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吉生受訪與「觀看的他者」：本土語言的苟延殘喘

最近常聽到30歲後半的同輩提起，關於台語等本土語言可能在我們這一代消聲匿跡的擔憂。對於這樣的「轉變」，我其實納悶，畢竟在初上大學、出社會的20初頭當時，從未聽過他們吐露過這種焦慮。

一直以來，台語等本土語言總處在很微妙的狀態。在國內，一方面有人覺得它們快瀕臨絕種而奮力拯救，但也有人以有色眼光觀看這些行動者與主張，視其為固執的意識形態。因此，在甚麼場合使用甚麼語言、使用的比重該如何拿捏，總是讓人頭痛。用得好被稱讚「接地氣」，用得不好則被抨擊是基本教義派。相反地，外國人沒有這種包袱，從大學校園裡爆滿的台語選修課即可知一二；不管怎樣，他們說台語，就是潮。

正因為複雜，所以國內外因素交相重疊時，往往更突顯本土語言所處的境地。世大運期間，網球金牌得主莊吉生的台語受訪所引發的反應／效應，就是一例。

一個經典的畫面是，他在受訪時，面對場邊傳來的笑聲，仍靦腆地笑著問道「恁哪會攏咧笑？」。這一幕對有些人來說，彷彿一記重拳，他們覺得那是訕笑，顯示對台語的輕蔑，或者對於公開講台語的反感；但也有人認為那是感動莊的純真而發，並非惡意。無論如何，看似南轅北轍的感受，卻指向了同一件事：曾是最多數人使用的台語，早已變成人們的身外之物了。

還是只能在私領域

那個「笑」，是對公開講台語的反感或輕蔑嗎？可能有人會說不要想太多，解嚴已經三十年，這個社會已經自由開放，甚至以擁有眾多粉絲的豬哥亮、收視率很好的《超級紅人榜》等，來當有力的反證。但這只說明了台灣社會沒有全面封殺台語使用的空間，而無法作為社會對此寬容或接受的佐證。

畢竟，電視節目等看似公開，實則半密閉。「公開場合不准講方言」的黨國幽靈也仍以不同方式禁錮著行為舉措，豬哥亮、台語歌手，或者所謂本土劇演員，幾乎都用華語受訪的反差，似乎就訴說著某種「忌憚」的殘存，甚且是自感不登大雅之堂的「羞赧」。不過這樣的心緒很幽微，常常在「這樣比較多人聽得懂」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忽略。總之，在這情境下，台語最多也就是私領域、表演層次的。而大多數人呢？已變成了「觀看的他者」，即便他們應該都「還算是」這個語言的使用者

而在自己已甚少使用台語的「觀看的他者」之中，又可大略分為兩種人。第一種人持著同情，台語讓他們產生鄉愁，他們厭惡莊吉生被人恥笑，又或者肯定他的「勇敢」。另一種則是那些具體反對的人，他們表露的其實是對本土語言受到重視的焦慮，或者自身處於劇變社會中的不安。不論是哪一種，不管有沒有意識，卻也都再一次地確認了：本土語言其實還不能真正擁有「公開使用空間」這件事。

▲ 莊吉生受訪片段

許乃仁主播講台語

說得好像完全不能公開講台語一樣？那倒也不是。現代化的體制、系統化的社會，其支配總是纖細，而讓人難以察覺。年長者、國外長大的台灣後裔，或持特定理念的人，是可以用台語接受訪問，而觀眾沒有違和感的。

當大家知道金牌得主莊吉生從小是在美國長大之後，這個社會生出些寬待並迸出火花，FOX體育台甚至為其備辦了全台語專訪，好像本土語言從未被排擠似的。但試想，如果那個用台語受訪的是本地土生土長的選手，媒體會有一樣的反應嗎？他會不會被視為某種政治性的舉措，而受到強烈的攻擊？FOX台是不是就不會安排全台語聲道的訪問，眾多的體育迷更不會有機會發現，原來知名體育主播竟然也會講台語？

在我們這一代，「發現」某人原來會講台語，總是讓人驚奇！當本土語言被鎖在私領域、家庭時，這一點也不奇怪。而且失去公開的地位，會讓人們更不願在家裡使用，更何況，現今家庭成員的關係越來越不穩定，它就更一點一滴地破碎掉了。

因此，公開使用的例外空間很重要，它偶而可以為本土語言的延續帶來一些貢獻。但縫隙不把握，就又會流逝。回想起來，我這一代之所以還能保留些語彙或言說的自信，多半還是要感謝林強、L.A. BOYZ或早期伍佰捲起的新台語歌浪潮。但隨著這些「另類分子」脫卻了非主流或小眾的外衣；或者這些「異文化人士」待在台灣的時間越久，他們也就逐步地融入了原來出自於暴力的「約定俗成＝講國語」就好了！「例外」，終究只是點綴，縫隙關閉後，語言也就失去了活力和正當性。

古天樂講北京話

在戰後複雜的歷史與政治社會演變中，可能已經很難分甚麼「他者」或是「自我」。但劇烈變化中的香港，可能是一面鏡子。

今年七月，港星古天樂在香港出席書展分享與談時，突然被一位台下聽眾以英文要求講普通話，沒想到古仔馬上以普通話回答：「當然可以，沒有問題！」，並笑著說：「主辦單位會加字幕，你回去可以選喜歡的慢慢看」。其後，古天樂都先以粵語回答完後，再以普通話複述，整個「自我翻譯」過程，（應該是香港的）觀眾笑聲不絕於耳。

莊吉生和古天樂的「觀看者們」的「笑」，有著很強的古今對照意味。在香港，雖然也歷經了些許變動，但總之後來粵語成為了多數人使用的語言。雖然近年中國強力介入以粵語為主的教學現場，但終究還沒成功，所以香港聽眾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要求，還能一笑置之。

相反地，台灣在經歷過強力的國語教育推展，對於講本土語言已經失去信心，還屢屢以「技術問題」來自我設限，其結果就是一位在家庭的語言環境中沒有被強勢主流馴化的莊吉生以台語受訪，然後竟引來一陣莫名的笑。五十年後。如果粵語在香港的地位被取代了，相信莊吉生現象也會在香港上演，反倒是若要求古仔以粵語發言，恐怕會被指為民族主義或地域主義呢。

▲ 古天樂遭民眾要求說普通話

從「觀看」的，變成「介入」的他者

也許是意識到多數已成為「觀看的他者」，而不去言說使用，所以周遭的同輩開始意識到本土語言即將消聲匿跡的危機，發起種種自學的行動，本土語言中的台語都已是如此，客語和原住民各族語言的狀況，想當然爾是更加嚴峻。畢竟，三十歲世代自身已失去完整的言說能力時，不是要不要傳承下去的問題，而是無法傳承下去。

其實語言復振相對其他社運議題的推動來得簡單，只需要你去「講」，只要多一個人堅持去「講」，就有機會多活一天，而且越是公開講，才越可能保住命脈。憂心有人聽不懂的這種技術問題，可以透過字幕、現場口譯、自己口譯等方式克服，不會是大問題。

但是「講」，卻也是最困難的，難在於必須打開且突破「心結」：所有加諸於這個語言的污名形象，都可能背負在身上，自我懷疑與他人攻擊都可能接踵而至，你會變成「當事者」，不能只是「支持者」，這和聲援其他社會運動的議題，有很大的不同。

1998年的大一，我跟同學透漏了語言消失的擔憂，周遭的人都跟我說不要太沉重，不也有很多人還在講嗎？可是大家忽略了，問題是出在會講的人越來越不講了；大家都說聽得懂就好，但沒有人說了，也就不需要有人聽得懂了。

語言的課題，也許挑動敏感神經或讓人覺得老調重彈，但如果不改變現狀，以後恐只能憑弔。在本土語言的相關禁令已經解除的現今，期許關心者能多行使公開言說的權利。而本土語言之間，其實也不存在互相競合的問題，使用者眾多的台語若能率先突破，也會替其他語言撐開一些空間。

讓我們一起從「觀看」的他者，變成「介入」的他者吧！只希望我們這一代在七老八十的時候，不要變成人類學家語言採集的耆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