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潛水夫】沉入地底的臉

捷運，不是一直以來都有嗎？

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台北人，從小就有捷運，只是那時候捷運象山端、迴龍端還沒蓋好，還可以從新店一路坐到淡水，只要一個小時，還不需要在捷運台北車站轉車。在天氣好的日子往淡水方向行駛，從新店坐進被水泥牆壁圍繞的車廂，等待捷運行經民權西路站，放慢速往向上到地面的那一刻，陽光輕易的充滿整個車廂，那種終於離開半封閉管路的愉快心情，整車廂的人，在那一刻幾乎全都抬起頭看向陽光。

今年七月，我跟著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的成員顧玉玲抵達花蓮玉里，才第一次見到捷運工人、第一次聽到「潛水夫病」——那群在二十年前，台北捷運開挖工程中，因新店線、板南線部分路段經過河床，在坑道滲漏的情況下，日籍承包商引進壓氣工法，繼而深入高壓環境施工的工人們。

疾病之後，回鄉之後

踏上捷運前往巨大的台北車站，接著搭乘台鐵普悠瑪號到花蓮火車站，再請人接駁，歷時四個多小時才來到玉里三民的小農村。在顧玉玲帶領下，首先前往當年捷運工人張孝忠家。搭車南下的路上，我聽著關於這個初次見面的人如今的狀況，顧玉玲說「他是當初那批工人裡頭，發病最嚴重的」、「嚴重的時候，躺在床上一整天都不能走」、「張孝忠那個人就是這樣，別人開他玩笑，都笑笑的」。

言談之間，車子開進農田旁的小路，停在一個像入山口的登山客通道前，岔入一條樹木半掩的小道，路面從瀝青地延展為泥土地，雞糞或是狗味混著熱風，味道撲面而來，夾著一點果實熟爛的味道。

小道的盡頭是藤椅、木桌，和散坐其上的幾個皮膚黝黑、面色脹紅的中年男人，我認不出哪個是當初的捷運工人張孝忠，一時之間，他們也有不知來者何人的尷尬，靠在藤椅把手上抖動的腳，瞬間停止動作，幸好有個穿著黑色束腰的瘦男人趕緊招呼，拿出疊在一旁的塑膠椅，我不知道該不該坐，相互讓座一番，才選定一張刮出好幾道黑痕的白椅，坐定後，拜訪對象像鬆了口氣，才繼續抖動藤椅把手上的腳。

「介紹一下，這是張孝忠。」顧玉玲不疾不徐地介紹。就是穿黑束腰的人，束腰收緊鬆垮T恤藏不住的曲線——瘦而薄腰背，他走去拿冰飲料待客，走得有些慢，不時推扶著腿，遞來一瓶鋁箔包果汁，邊說他昨天吃了止痛藥，今天比較好，還能走。耳邊是顧玉玲和張孝忠聊天的聲音，環顧四周，不知從哪蹦出來的小狗又汪又跳，被喝斥走。

我看著他們的臉，比我深上許多倍的黝黑，我想他們就是名符其實，靠著雙手生活的人吧！張孝忠訴說生病的生活，其中之一是「現在也沒辦法工作」，手腳、關節三天兩頭就痛起來，靠的是每個月的救濟金過活，我邊聽著，手裡未開封的果汁邊冷汗直冒。

話鋒一轉，聊到了當季產物，張孝忠指指他背後的高樹說「波羅蜜可以吃了」，瞬間，我為誤以為那是榴槤內心感到一陣尷尬。他接著開玩笑說還有檳榔喔，要不要吃，我立時浮出戴著工地帽、滿嘴鮮紅的印象，沒想到顧玉玲一口答應，順帶問了有沒有「倒鉤」的，吃起來會特別辛辣，大家便約定等一會兒一起找找看。

離開張孝忠家的路上，我終於在為粗葉下垂著的火龍果感到新奇後，想著自己才是名符其實的「台北俗」吧。我進入非都市區，對不整齊、非香味的不適，只見過水果躺在水果攤而未見過它生長，以及，毫不懷疑地連結嚼檳榔、上癮、口腔癌和沒水準，彷彿吃一口就難以擺脫般，強烈否定，正是都市對衛生、進步圖像的教育成果，更形塑著人認識人的過程中，會是不自覺地汙名化某些行為而保持「安全」距離，還是能發現並撇除汙名帶來的距離，看見人本身。

痛要怎麼說？

後來其他同行夥伴去車站接朋友，還真的順便去採檳榔了，就只剩下我、同行友人及另一名捷運工人朱志誠先生在朱家客廳，於是就由我們負責和朱志誠訪談。

朱志誠感覺有點害羞，回答都很簡短，斷斷續續的回應問題，訪談期間大部分安靜的片刻，都源於回想二十年前的事。朱志誠說，他也是和同庄的人一起去台北捷運工地，去到那邊就是挖坑道，是最早的施工階段。

「那裡面感覺怎麼樣？」「就是熱啊！」他說，「坑道出入口是一個艙，進去時因為加壓很不舒服，所以要慢慢加，大概十五、二十分鐘，但出來時，因為在地底下待了好幾個小時，又熱又累，當然想要趕快出來，所以通常只減壓兩、三分鐘就出隧道了。」

剛開始做的時候很不習慣，每次進去坑道眼睛、耳朵都會痛，做這工作沒多久，身體就開始痠痛，但以為是工作太累，就像一般肌肉痠痛，便不理會，誰知道是生病了。

「加減壓是工人自己操作嗎？」「是自己操作，無人在旁監督工人進出工地、由工人自行控制、包商安全名冊造假，且一天超過八小時、一個月二十八天的時間，待在1.3到2大氣壓的高壓狀態」，他說這讓二十年前，新店、板南線部分路段開挖坑道的捷運工人，不自知地處在危險的施工環境。

談話最後，問到治療情形，朱志誠罕見激動地說最早一次抗爭獲得醫療補助時，因為那時只有基隆、台中、高雄三家海軍醫院有高壓氧治療儀器，而當時已經回到玉里的他，因為無法每個月都去治療，在家時間長，痛起來就吃家鄉的中藥和緩痛楚，但台中的醫生卻對他說「如果你們吃（中藥）有效的話，那醫生不要做了」，甚至說高壓氧治療作這麼久都沒好轉，病不會好了，他生氣地補充「你是一個醫生，最起碼要（給病人）一條路走」！

朱志誠不是因為怨懟身體的病痛而激動，而是在求助時，旁人卻可以如此理所當然地消滅所有復原的希望，或許抗爭的現場亦如是。對現在正值壯年的他，捷運工程幾乎是前半輩子的工作經驗，直到現在，仍在他的腦袋、身體揮之不去。

建設不停，照護跟上

捷運潛水夫症工人從1996年開始集結，長達三年的抗爭後，共有三十二人取得職災補償與資方達成和解。當時返回玉里的工人們，因地處偏鄉，資訊取得不易，且骨頭尚未至壞死發黑而未能和解。直到2016年初，這八名潛水夫症工人因病情加重，才再度向台北市捷運局重啟職災補償協調。

重啟談判至今，罹病勞工獲得各工會的支持，公開向勞動部提出，應建立捷運潛水夫症工人健康資料庫、列入重大傷病，並定期健檢，也應訂立公共工程的勞工安全標準作業流程，提撥百分之二的預算為安衛基金等，建立防治職業病的處理機制。

2016年7月，工人們搭火車來台北進行調解會議，我第一次協同工人們搭車，有點擔心他們會對搭捷運反感，但買票時，他們只是平靜地說「捷運真複雜」。跟著人群湧入明亮的車廂，坐上淺藍色光華的坐椅，他們則說「坐起來真穩」。

或許他們從沒想過那份挖坑道的工作，最後會積累成為眼前的景象，被作為台北乾淨、先進的象徵。而今，這個象徵圖像仍不斷擴大，在網路上搜尋「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可以看到「興建中」、「規劃中」路網，好幾條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捷運規劃，背後支撐的都是一名又一名工人的身影。

捷運施工不斷進行，怎麼能沒有一個完整的機制，保障身在危險施工環境的工作者呢？這個巨型城市的先進圖像，或許對每個工人的意義就只是討生活，沒什麼好怨懟，但要記得，絕對不該有人成為進步的犧牲品。

• 文：邱靖雯。1995年生，清大中文系，正緩慢伸出社會關懷的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