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MeToo自述（下）：男性都是加害者？缺席的男性受害者經歷

（※ 口述：陳柏偉，臺灣男性協會理事長；採訪、整理：葉家均，《德國之聲》記者；林宜蘭、林熙堯，《鳴人堂》編輯）

▍上篇：

他的#MeToo自述（上）：遭忽視的男性經歷，受害者的漫長復原路

編按：受到串流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的影響，自2023年5月底起，台灣社群媒體出現一陣遲來的#MeToo浪潮，這股浪潮從政治圈開始迅速蔓延至不同領域，不少女性受害者紛紛具名，透過回憶娓娓道出她們遭遇的性暴力經驗。然而，在大眾視角中的男性受害經驗論述，始終仍占少數，近年的研究也指出，男性願意揭露自身所受性傷害的時間，較長於女性十年。

儘管阻礙男性願意述說的原因未明，《鳴人堂》日前除了訪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透過爬梳男同志與主流異性戀文化不同的性互動脈絡，談論部分受害者辨識傷害艱難之外，本文專訪臺灣男性協會理事長陳柏偉，將焦點置於更鮮為人知的異性戀男性受害者視角，我們將透過他個人童年受害的經歷描述，讓讀者理解性暴力的多重面向。

「我也曾經想要寄郵包炸彈給他」

我曾經想過，我的同學可以拒絕，為什麼當時的我做不到？是否因為我在過程中覺得會有一些好處，因為是導師，他可能釋放出某些好處給我？這個是我真實的想法。有點像是師生權勢關係裡，到底是愛還是被誘姦？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模糊地帶會說不清楚。我自己的經驗也是，我覺得我在反省，我在那個過程裡面，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拒絕。我曾經有一陣子用這樣的想法，想原諒老師。後來我覺得不行，他對我做的事情在我的身心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傷害，我不可能因為這樣去原諒他。

我也曾經想要寄郵包炸彈給他。但後來想想如果不是他接到的話，我的同學是他的小孩，如果是我的同學接到，或是他的太太接到，那不是害到他們？所以對我來說，好像做這種恐怖攻擊不太對。後來對我而言，好像不是去要求某種法律上什麼正義、制裁，這件事情就解決了，對我來說好像有點與他無關了，我受的傷，我要怎麼復原，和他怎麼樣已經無關了。當然他應該要負起他犯下那些錯的責任，但那會是什麼我不知道，但對於我自己的復原，我自己的狀況來講，跟他已經無關了。

我沒有想過要用法律來解決，在四十年前我其實也不敢揭露，也不敢跟別人說。我很怕我講出來後，我的爸媽要如何面對這件事，整個社會狀況怎麼理解被性侵，怎麼理解被男性性侵，我認為那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壓力，我不太確定我的父母有沒有辦法承受，我覺得滿危險的。危險的意思是，我不確定社會輿論會怎麼看待這件事，另一個是跟我們家相近的鄰居、社群或是親戚朋友，要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想到就可怕，所以我不會想要從法律上去解決這件事，我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有些人在法律上，有尋求正義的需求，因而提出延長法律追訴期的倡議，我認為那是好的，尤其是我們現在知道童年受性侵的受害者揭露時間會很長，對我來說就算沒有需求，但是我贊成。

作為一名男性，受害者

我從來都不會覺得我是加害者。我在最近常常被惹火的就是某些論述，或是某些被瘋狂轉發的各種不同論述，都會惹火我。比方說：性騷擾、性侵害都是因為男性資格感。那如果加害人是女性的話，那「男性資格感」應該要如何解釋？後來我發現，事實上原本出處的作者不叫做「男性資格感」，他其實是要講某種「加害人的資格感」，可是變成中文之後，為什麼會翻成男性資格感？

又比如說，所有事情都可以推到厭女，所有東西都是厭女造成的，然後這又是男性資格感。我看到這個真的很火大，尤其在現在，越來越多案例出現的時候，又再「男性資格感」，或者是「男性都是掠奪者」，可是你就會發現他們到底在講什麼，因為你會看見已經有很多男性受害，雖然對很多人來說，男性叫做少數特例，他們會括號：少數特例。可是我想說，雖然是少數特例可是他們難道就不存在嗎？

這是我要講的，我們會說我們要傾聽每一個受害者，我們要同理每一個受害者說的話，我們當然不是完全無條件的「你說的都是對的」，但是我們要有一種你願意聆聽受害者，你要相信他的那種心態，不要去譴責受害者。

可是當這些文章、論述出來的時候，身為男性受害者，就會覺得其實他們就是在刻意忽略我們的存在。在這一波裡，我的創傷當然還是有被引起來，創傷引起來不是因為我有想到我的過去，而是我看到，身為一個生理男性，我就要從頭到尾被指責為，我就是那個「可能的」，我是那個「強暴的預備犯」，類似這種，我覺得這個是不太對的。

我開始理解這件事情不能那麼粗暴的用男女來二分，很多男性開始抱怨「那我們是什麼事都不要做了嗎？」，或說他曾經在他的日常生活裡，可能也有一些這種性別的衝突，但是每次可能在過程中，他基本上都講不過「男強女弱」或是厭女理論的這種說辭，所以他就覺得很受傷，然後現在又這樣出來，大家指著男生說：「你們這些男生如何如何，你們都不自己好好學習」，我們該怎麼辦？

我不是指所有男性，而是對很多男性而言，他會開始有一些困惑，那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好像我的受害者身分在這樣的論述裡面是不重要的，那我們是什麼？然後MeToo是「他們的Too」，我們其實是被排除在外，我覺得這是一種創傷。

反芻自己與傷害

有一陣子因為覺得自己有某種焦慮、恐慌，就去身心科吃藥。以前很抗拒吃藥。吃藥後覺得很有效，以前對藥物有某種排斥，可是當自己需要時，你吃了一顆還蠻有效果。那個藥物我其實只用短短一段時間，但是讓我非常快速地回復平靜，比較好的身心狀態。

除了藥物的幫助，當然我還有做很多事情，比如書寫自己的論文，自我探索和自我敘說；或是我參與社會運動，想要改變這個世界，想要不再有人被欺負，不再因為體制的關係、權力的濫用，我覺得都與我想要治癒自己、治療自己有關。

書寫關於自己內在、探索自己的論文很艱難，但是因為我做了很長年的準備，我大學離事發大概四、五年後就開始不斷地講，我透過不斷地敘述，不斷地練習。那當然最後寫成論文時，還是在回溯某些事情時其實有點被掩蓋起來，或是不太注意到的某些情緒或情節，以及某些影響。但是寫完之後，當然會覺得我從那裡面有了一些新的，而且對我是好的轉變。

我沒有要鼓勵所有人都要這樣做，因為它太痛苦了。我在過程中不只有自我敘說、自我治療，我其實還做了很多事情，同時身旁不斷有資源在支持我，每一個變化的過程，都有得到支持，所以我可以這樣一路走過來，然後在最後，很艱難地把自我敘說寫出來。

性創傷的特殊性

因為性是跟人的身分、人的認同、自我認同是非常有關的，就是我們從性、性別或性傾向這些事情定義自己。我們定義自己，了解自己，其實有很大一部分跟性有關係。所以性或性別這件事界定了我們自己是什麼。它有一條界線的，它清楚地分出了我自己和別人的不同。

可是性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這件事情，就是我的自我空間的界線被突破了，或是被抹除了，那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大，對人的羞辱。就我的主體性，我維持我的主體性這件事情，被你、被某種東西，被某種權力，它完全不顧我的意願，或是用什麼方式把我對自我認識的界線模糊了。

所以我覺得性創傷這件事情，它的確有其特殊性。受害者他的主體感覺或主體性在那個過程裡，被他人壓抑、貶低、羞辱或抹除了，我覺得這是為什麼性創傷會這麼嚴重和如此特殊有關。

當人和人發生性的交流時，他其實就是在敞開自己，接受其他人，所以那個過程其實就是兩個主體之間相互的滲透、交流，如果那個過程是我們雙方之間都有肯認：我願意讓你進入我的主體；我進入你的主體，我覺得那是還好，因為性的本質其實與交流有關，可是性創傷就是我沒有想要讓你進入我，我沒有想要敞開我，可是你被用各種方式這樣進入的話，那我自己是什麼？我還能夠掌握我的主體嗎？我覺得這個是性創傷特殊且嚴重的原因。

在性創傷之中，受害者會產生一種強大的性羞辱感，並受其折磨，而我不知道該如何擺脫。有些人或有些所謂性解放派的人會說，「你只要不覺得性是骯髒的，你就不會有羞辱感。」但我覺得根本不是這樣。就我剛剛講的，我認為我自己在性上是非常開放的人，但是別人沒有經過我的同意，或是因為用他的權勢來侵犯我的時候，為什麼我要覺得這沒有問題？有些性解放派的人會說：「你只要不覺得性是羞辱，你的性創傷就不存在」，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惡毒的假設。

如同我前面所說，性是人如何認識自己，構築出自我認同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並不是我們只要放棄「性是不好」這個概念就不會有性別創傷，不可能。

創傷知情

我願意講自己受害經驗，大多都是對自己的朋友說的，我認為那是對我安全而且比較友善的圈子，所以我在講述的時候，基本上不太會感覺到有質疑或什麼。但因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創傷，所以很多我們身邊的人，某些關心的語言對我來說我們會過於敏感。對方可能說「你為什麼當時沒有說不？」我可能就會覺得對方好像在責怪我。

他人的關心有時候也是會造成某些情緒上的變化。我開始談的時候還是二、三十年前，就是大部分人對創傷或是性別、性暴力的創傷還不是那麼理解的時候，人們還沒有創傷知情的知識，可能某些關心在某些不經意的言談裡面，其實會造成受害者二度的傷害，那如果可以避免我覺得是最好的。

關於MeToo的討論

我覺得有法律很好，重點是法律會怎麼執行？當然，法律也只是所謂我們說的道德最後的防線，它只是一個最低的標準。這個社會要怎麼共同去形塑這樣的道德，我們大家會共同形成某種什麼樣對性的共識，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人和人之間交往就不只是性的共識，對權力的關係，我們整個社會對它的共識是什麼，那個東西其實就是我認為要有非常詳細討論，公眾的討論。

樂觀來看，當然裡面會有很多有的沒的，會有很多爭執，可能會引發各種不同性別之間的對立，但這個都是OK的，就是說我們如果不好好討論，不同意見之間不能好好討論，大家還是要回到以前，就是誰拳頭大，誰的聲音就對的話，這種運動就沒有什麼好進行了。如果MeToo運動可以引發社會上對性、性侵、性別問題，不同意見的人都可以好好的討論，互相攻擊也沒有關係，好好的討論，我認為是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