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靖委／從臺北共樂軒文物看戒嚴時期的民俗發展
每年的10月25日，臺北市大同區會有一場「臺北法主公廟慶祝臺灣光復節」繞境，10月10日的國慶日、25日的臺灣光復節、31日的蔣公誕辰紀念日，這三個節日在威權時期被形塑成整個月的「光輝十月」，光輝十月的節慶景象曾是許多臺灣民眾的共同記憶。「臺北法主公廟慶祝臺灣光復節」繞境隊伍中，還可見到國父遺像、歷任總統照片、國旗旗海飛揚，黨國餘韻迴盪在臺北街頭，在國家慶典已日漸淡薄的今日，這場有濃厚愛國色彩的迎神繞境顯得特殊。
「臺北法主公廟慶祝臺灣光復節」繞境的駕前陣頭是臺北共樂軒，共樂軒是臺北著名的北管館閣，日治時期共樂軒、靈安社、平樂社、德樂軒並列為臺北四大軒社。共樂軒的歷史可追溯至清代「稻江共安樂社」，是當時大稻埕人士為慶祝霞海城隍聖誕所組織的駕前子弟，清同治9年（1870）大稻埕仕紳召組織北管音樂團，清同治10年（1871）赴福州訂製謝、范將軍神將並組織神將班，後將神將班與北管子弟團合併成立「稻江共安樂社」。
大正元年（1912）北管音樂團成員擷取共安樂社的「共樂」二字另外成立「共安社共樂軒」，同年粧設謝、范將軍神將，昭和年間正式定名為「臺北共樂軒」。戰後，有臺灣杜月笙之稱的蔡金塗加入共樂軒，蔡金塗以大正元年（1912）開光謝、范將軍神將定調為共樂軒正式成立的年份，目的在向當局強調共樂軒與中華民國同壽，同時他大力支持共樂軒製作多面的銀旗、不鏽鋼壓帆、繡旗，旗子的數量與種類眾多而有「共樂軒旗最多」的俗語流傳，經由蔡金塗的支持與多位藝師的努力，奠定了共樂軒在臺灣軒社間的名望，民國99年經臺北市政府登錄「北管」為臺北市傳統表演藝術－音樂，臺北共樂軒民藝文化協會為保存團體。
消滅共匪，共樂蒙難
歷史上，1945年以後稱為戰後，以揭示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但戰後的臺灣受到大陸局勢動盪的影響並未獲得和平，南京國民政府在民國36年公告全國進入總動員時期，臺灣在民國36年、民國38年前後施行三次的戒嚴令，民國37年總統令公布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隨之在民國39年總統令公布施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相關的法律與行政命令，使治安機關可以依法逮捕有匪諜嫌疑者，隨著軍事戒嚴和戰時體制的延長，臺灣民眾在漫長的威權統治裡遭受到許多的箝制。
「共樂」意味著共樂軒繼承清代「稻江共安樂社」的歷史，但在戒嚴時期的共樂軒，軒名的「共」字有「為匪宣傳」嫌疑，屢屢遭受治安機關的關切，幸有出身錦記茶行陳氏家族，具有軍職身分的陳守山出面交涉，共樂軒才得以免受干擾，民國70年陳守山出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共樂軒的生存才正式獲得保障，然而，數十年來共樂軒成員心中早已產生對治安機關的恐懼。
今日共樂軒典藏一面大正10年（1921）的西洋旗，紅底旗面印著「稻江共樂軒 台北音樂團第三組 歷年優勝紀念」文字，旗子中間由鳳凰、菊花、桔梗組成的花圈，花圈內有一個大大的共字，這面西洋旗是為了紀念共樂軒年年都能在臺北迎城隍獲得優勝所製作，見證日治時期共樂軒的輝煌，卻在戒嚴時期因為「紅底共字」的緣故而被迫收藏長達半世紀之久。同樣的，共樂軒在日治時期製作的旗桿鏢頭，因為鏢頭上的共字原先油漆紅色，為了避免治安機關的關切，而將所有的鏢頭油漆成白色。
鼓簧弄笙，共樂為國
民國38年臺灣省政府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公布《臺灣省戒嚴令》，戒嚴令明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對於迎神繞境造成限制，同時政府在戰時體制下為了反攻大陸的目標，各級機關倡導勤儉建國，臺灣民俗的迎神繞境、拚場等文化現象違背了政府尚樸的施政方針，政府與報章媒體常以淫靡風氣批判臺灣民俗。
民國41年臺灣省政府《改善民俗綱要》：
各寺廟庵觀以鄉鎮區為單位，一年舉行「拜拜」一次，其日期由當地鄉鎮民代表會商決公布之，其原係數區聯合舉行者，仍應照舊，不得單獨舉行。
在政策的規範下，臺北市延平區、大同區、建成區規劃霞海城隍誕辰祭典為北三區的統一祭典，龍山區與雙園區規劃青山宮靈安尊王誕辰祭典為南二區的統一祭典，國家權力對於民俗的管控壓縮了軒社的生存空間。
民國55年蔡金塗等人籌組臺北市民間遊藝協會作為軒社向政府交涉的單位，並以慶祝臺灣光復節為由，在10月25辦理「恭祝石牛洞法主聖君聖誕千秋」慶典，為提升繞境的陣頭品質、避免官方干預，臺北市民間遊藝協會延續日治時期的賞旗制度，規劃採點評分的總計分30%為「慶祝臺灣光復節」，各軒社在頭旗前安排隊伍高舉國父遺像、總統玉照，點綴著國旗、政治標語，塑造愛國景象。
此外，共樂軒因為軒社的謝、范將軍寄奉在法主公廟緣故，在繞境隊伍中擔任尾陣，雖然靈安社、平樂社、共樂軒、德樂軒不列入採點評分對象，但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也需安排愛國隊伍，今日共樂軒尚存一面「實行三民主義！台北共樂軒」布條，便是當時的產物，晚近在民國75年的繞境隊伍中，共樂軒還安排了音樂花車演唱梅花等愛國歌曲。
解嚴三十，淺談共樂
臺灣在漫長的戒嚴過程中，迎神繞境提供許多民眾釋放社會壓力、抒發對臺灣文化情感的管道，軒社的憨子弟在政府壓迫中爭取生存空間，也在國家慶典、總統華誕、國喪、迎接外賓等場合表現效忠國家的情景。
臺灣社會從威權走向民主化，軒社鼓瑟吹笙不再是為了祝讚國恩家慶，憨子弟渴望的是表演的舞臺，渴望知音的讚賞，與民國同壽的共樂軒在解嚴三十年的今日，整理相關文物訴說那段屬於臺灣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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