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旻諺／太陽花運動九年後：抵禦中國步步進逼，台灣欠缺哪些努力？

從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2014年3月，台灣太陽花運動敲響了全球民主國家陣營反擊中國經濟威脅的第一記警鐘。美國、日本等中國主要貿易對手國，相繼於2018年起，著手調整法制措施，修正外資審查規範，強化經濟面向的國安體制。由英國國會議員發起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也成功連結多名歐、美及亞洲的立法者，共同關注中國經濟崛起後的負面效應。

美國更帶頭科技先進國圍堵中國，防堵中國解放軍或晶片廠獲取關鍵技術，以此延緩中國產業進展。而香港人則付出了巨大代價，向全世界清楚證明：遭中國吞併的經濟體，其政治自主性如何在中國獨裁統治底下，全面崩潰；新生世代又是如何被血腥、殘忍、暴力對待。

在另一個平行宇宙中，台灣沒有擋下「兩岸服貿協議」，與往後國際抗中潮流背道而馳。馬英九政府自2008年取得政權以來，持續與中國簽署協議，一步步完成主權併吞的前置作業：《旅遊協議》（2008年）、《海運協議》（2008年）、空運協議（2008年）、郵政協議（2008年）、陸資來台投資共識（2009年）、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2009年）、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2009年）、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2009年）、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2010年）、投資保障協議（2012年）、海關合作協議（2012年）。接著完成簽署服貿協議，協商貨貿協議。

馬英九的對中政策路線完全吻合2005年「連胡會談」裡「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所揭示的工作目標。根據連胡會談，經濟合作的下一步即是軍事合作，如同馬英九在2013年曾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拋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台灣定位的終局將走向「一中和平協議」下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最危險的地方：台灣人自己造成的結果？

然而，即便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扭轉歷史方向，台灣人卻沒有能一勞永逸地享有和平與尊嚴。中國對台經濟脅迫與軍事恐嚇與日俱增，《經濟學人》稱這個處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地緣要位的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這個「最危險」的宣稱並非絕對負面，事實上，媒體如此表述突顯出國際密切的關注，令台灣有利於控制外部風險，獲得更多實質外交空間——如同民進黨政府近年一再突破中國的封鎖，與美日等盟國發展經濟與軍事合作模式。

真正危險的變因，在於台灣內部危機四伏的民主體系：民進黨接連在兩次地方層級大選中失利，雖然民進黨的失敗，不全然代表台灣民意轉趨親中，但是國民黨的復辟卻讓親中勢力斬獲更多資源與陣地，並釋放混淆的政治訊息。當台灣社會抵抗中國併吞的意志不夠堅定，或是多數抵抗力量無法團結，國際社會將失去根本的正當性介入協助；「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成為台灣人自我實現的非意圖後果。

太陽花運動的社會能量曾大幅翻轉台灣政治版圖。一連兩屆中央選舉，民進黨都獲得國會多數席次與執政黨地位，新興小黨則還掙扎地積累影響力。當初組織運動的其中一支民間力量，後成立「經濟民主連合」，至今九年期間，持續以倡議行動與中國影響力周旋，捍衛台灣政治與經濟自主性。這股民間力量早在2013年6月就警覺「服貿協議」的潛在傷害，由賴中強律師等人召集倡議行動，拉攏民眾、立委關注馬英九後續的政治動作。

當民進黨於2018年敗選，亡國感籠罩台灣社會，經民連致力擴大社會連結，隔年的3月18日推動「台灣公民陣線」，依此擬訂「2020台灣公民政綱」，以堅實的政策改革論述，嘗試挽救民主信心。2023年經民連因應民進黨在九合一大選重蹈敗選危機，於是在今年318當天發表「2024關鍵政策」，點出民進黨政府對國安體制、對中政策與民主防衛機制的努力仍然不夠。

以「防衛民主」為主軸的對中政策建言

經民連檢討蔡英文上任後的施政，針對防衛民主的主軸，提出六大政策方向。在我看來，經民連的主張結合「急迫性」、「階段性」、「全面性」、「法制化」等四個層次的思維。中國已經毫不掩飾武力統一台灣的企圖，頻繁在台海製造緊張情境。況且，烏克蘭經驗已經證明：獨裁者基於維繫統治權力的需求，戰爭仍會在違背經濟理性的情況下發生。因此，台灣對中戰略必須重視時間的急迫性，盡可能及早準備，才能有效嚇阻侵略行為。

再者，民主轉型後的台灣仍依存在老舊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上。這一方面提供台灣權宜的手段，存續實質國家條件，也虛應國際現實；另方面卻使台灣受困於領土範圍、國民身份、國家忠誠義務的曖昧性，在面對主權消滅威脅時進退失據。換言之，台灣無法以國際現實作為推託之詞，全面棄守舊中華民國憲法所遺留的法理問題，而是要直面困境，拆解舊制，成就階段性目標。

第三，對中政策需要根植於體制重整的基礎，避免個別行政官僚欠缺國安意識的本位主義，導致改革的力量受到牽制。最後，務實推進法制工作才能鞏固民主防衛改革的成果。

常有論述認為，對中議題涉及政治敏感，執政黨為了避免修法爭議，改以實際政治作為取代法律主張，才是聰明且實際的施政。然而，法制化工程核心意義即包括創造政治共識的均衡點；的確，擬定法制共識的過程必然遭遇克服爭議的困難，但是，愈接近危機時刻，爭議所引發的紛擾反而會愈加強烈。當政治考量全面取代法制工作，棄守法制而逕自迎向危機的最終結果，就是政治上的全盤皆輸。

具體手段面對中國滲透的現在進行式

「中國滲透」、「台人投共」、「在地協力」等議題早已不只是警示，近年一再有實際案例或研究發現，提醒台灣社會注意這些正在發生的現實。經民連認為，針對共諜、公務員、軍人、中國協力者，應該從不同法制面向因應。2019年，立法院已將中國納入外患罪規範，經民連考量當代中國對台統戰樣態的多樣性，主張應該進一步檢討外患罪規定，置入法律手段，反制中國政府經由投降協議、政治協商、代理人政府、北平模式併吞台灣。

針對中華民國體制對公務員與軍人忠誠義務造成的混淆，經民連提出將「保衛台灣人民」，納入公務員與軍人的就職誓詞。再者，對於在地協力者資訊透明化的議題，經民連建議分別修正《政治獻金法》與《反滲透法》，一則擴大申報範圍，揭露第三人為參選者造勢的經費來源，二則令附和中國統戰的宣傳經費來源得以透明化。

在行政建制的改革上，經民連分別就「全民國防」、「投審制度」與「國安體制」等三個面向提出看法。經民連主張組建義務役國土防衛軍，為灘岸、城鎮、基礎建設建立常設守備部隊，並檢討《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強化民防體系。經民連也彙整長期追蹤中資個案的經驗，訴求將外資審查改採單軌制，要求投審會別再只以資本來源國作為准駁依據，而是要直視資本對國安的實質影響力。同時，亦應加強管制敏感科技對外輸出。

歸根究柢，上位的國安建制也是改革重點。經民連援引日本經驗，提出增設行政院經濟安全副院長或政委，藉以矯正財經官員欠缺國安意識的本位主義；另方面參考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統籌邊境巡防、移民事務、關鍵基礎措施、資安等層面的管制業務。最終，總統應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修正，涵納多元專業的幕僚團隊，改善當前國安幕僚的質量與封閉性。

當然，強健民主體質的工程不單只有「防衛民主」的面向。如同經民連的論述也包含了「經濟民主」與「在地民主」篇章，三者皆是台灣民主深化路途不可或缺的實作方向。中研院台史所吳叡人教授認為，台灣實踐民主的成果已讓自身不再只是國際政治裡被動的角色，深化民主實踐就是增強台灣身處帝國夾縫的能動性。

太陽花運動退回服貿之後，地緣政治環境變動風起雲湧，多大程度上，台灣能夠主掌自己的歷史命運，端看我們是否能成功接續民主追求的動力。

• 文：江旻諺，香港大學經濟學學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暨中國研究碩士，《如水》編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