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拍肩警：香港佔中「七警毆打案」判決對臺灣的啟示

據外媒報導，七名涉嫌於2014年「佔領中環」期間，毆打示威人士曾健超的香港警員，於本週五（2017年2月17日）遭香港區域法院判刑。區域法院法官於判刑時表示，由於控罪嚴重，不能判緩刑，七名警員全部被判入獄兩年。

香港媒體認為，法官以兩年六個月作量刑起點，考量被告七名員警長時間服務社會，且為初犯，「佔中」期間執勤又承受巨大壓力，七名員警勢必將被警隊解僱並失去退休金等因素，因此減刑六個月至兩年。

關於上述判決的「七警毆打案」，相關案情如下：2014年10月15日凌晨，香港警方試圖驅散在金鐘龍道和行政長官辦公室外的示威者，拘捕了多名「佔中」示威人士，其中曾健超被指當日凌晨在高處向11名警方人員潑淋有味液體，並反抗四名警員的拘捕。然而，事發當時有電視台拍到7名警察涉嫌將被拘捕的曾健超移到一處暗角，對他拳打腳踢，片段曝光後，輿論嘩然。2016年5月，曾健超本人因被控襲警罪名成立，判監五星期。

上述判決消息曝光後，各方反應不一，讚揚香港法院維護人權者有之，譴責香港法院縱容犯罪者亦有之，網路上鄉民的論戰更是方興未艾，爭論不休；但就筆者看來，香港法院在「七警毆打案」的判決中體現了一個重要的價值：「執法者也要守法」。如果執法者不守法，還是會受到法律制裁。

無獨有偶，日前（2017年2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就魏揚等8人於2014年6月26日在烏來阻擋中國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行車動線的行為，撤銷原第一審有罪（但免刑）之判決，改判8人無罪。上述「烏來擋車案」義務律師團，於高院無罪判決當日發表的聲明中認為：「臺灣高等法能秉持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之意旨，做出無罪之宣示，展現司法機關身為人民權利守護者之風範，不僅使人民對司法更增信賴，本案的判決也促進民主法治進一步之健全發展。」

不過，支持一審有罪判決的人，相信仍存有一絲對於集會結社手段選擇性的憂慮，且認為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不能無限上綱。筆者身為上述義務律師團的一員，除贊同律師團聲明之外，認為臺灣高院在「烏來擋車案」的判決體現的重要價值是：

人民選擇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表達言論時，該言論應受到法律保障。

將上述港臺兩地判決綜合觀察，或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陳抗法制的基本觀念：在陳抗場合中，執法者與人民均受人權保障，也同樣受到法律的拘束與制裁。因此，採取合法陳抗方式表達言論的人民，經法院審理後改判無罪；採取非法方式執行公務的警員，經法院審理後判決有罪（同理，縱使遭警員不法對待的人民亦會因襲警而被判有罪）。

走筆至此，不禁令人感嘆，2014年3月24日凌晨，在行政院強制驅離靜坐民眾的員警（依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說明，警方是用「拍肩」、「抬離」的方式），至今仍在「協尋」中，甚至有人開玩笑的說，真不知臺灣的「拍肩者」是不是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呢？

臺灣自詡為全球華人世界中法治觀念先進的社會，然而相較於上述香港法院的判決所體現的法治精神而言，臺灣社會似乎仍有尚待努力之處。

更諷刺的是， 上述「324事件」第一位提出國家賠償訴訟的受傷者林明慧老師，早已於2015年8月4日獲得法院判決勝訴，臺北市政府需賠償30萬精神慰撫金給林老師，且因臺北市政府放棄上訴而確定，這也是目前媒體所披露的相關國賠訴訟中，唯一由人民勝訴的案件。

若順著筆者所言陳抗法制基本觀念來分析，似乎可以順理成章的推論：執法者若在執行公務時侵害人權、違反法律規定，仍然需要負法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然，筆者在此想要凸顯的是：為何在還沒找到「拍肩者」的情況之下，可以認定行政機關的國賠責任？進一步思考，如果法院已經可以認定國賠責任，行政機關是否應該追究，到底是哪一位「拍肩者」須負法律上的最終損害賠償責任，而不是由行政機關編列預算，花人民的納稅錢賠償被害者了事，以為這樣就算處理完畢，從此天下太平。

別忘了，被害者也是納稅人的一員，如果真用這種方式處理，形同被害者繳稅以後再把自己繳的稅金拿回來而已，真正應該負責的「拍肩者」到底在哪裡？臺灣社會還要縱容這種「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情形多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七警毆打案」的判決，相信對於臺灣社會而言，絕對有值得借鏡及參考之處。且讓我們共同關心此案的後續發展，並期待即將到來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能夠讓臺灣社會對於相關議題凝聚共識，使臺灣邁向更健全的法治環境，臺灣人民也能更強化對司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