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與臺灣，是中國海權的資格認證書還是死亡證明書？
巴拿馬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不僅在臺灣引發重大震撼，連遠在太平洋彼端的美國，也受到影響。由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17日與出席「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的阿根廷總統馬克里（Mauricio Macri ）會談時首度表示：「拉美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願同拉美加強合作，包括在『一帶一路』建設框架內實現中拉發展戰略對接，促進共同發展，打造中拉命運共同體」，美、台雙方均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中國的強大日益明顯，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兩岸外交戰，涉及中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以及與美國的戰略競爭，畢竟巴拿馬境內有美軍賴以在太平洋與大西洋快速移動的巴拿馬運河，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又是在中美洲這個美國的「後院」。
這種觀點以曾任美國國防部首席副助理部長、現任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美國海權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Seapower）主任克羅普希（Seth Cropsey）的論述最詳盡。其認為就戰略上而言，這起外交戰昭示中國已經放棄過去所謂的「和平崛起」。未來中國藉由對巴拿馬運河的影響力，可能導致美國面臨類似19世紀初期，英國藉著控制直布羅陀（Gibraltar）分隔法國海軍兵力，最終導致拿破崙的失敗；或者美國在20世紀初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迫使全球海洋霸主的英國不得不退出西半球的爭奪。而在地緣政治上，中國的海軍擴張，加上為了實施一帶一路而設立的包括「亞投行」（AIIB）在內的各種金融機構，有助於提升中國在西半球的影響力，美國必須嚴加提防。
無獨有偶，莫斯科國立大學（Moscow State University）教授費南柯（Alexey Fenenko）在6月3日表示，如果沒有兼併臺灣，中國不可能建立一支完整的全球性遠洋海軍，因為臺灣是中國龐大的潛艦部隊進入大洋的障礙。
這是否顯示，巴拿馬與中國建交，乃是後續美中進一步交鋒的伏筆？如果中國在未來如願兼併臺灣，是否代表亞太的美中戰略形勢將出現更深遠的變化？
地理攻勢的迷思
無論是克羅普希對中國與巴拿馬關係的預判，還是費南柯對臺灣戰略價值的評估，均屬於「地理攻勢」的構想，也就是透過「戰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的改善，取得有利的海洋戰略發展環境，進而對潛在敵人構成更嚴重的威脅，甚至取得打敗敵人的優勢條件。
這是一種誤解。如果沒有配合相應的海軍優勢與國際局勢，地理攻勢並不能帶來期望中的結果。頂多只能在承平時期能給予某種程度的地緣政治利益，一旦真的遇到武裝衝突爆發，還是會因為國內無力支援而失敗。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戰德國海軍。馬漢（Alfred T. Mahan）早已指出，英國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握有足以擊敗其他海軍強國、掌握制海權的世界最強海軍，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又扼住德國通往大西洋的入口，成為德國向遠洋發展的最大障礙。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海軍，在所謂「風險理論」（Risk Theory）的錯誤引導下，誤認為英國海軍將會主動前來德國近海尋求毀滅德國艦隊的決戰，結果反而在戰爭中遭到英國的遠程戰略封鎖，導致出現「戰略破產」。戰後，為了跳脫這種困境，退役德國海軍中將魏格勒（Wolfgang Wegener）在1926年提出了以攻佔丹麥、挪威為跳板，並與法國結盟俾使用其大西洋沿岸港口，來突破英國的遠程戰略封鎖，並打開進入大西洋的門戶的構想。
德國在1940年確實攻佔了丹麥與挪威（儘管其目的與魏格勒當初的理由並不一致）；更超出魏格勒的預期，征服了法國，替德國海軍帶來前所未有的地理優勢。但德國海軍卻不能達成擊敗英國、保衛海上交通線的終極目標。
「平衡艦隊」與制海權的重要性
這並非因為德國像某些觀點所謂的「太晚」擴張潛艦部隊所致。流亡美國的德裔猶太戰略學者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以及同年代的蘇聯海軍戰略學者貝里（Vladimir Belli），乃至往後冷戰期間的蘇聯海軍元帥高西柯夫（Sergei Gorshkov）等人均指出，德國在大西洋之戰失敗的真正的原因，在於德國本來就缺乏能夠與盟軍周旋的「平衡艦隊」（balanced fleet），在戰略設計上又未能讓小型但強大的水面艦隊扮演積極的「存在艦隊」（fleet-in-being），讓大西洋制海權保持在爭奪狀態，結果讓潛艦單打獨鬥，給予盟軍水面艦隊喘息的時間發展反潛戰術，最終不免落敗。
即使是魏格勒的兒子，日後官拜西德海軍中將的愛德華（Edward Wegener）也承認，海權是「位置」與「艦隊」的乘積，光有「位置」是不夠的。如果不能讓海外的據點在戰時保持與本國的聯繫，海外據點即使裝備齊全、補給充足，也等於沒用，無法作為有效的「海軍戰略地理位置」（Naval Strategic-Geographical Position）。
這是根據德國海軍在兩次大戰的慘痛經驗，對其父的理論反思的結果：唯有同時具備足夠的物質力量，地理的優勢才能展現；即使被地理束縛，也能有效克服障礙。
克羅普希的兩個個案也具有相同的意義：英國海軍原本就握有對法國的絕對優勢，直布羅陀只是讓英國能對法國實施更完整的包圍；如果法國海軍不是處於那樣的物質劣勢，情況早已大不相同。而美國迫使英國退出西半球的競爭，也是因為美國已經建立西半球第一的海軍力量，英國則苦於必須在歐洲應付德國的崛起，只能退出原來戰略重要性就相對較低的西半球，換取美國的友善中立。如果美國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英國是否仍會維持相同的態度，不無疑問。
中國海洋戰略地理的困境
今日的中國與一戰前的德國有諸多類似之處：都是經濟成長迅速，而且有望超越原本的國際體系霸主，造成「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都是同時面向陸地與海洋的所謂「陸海兼備大國」；原來都以陸軍為支配，海軍力量相當弱小；在經濟發展取得成效後開始逐步成為全球大國，建設大海軍保衛海外利益；地理上都必須通過不屬於自己領土，或由自己控制的狹窄水域，才能進入大洋。
不過，中國與德國相比，也有兩個明顯的差異：第一，中國在陸海兩方面，都不像德國那樣受到強鄰的包圍——陸地只有一個持續衰退的俄羅斯；海上幾乎沒有比它更有潛力的強國，美國的主力則遠在太平洋的彼端，不像德國與英國那樣靠近。第二，中國緊鄰東亞主要貿易路線，德國則被英國阻隔。
這兩大差異給予中國優於德國的戰略態勢：中國海軍的發展，較不容易直接挑起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如果中國海軍夠強大，能在西太平洋佔據比過去的日本帝國海軍更優越的控制地位。然而，考量到中國與德國一樣沒有直接瀕臨大洋，一旦與海洋霸權發生衝突，也有可能面臨來自後者的遠程戰略封鎖。
環繞在中國之外的第一島鏈，只有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以及日本沖繩縣內的宮古海峽，距離夠寬，能夠允許規模較龐大的海空部隊通過。此即為何近年來解放軍海空部隊頻頻通過這兩個海峽往返西太平洋。但這是無衝突狀態的平時，如果中日、中美之間爆發戰爭，宮古海峽就變成需要動用武力突破的「遏制點」（choke point）。不難理解，為何像張文木這樣的中國學者，會將臺灣視為「中國參與世界事務的第一張資格認證書」，與費南柯的觀點近似。
巴拿馬與臺灣：中國海權向世界擴張的兩張資格證書
臺灣與巴拿馬對中國具有不同的戰略意義：前者是防衛性的，即阻止美軍介入第一島鏈周邊；後者則是進攻性的。但是必須先有臺灣這張「證書」，才能進一步在戰略上活用巴拿馬。
中國與蘇聯不同，後者雖然海洋地理環境惡劣，但是北方艦隊（Northern Fleet）進出大西洋卻沒有島鏈阻隔的障礙，北約組織（NATO）只能透過部署於北大西洋的格陵蘭、冰島、蘇格蘭（英國）之間的海底監聽網（所謂的「GIUK防線」），偵測蘇聯潛艦的動態，一旦發現蘇聯潛艦越過這道監聽網，再派遣自己的攻擊潛艦尾隨監視。
費南柯所言即是如此：若中國取得臺灣，便能突破美日目前部署在第一島鏈周邊的海底監聽網，讓龐大的潛艦部隊得以像蘇聯北方艦隊那樣直接進入太平洋，扮演海上拒止（sea denial）的角色。
但是費南柯忽略了一點：在海戰中以潛艦實施海上拒止，通常代表己方於該處海域沒有需要保護的重要交通線，或者放棄保護該處的海上交通線，或是暫時不欲使用該處的海上交通線，才沒有與敵方爭奪制海權。若有重要的軍民海上交通線需要保護，便不可能僅憑潛艦部隊單打獨鬥，需要強大水面艦隊的配合奪取制海權，或至少讓制海權保持在「爭奪」狀態。
隨著一帶一路的發展，對中國來說，取得臺灣是一回事，如何規劃海洋戰略與其他海洋強國互動，又是另一回事。過去，中國在太平洋沒有需要嚴加保護的重要海上交通線。相較於能源貨物運輸孔道的印度洋，太平洋在中國海洋戰略的地位更像是抵擋美國的潛在攻擊的「盾」，而非戰略攻勢的主要方向。但是未來可能不再如此。
巴拿馬：中國在拉美發動地理攻勢的據點？
2016年5月12日，中國嵐橋集團收購巴拿馬最大港口——瑪格麗特島港口（Margarita Island Port），這是繼該集團在2015年10月租用澳洲北部達爾文港（Darwin）99年以來，第二個重大國際佈局。據《人民網》報導，嵐橋集團將組織以中國本土的山東嵐橋港、澳洲達爾文港，以及瑪格麗特島港口的「三港互連」。而今年6月7日，嵐橋集團正式展開瑪格麗特島港口的擴建工程，目標是「實現集裝箱年通過量1100萬標準箱，打造巴拿馬運河瑪島港物流一體化產業園區」。據報導投資金額為10億美元，被臺灣方面視為與巴拿馬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政府承認存在某種聯繫。
嵐橋集團雖非中國國企，不過在收購達爾文港之後，官方的「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即有報告指出，該集團的黨委書記賀照清具有解放軍鐵道部的背景。這是否會讓嵐橋集團的海外開發成為必須保護的利益？或許不會，但是習近平上述對拉美與一帶一路對接的宣示，必然會讓嵐橋集團在巴拿馬的投資，以及中國其他企業（包括國企）對拉丁美洲的重要投資，成為未來解放軍也關注的海外利益。
這種發展類似德國在1890年代之後，因為海外利益（殖民地、勢力範圍等）越來越多，加以保護的客觀需求提高。所以中國的海權發展，不可能像張文木在2004年的主張那樣，在取得臺灣之後就收縮，反而會像德國那樣不斷朝外擴張。
在動亂頻仍的地區如中東、東非等地區，可以透過國際反恐、反海盜合作等方式來保護中國的利益。但是在沒有這種國際合作的地區，就要有多重考慮，或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或是盡可能與世界最強大的海權保持友好關係，仰賴海洋自由原則，以及其力量的保護。
龍困淺灘的中國海軍
但如果跨太平洋海上交通線對中國的經濟重要性增加，能否像克羅普希所言，利用巴拿馬的地理攻勢，對美國產生相當程度的戰略效果，必然要將目前仍以守勢為主的戰略態勢徹底轉為攻勢。這種轉變涉及兩要素：第一，中國的海上力量足以越過太平洋；第二，中國能實際控制巴拿馬，或者至少像1999年以前的美國那樣，取得運河區主權，直接控制運河區。
第一項要素是第二項要素的基礎。就像愛德華‧魏格勒所言，如果不能保持海外據點與本國海上力量的直接聯繫，沒有什麼真正的戰略意義可言。關鍵就在中國能否發展出足以越洋的海上力量，而不是單純以在西太平洋實施攻勢防禦為滿足。
按照「新美國安全」（New American Security）與「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等英美智庫的估計，美中兩國海軍兵力到2030年，雖然在總數上呈現199：260的中國優勢局面，但中國海軍乃是靠著小型水面艦艇（123：40）與潛艦（87：42）來撐場，大型水面艦艇（34：95）與航空母艦（4：11）則是美國一面倒的優勢。
換言之，中國海軍在那時，基本上還是一支以近海作戰為主要目的海軍，猶如德意志帝國的公海艦隊，不可能讓中國海軍組成足以在戰鬥中越過太平洋的戰鬥艦隊：按照美軍目前的標準：一支航艦戰鬥群至少包括一艘神盾巡洋艦與兩艘神盾驅逐艦，外加一艘攻擊潛艦與一艘補給艦。若在戰時，其護衛群顯然要增加更多。如果大型水面艦艇數量不夠多，將不可避免擠壓到其他作戰的需要。
當然，中國海軍還在持續擴張。然而還要考慮到的是未來中國人口結構老化所形成的「未富先老」狀態，能否讓經濟成長持續支撐這樣的擴張速度與規模。
不過除了這些物質因素外，最根本的或許還是在於中國的海洋戰略思維。
中國海洋戰略思維的「誤區」
參加今年度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的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徐棄郁，2003年曾在著名的《戰略與管理》（後被勒令停刊）撰文指出，大多數主張中國應發展強大海權的論點，有四大明顯謬誤：
- 海權決定歷史，其功能是獨一無二的，現在仍是如此；
- 全球化要求國家有更多的國際市場和資源，有了海權就可提供安全保證；
- 大國必須奪取海權，否則其發展是沒有前途的；
- 海上力量的發展可以分享霸權國的海權，這是與霸權國形成真正平等的「朋友關係」的基礎。
徐棄郁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大國的海上戰略運輸線真正面臨被切斷的危險時，實際已處於大規模戰爭的邊緣，而且威脅的來源和對象，都只會是最強大的海權國家。除非能擁有與之旗鼓相當的海上力量，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即使擁有「世界第二位」的海軍，其實跟擁有「世界第二十」、「世界第五十」的海軍，在最終結果沒有根本的差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海軍是最好的例子。
他呼籲，海權絕不僅是軍事問題，而是關乎國家安全發展的大戰略問題，只是實現大戰略的一種手段，是海權服務於戰略而不是戰略服務於海權，中國真正應該做的是把握時代的脈搏，將未來國際競爭的關鍵領域作為自己新的「增長點」，這才是決定後起大國發展前途的根本所在，是否追求海權同樣應是此而定，後起大國更不應該成為世界霸權國的主要挑戰者，對海權的追求也要服從這一全局。
徐棄郁當年的文章觀點其實只是對基本海洋戰略理論與海戰史的回顧，但在整個中國卻相當少見。在習近平定調中國是「陸海兼備」大國後，整體形勢已經擺脫2003年那種依然謹慎的氣氛，2015年度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也順應黨的要求，首度提出要「維護海上通道」，海軍戰略也轉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也就是未來將透過取得制海權，首先穩定周邊軍事安全，再對遠洋交通線實施護航等護衛措施。換句話說，就是要跟其他國家打海戰，爭奪近海的制海權，在遠洋則讓制海權保持在爭奪狀態。
刻意迴避的戰略議題與美中關係的「拐點」
這與前蘇聯的海軍戰略類似，對目前的中國來說也很合理。但未來是否仍然適合，官方文書顯然為了避免影響「不稱霸」的長期政治宣示，而刻意保留。這卻是中國海權能否真正走向遠洋的關鍵。
雖然美國海上力量衰退、與中俄之間的差距拉近，越洋投射軍力越來越容易遭到中俄的干預，都是事實，但這頂多只能說，中國擁有阻止美軍介入西太平洋的實力，與「中國具備越過太平洋擊敗美國的實力」，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巴拿馬、拉丁美洲與中國遠隔太平洋，除非中國未來擁有足以在太平洋擊敗美軍的實力，否則即使取得臺灣，也無力在與美國的衝突中保證拉美的利益不被美國攻擊。易言之，中國的海上力量，是能否如克羅普希所言，在戰略上將巴拿馬作為壓倒美國的關鍵。如果擁有這種實力，中國當然躍居世界首強，拉丁美洲再也不會是美國的「後院」。反之，若缺乏這種實力，拉美的中國利益也只有在衝突中被美國吞掉的份，中國在太平洋上除了建立自保的防線，沒有什麼其他更重要的海外利益可保衛，遑論從拉美對美國造成什麼實質影響。既然如此，巴拿馬也根本不可能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作為中國在拉美的反美戰略據點。
6月14日，美國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針對2018財年的國務院預算進行聽證時表示，美中雙方正在討論的問題是，過去50年協助雙方穩定關係、互相繁榮的「一中政策」，在未來50年是否還能持續下去？其中，臺灣、南海人工島、北韓都是相關討論的一部份。
美中關係正面臨轉折，不僅美國如此，中國也是。中國與巴拿馬建交、在美國「後院」灑錢，不需要動用武力，也不需要流血，但當然也不會造成永久性的政治結果。唯有取得臺灣，並配合海軍實力的進一步強化，才有可能產生更深遠的地緣政治變化。未來，巴拿馬與臺灣究竟是中國海權發展的「資格證明書」，還是「死亡證書」，有待美中雙方後續的長期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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