛發現：扭轉悲傷的轉捩點，其實在於和解。
無影無蹤的創傷，無所不在的悲傷
首先，比較特別的是，貫穿《午後彌撒》的重要主題——校園槍擊事件，完全仰賴角色的主觀口述。我們僅知道名為海登的少年，持槍闖入校園，並以脈管炸彈展開隨機攻擊，然後在圖書館舉槍自盡。除了那一條孤零零掛在鐵絲籬笆上的祈福絲帶，整個觀影過程，不見任何一絲有關於暴力的具體呈現。
即便雙方（殺人犯／受害者）父母一度交換孩子們的照片，鏡頭也都蓄意不去帶到實際的內容。換言之，作為觀眾，我們知悉事件，卻無法透過詳盡的報導、錄音或是示意畫面，進一步釐清當時的案發始末，自然也難以體會受害者父母所說的無情，究竟又有多喪盡人性。
電影之所以如此安排，倒也不是要吊人胃口。某種程度，缺乏拼湊事件的素材，正巧是在強調：每份創傷皆都無比獨特，並也無比孤單。畢竟，再怎麼努力貼近，旁人的理解，終究只是一種猜測、揣摩。超越想像的創傷事件，過於龐雜且紛亂，恰巧不是一般大眾所能觸及的情感經驗，想當然沒有辦法給出深度的同理。
那一份隔閡感，在往後更會促使創傷遺族潛意識地封閉自我，藉以不再體驗情感上的落空。例如，電影內的教會同工，就曾以「療癒之地」一詞，暗示受害者父母能夠因此獲得救贖。可想而知，教會同工固然是好意，但過於天真、毫無説服力的發言，反倒會讓受害者父母覺得煩躁，好似痛苦又一次未能被人接住。
不僅如此，延伸至悲傷歷程，大眾所預設的痛苦，通常緊扣著特定的時間點。然而，因應意外而離去的生命，不僅是身體性的消亡，亦象徵一份共享未來的破碎，當中的悲傷，往往是隨著時間一天一天膨脹，或說一天比一天確實。因此，創傷之後的悲痛曲線，並不一定是從高峰開始往下跌，也有可能反過來持續攀升，然後一再把人推向崩潰臨界點，甚至引發連鎖反應，包含電影提到的失眠、魂不守舍，以及關係破裂。
正如電影所揭示：「就算放任時間沖刷，傷口也不會癒合。」被動等待救贖造訪，不過是緣木求魚，驅動不了心靈的康復。甚者，如前所述，那一份悲傷還會造成現有關係的嫌隙。比如因為太想迴避創傷，不自覺疏離其他親友，不然就是過度沈溺在悲傷中，無暇留意他人的需求，並也缺少精力維繫目前的關係。
日積月累之下，本還渺小的隔閡感，逐漸茁壯成巨大的幽魂，看似無影無蹤，實際上卻無所不在，頻頻阻擾「創傷遺族」跟「外在社會」之間的情感交流。所以，意外喪子猶比天外飛來一顆隕石，其所帶來的衝擊，紛沓而至，並不會侷限於親子關係，更會掀起一波波漣漪，陸續促發生理、心理，以及社會性的問題。
也因此，對於意外喪子的受害父母來說，他們需要全方位的協助，而非蒼白的安慰、疲軟的鼓勵，譬如：時間會治癒一切、死亡必有深意，全都太過遙遠。未能契合需求的好意，非但一廂情願，更可能導致反效果，而這正是受害者父母願意答應會面的根本原因：不願再被負面的情緒綁架，並且受夠持續困在破碎且不幸的敘事中。
然而，他們想要改變，卻也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兒子已經逝世的情況下，戰戰兢兢，深怕一不小心，會連心中那一份孱弱的精神連結都得失去。以此來說，意外喪子既是創傷，亦是一種失落，暗暗磨損生命的韌性，使人變得畏縮。不管是對於自己、他人還有世界，都不再那麼篤定，進而難以承擔任何的風險。
與此同時，父母也會害怕自己過得太幸福，對不起離去的兒子，但又擔心自己活得太鬱悶，可能辜負曾經體貼自己的善意。久而久之，舉步猶疑之下，宛如卡在一個真空的夾層中，抑鬱且窒息，無論是要往前，還是往後，全都潛伏著恐懼。
至此，電影如實呈現創傷遺族心中的拉扯，好以表明不只情緒起起伏伏，就連背後的動機，同樣也勾動千愁萬緒。恰恰解釋為何「走一步，又退兩步」的情形，在康復的歷程，並不少見。甚者，時而消極，時而積極，所謂「飄忽不定」反而才是常態。
建構在期望裡的真相，僅僅映照片面的真實
承前所述，單單聚焦在受害者父母，電影就已提供非常厚實的描繪，可說是真摯展現創傷遺族普遍常有的曲折心境。然而，不被社會大眾理解的，可不只是受害者父母，還有殺人犯的雙親。畢竟大眾的焦點幾乎都在殺人犯的形成，甚至會以獵奇的心態看好戲——原生家庭的故事越是扭曲，得到的關注也就越多，何其諷刺。
從古至今，鮮少有人可以，或是願意看見犯罪者家屬的痛，以致於當中的無力、徬徨與懊悔，始終未能獲得宣洩。不斷盤旋的情緒，近乎成了犯罪者家屬的生活主調。對照到電影，猶如受害者父親所怒吼：受盡折磨，然後痛苦地活下去。
誰叫他們要養出一個殺人犯。
電影中的李察與琳達，作為父母，本就得概括承受子女的一切，受到公審、謾罵正好是罪有應得。到頭來，犯罪者家屬的人生，自從兒子犯下罪行的那一刻起，瞬間全面停擺。先是失去腦海中關於兒子的無邪形象，再被剝奪生而為人的權利，好比隱私、尊重，以及追逐幸福的自由。接著，就連悼念兒子、保留愛意，諸如此類的私密抉擇都得受人干預。
身為犯罪者家屬，默默吸收創傷遺族的憎恨，甚至逆來順受整個社會的仇視，像是唯一能被接受的贖罪方式。所幸，在討論創傷內涵的過程，電影不忘去探問普羅大眾忌諱的話題，比方殺人犯父母獨自背負多少的辛苦？又或是該如何面對，死去的兒子同時是兇手的矛盾？換句話說，本文開頭提到的槍擊案件仰賴口述，非但呼應了創傷的本質（意即不被人理解），更還嘗試暗示——每個人的真相，僅僅是一種片面解釋，不足以代表事情的全貌。
我被迫相信我兒子的生命毫無價值，就因為他死前的惡行。
——《午後彌撒》
比照現實世界，當人們在談論隨機攻擊事件時，總是習慣從親子關係切入。電影照樣以此切口，進一步闡明兩種經常性假設，以及其中藏有的謬誤、不合理之處。
其一為華人常說的：子不教，父之過——殺人犯之所以成為殺人犯，想必是因為教養出現問題，比如忽略、偏心、放縱，或是家暴。然而，參照電影內容，我們透過對話得知有一份公開調查報告，至少就檢方的角度，並沒有找到相關證據，指出父母具有嚴重疏失。唯一較大的變動，也就是因應經濟考量的遷居，進而導致兒子需要轉學。由此可證，雖然難以斷定犯罪者家屬是否為足夠優秀的父母，但明顯不是人們口中的毒親、失責監護人。
或許，恰如《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所提醒：即便是正常的家庭、盡責的父母，依然可能養出一個殺人犯。就像心理疾病涉及一整個生態系統，犯行的脈絡照樣無比複雜，往往無法收束成單一的成因，或許是教育，也或許是一段關係。易言之，就算受害者父親提出的科學論證，恰好說明「腦部缺陷」之於「犯行」的相關性，卻只適合當成貼近真相的麵包屑，而非道德淪喪、撒旦之子等觀點的背書。
接續前題，經常性假設還有第二點：父母必然全知全能，得以藉由細微的跡象，精準預測孩子未來的犯行，所以應該適時預警，並且採取更為強悍的行動，以便有關當局即時介入。這個假設顯示出，父母絕對可以避免憾事發生，端看是否充分細心，或是具有足夠的行動力。照樣參考電影內容，作為父母，雖然李察與琳達願意關心自己的孩子，並也察覺孩子面臨到人際問題（國中時遭到同儕霸凌），然後嘗試安排就診與諮商，仍舊無功而返，甚至引起孩子的反彈，好似他是一個糟糕的怪胎。無奈之下，只好暫且中斷專業協助，靜靜等待合適的契機到來。殊不知，早已沒有下一次。
換言之，身為犯罪者家屬，他們不只意識到兒子的困境、孤立以及沮喪，更還進一步向外求助。遺憾的是，一連串的精神診斷，躁鬱、憂鬱、思覺失調等病名，皆都未能讓他們走入兒子的心房。甚者，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患的污名化，反而倒過來危害治療的投入，並使兒子走向極端的情緒處理方式——暴力，再以自我毀滅、玉石俱焚的方式，孤獨走向生命的終點。
就以第二點來說，對比受害者父母所質問的：犯罪者家屬做得夠多了嗎？答案沒有人知道。可以說每個環節都出了一點小差錯，也可以說每個環節都做了一點努力，彷彿抱著一顆定時炸彈在生活，父母自然知曉自己的兒子情緒不穩，但要說能以此預測到未來的槍擊案件？言過其實。那些信誓旦旦的斥責，較像是鄉民的事後諸葛。
更何況，海登上了高中之後，人際問題大幅改善，不只漸漸交上朋友，更還找到轉化壓力的方式——網路遊戲。看在父母眼裡，海登無疑進步許多，誰會想到那是偽裝？況且，當孩子下定決心要隱瞞內心的想法、計畫，又要怎麼察覺其中的不對勁？
再者，站在父母的角度，那等於是要他們相信：兒子並不如自己想像得單純、善良。或許，客觀來講，父母做得不夠多，但人類終究是情感豐沛的動物，不可能如同一台冰冷的電腦，僅僅按照外在數據，就把孩子標定成冷血的禽獸。所以，將親子關係類比為警匪關係來經營，無疑是強人所難，更也違反人性。
綜上所述，電影犀利闡明大眾的死角，並還揭露一系列駭人的事實：不管是面對自己的孩子，或是隨機攻擊事件，人們的理解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是無知。若依照成見來拼湊、闡述事件，反而容易踩入非黑即白、去脈絡化的陷阱，更別說未雨綢繆。
也因此，雖然獵巫能使我們暫時擺脫恐懼，找到一個理由說服、提醒自己，不會落入別人的下場，卻也使得「真相」撲朔迷離，進而難以從結構面下手，逐一扣緊那些鬆動的環節。於是，不僅創傷遺族需要全面的協助，犯罪者家屬更是如此，尤其許多事務本就不該全由父母執行。一如過去將家暴轉變為公共事務，將責任歸屬提升至社會層級，才有辦法合作建造緩衝機制，在失速的家庭出軌之前，立即伸手導正。
我們什麼都沒說，因為無話可說；我們什麼都沒做，因為不知道該怎麼做。
——《午後彌撒》
結語：互相折磨的仇人，亦是最為親密的盟友
只不過，討論犯罪者家屬的真相，並不表示電影就要推翻、否定受害者父母的感受，又或是合理化殺人犯行。再加上，若連旁觀者都會下意識地忽略犯罪者家屬的困境，遑論受害者雙親？故此，即便電影企圖導向和解，依然謹記不要流於鄉愿。太過圓滿的收尾，只會讓電影顯得不切實際，因而白費一路以來的鋪陳。
最終，面對無法化解的對立，電影巧妙地採用交換故事來處理，藉以達到互相諒解。具體來說，作為創傷遺族，蓋兒從兒子的童年趣事中，打撈到生命的意義，進而不再把「死亡」推動「社會改革」這件事，當成唯一的價值依據。
作為犯罪者家屬的琳達，則是坦言自己同樣害怕，每當兒子情緒暴走，就會遁逃到臥室鎖起房門，但早知道會發生如此慘案，她甘願代替他人挨揍、受苦。這無疑是一份勇敢的自白，彰顯琳達的懊悔以及無助，並且形成某種程度的壓力釋放。
巧妙的是，故事的療癒力，來自於對方的參與。若不是琳達的提醒，蓋兒必然會繼續糾結兒子死後的意義，而非死前的美好回憶。相反地，要不是蓋兒願意傾聽，並給予溫柔的擁抱，琳達的苦痛，永遠無法消退。甚者，藉由密切的書信往來，蓋兒與琳達不知不覺成為「知曉」彼此傷痕的那個人。
雙雙歷經喪子，雙雙因為攻擊事件而生活驟變。實然，每個人的傷痛終究是非常私我，不宜混為一談，但至少在這個世界上，互相撫慰的關係，亦讓她們分別成為——觸碰彼此內心的特殊存在。至於心中那一份不被理解的孤單，以及停滯的生命，終究因為關係的流變，緩緩迎來久違的曙光。
整體來說，本作的資訊量十分密集，卻又飽滿，方方面面皆是細節。首先是立體刻劃創傷，再來是敏銳的節奏嗅覺：雖然場景單一，依然透過細膩的剪輯、洗鍊的台詞，營造不少令人屏息的火花。
不過，最為可貴的是，導演利用電影這個載體，賦予犯罪者家屬撕去標籤的發聲機會，即便不討喜，仍恰恰豐厚人們對於大規模隨機攻擊事件的認識。以此足見，作品的終極目標不言而喻，實非訴諸同情、寬容，而是促進省思，然後從中尋找一條相較縝密的體制路徑。畢竟，該如何確保悲劇不會一再發生，得靠現實中的我們共同努力。
- 受限於篇幅，本文的內容大多是以電影劇情為框架，假使針對本文主題有興趣，建議閱讀曾經提及的《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或是黃宗潔老師的書評：〈凝視深淵的愛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另外，由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所執筆的著作《背離親緣》，同樣也有相關討論。
- 文：癮君子，結合諮商心理師的專業，提燈輝映故事的細節，並以此抒填影劇與生活的孔洞；IG。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