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每年的這個時候，「二二八事件」被再次提起時，所呈現的故事版本，幾乎是由臺灣本地人（本省籍漢人）與中國外來臺者（所謂外省籍漢人）的「關係」簡化版本後的意識形態爭鬥。

還好，近年因為原住民族權利開始受到重視，逐漸看到了比較完整的面貌。例如「二二八事件」中，較為人熟知的原住民參與者有 1954年被依「叛亂罪」遭槍決的嘉義阿里山鄒族Uyongʉ'e Yatauyungana（高一生）、Yapasuyongʉ Yulunana（湯守仁）與桃園復興鄉泰雅族的Losin Watan（樂信．瓦旦／林瑞昌）。

「二二八事件」或許在原住民族觀點下，是臺灣族群衝突事件之一，但其真正的內涵在於：

原住民族從來沒有在捍衛這塊土地的民主與主權上退讓過。

發生在二二八事件當年較鮮為人知的行動，還有如台東原、漢青年聚集於縣府廣場，召開青年大會提出肅清貪官與政治改革；花蓮在地原、漢住民則於花崗山廣場舉辦市民大會，亦提出相同的改革；而埔里的「烏牛欄」戰役參與的反抗者，也包含了因臉形輪廓不同於漢人與日本人，而被認為是霧社「高砂族」的當地平埔族人（請參考「二七部隊／臺灣民主聯軍」)。此外，尚有近年來因檔案公開調查後確認的花蓮秀林鄉太魯閣族Walis Umin（林明勇）、2016年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案例鄒族的Voyʉe Toskʉ（博尤．特士庫／杜孝生）等。

這些參與於事件中的原住民，都是原住民社會菁英。高一生是音樂家、湯守仁是高階軍人、樂信瓦旦是醫生，而林明勇是花蓮秀林鄉第一任官派鄉長，博尤．特士庫則是日本殖民統治後期唯一一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臺灣原住民。另外還有首位從事西醫的臺灣原住民台東卑南族的Sising（南志信），在事件期間協助避免台東發生衝突，而後國民政府發布他擔任臺灣省首任省府委員，在動盪的年代中負責原住民部落的安撫任務。

然而，在轉型正義處理遺緒並重構歷史真相聲浪中，原住民至今尚得不到漢人史觀所建構下的族群關係歷史修正重建。換句話說，即使蔡英文總統以最大的誠意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了，漢人的族群優越意識以及相關主事機關的被內化殖民心態，讓我們雖然已經正式走向「和解」第一步的「道歉」，但後續的消極作為完全抹煞了道歉的心意。

我們要處理的歷史不正義遺緒諸多，舉例而言，在原運的歷史脈絡中，曾經拉下象徵壓迫卻被偶像化為「捨身取義」的吳鳳銅像，但至今尚有以吳鳳為名的大學、宗祠等；為了去政治神話雖陸續移除了蔣介石像，然而以其名為紀念的建築，並未轉換成建構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二二八事件」事件加害者的釐清與咎責亦尚未處理；此外，還有被視為「開台」的鄭成功，原住民族亦要求移除掠奪者的神話象徵，並且不再以一紙行政命令，而年年舉辦中樞祭祀等。

轉型正義的任務之一，是要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制度和內容要如何建立，也反應出我們對正義的視野。在「二二八事件」 70週年的前夕，我們推測在臺灣歷史的洪流中，為了捍衛主權的原住民一定遠超過我們想像的還要更多，尚待我們去發掘出他們的事蹟。

在此，遙祭臺灣這塊土地上捍衛主權與民主的諸多原住民受難者，同時強烈主張要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特殊需要納入，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肯認原住民的主權自治、土地權、以及身分認同權，做為整個臺灣轉型正義的核心，建立起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