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資事實查核：以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等官方說法為例

誤導大眾、昧於事實的資訊或新聞我們稱為「假訊息」、「假新聞」，由於假消息製造社會恐慌，破壞政府公信力。因此政府也祭出了社會秩序維護法加以規範。此外，因應近年來真真假假的訊息滿天飛，更有民間團體成立事實查核中心，就各式流傳的訊息加以查核與澄清。

不過戒嚴時期的政府單位，多會利用國家機器進行政治宣傳好進行「洗腦」，例如1978年12月19日《中央日報》刊載了朱桂所虛構的〈南海血書〉，就是政府的情治單位策畫，再用國家機器透過媒體、電影、國家之教育文化機構，編入教科書全面推廣閱讀，其用意不過是打擊黨外運動，以反共為名義鞏固政權。

文資「假新聞」的成因

為了統治，政府機關製造假新聞其實從未間斷，連文化資產的指定、登錄也伸入黑手。位於圓山飯店山腳下有個受文資法保障的歷史建築「太原五百完人紀念建築群」，這個文資就是建構在一個造假的歷史之上。

一直到了民主化後，太原五百完人事件原貌才被發掘，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迫於公民社會壓力，將原本登錄理由中「閻錫山先生率部浴血作戰，最後守軍全部壯烈犧牲，史稱『太原五百完人』」這段文字刪除，並以「不盡符史實（fact）」作為增補。

為了推行開發案，政府為摧毀文化資產也會製造假新聞。2007年時任台北縣長的周錫瑋等人與捷運局強調「沒有機廠，新莊捷運不能通車」，造成民眾對樂生療養院院民誤解，可是2012年新莊捷運在沒有機廠的情況下，全線通車了。局部被拆除的樂生療養院，政府在2009年列入台灣的世界遺產潛力點，同一年更以「文化景觀」名義登錄為法定文資，但是國家暴力這一段歷史卻沒有列入登錄理由。

文化資產圈有時候也會因為研究不夠嚴謹，散播出錯誤的訊息，其中全台唯一、全台僅見、全台僅剩、全台第一等字眼，經常被地方文史工作者用來強調文化資產的「罕見性」。地方人士有時候受限資料、資源不足，一不小心就誤用了，這都屬情有可原。

但是官方有研究經費去找學者研究，文資會也有將近20個文資委員把關，若發生錯誤，實屬不該，因為官方散布出錯誤的文資「假消息」，反而對文化資產教育是一大傷害。

舉例來說，只要上網搜尋新竹古蹟香山車站，就會出現一堆「全台唯一日式檜木火車站」文章，偏偏全台有數處日治時期興建的檜木車站，這個錯誤疑似新竹香山區公所藉由新竹市政府發出的新聞稿造成，發生錯誤是政府不察，如今被民間以訛傳訛廣泛引用。

屏東的歷史建築「竹田車站」，其解說牌上竟然被形容成是台灣僅剩的三座木造火車站（包含保安車站、集集車站），似乎遺忘了全台木造車站還有北門驛、竹崎車站、石榴車站、旗山車站、談文車站、大山火車站、新埔車站、日南車站、三塊厝火車站、新北投車站、七堵火車站、後壁車站、太平山林鐵舊天送埤站、林鳳營車站、烏樹林車站……等。

新竹香山車站新聞稿的錯誤是區公所造成的，可是新竹市市政府卻不察。屏東竹田車站解說牌，推測是鐵路局或地方單位委託製作，但是主管機關屏東文化處也沒發現，這或許都不是地方政府的文化局、文化處直接造成。但是這種錯誤訊息若是經由主管機關文化局、文資處散布出去，那麼有關機關的行政與文資專業就大有疑慮。近期台中市文化局及文資處更屢屢發出這樣的膨風水蛙「新聞」，各家媒體報導時，記者也無法判讀真假，只能選擇相信官方說法就報導。

何謂「民番地界碑」與土牛、土牛溝？

日前台中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經由中央文化部認證，由地方文資層級的「古物」提升價值成了中央層級的「重要古物」，然台中市政府文資處卻對多家媒體表示，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是台灣現存僅見的官立漢番界線見證。可是這個說法絕對是錯誤的。

首先，指正台中市文資處對「土牛民番地界碑」說法的錯誤，並非否定它的重要性，也非吹毛求疵，而是基於文資教育之必需，因為文化局必須傳達正確的歷史知識。

全台「民番地界碑」與土牛、土牛溝的產生，源自唐山過台灣的移民開墾，造成對原住民的壓迫，清朝官方為解決糾紛，最初以立碑告示禁止雙方越界方式來避免衝突，不過若只依靠界碑，仍容易私下越界，因此後來除了利用天然山川河流為界，也在山川不明顯之地，以土堆造防禦及阻隔設施。這種土造設施因為造土如牛¹，所以稱為土牛，而挖掘之溝渠稱土牛溝。

台中石岡的「土牛民番地界碑」碑文內容為：

奉憲勘定地界

勘定朴子籬處，南北計長貳佰捌拾伍丈伍尺，共堆土牛壹拾玖個。每土牛長貳丈，底闊壹丈，高捌尺，頂闊陸尺。 每溝長壹拾伍丈，闊壹丈貳尺，深陸尺。永禁民人逾越私墾。

乾隆貳拾陸年 正月　日　彰化縣知縣張 立。

這個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的重要性，是碑文提到了土牛，也清楚描述土牛的數量、土牛樣貌、土牛溝深度、年代，與其它「民番界碑」相比較，筆者認為，一般「民番界碑」碑文內容通常較為簡要，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內容詳盡，具有高度歷史價值。因為價值明顯，約略在1930年代，當時的日本統治者就用《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將本碑指定為「史蹟」。

清朝時期的土牛、土牛溝因為都市開發導致大多被剷除，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可與尚留存的法定文資土牛溝楊梅段²相呼應。但是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並非僅見的官立漢番界線碑，主要是日本時代就不乏研究及相關報導。

舉例來說，《台灣日日新報》就紀載了台北的石牌曾存有曾曰瑛乾隆年間³所立的漢番界碑數塊，上刻「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田南勢園歸番管業界」，到了日治時期，僅剩兩塊，其餘不知去向。

石牌的「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田南勢園歸番管業界」碑，見證了石牌賴、魏、謝三姓家族為主的開墾過程，清朝立碑為界，為族群關係留下歷史見證。兩塊石碑一塊原本存放於明德魏家捐地興建的石牌派出所，後因為警察局都更為大樓，再度遷移至石牌捷運站出口的廣場，擁有一般古物的文資身分。另一塊保留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內，也就是今日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內。

國立臺灣博物館內其實也保留了若干界碑，例如「經理謝打馬眾番界止」，此碑國家圖書館台灣文獻有詳細說明，不於本文贅述。

至於現存的「民番地界碑」還有哪裡有呢？擁有古蹟身分的是位於嘉義縣梅山鄉的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界碑立於清乾隆33年，界址效力範圍包含大湖、頂寮、三渡水、蟾蜍嶺、奇里岸、庵古坑等地（即現今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至嘉義縣梅山鄉圳南村、太平村一帶），碑文直接說明了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請竪界碑區別民番界限。

高雄舊城國小校園內崇聖祠後碑林藏有乾隆元年審斷牛埔界址嚴禁侵佔番地碑記，由鳳山縣知縣方邦基給立告示。立碑時間比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更早，文資級別是一般古物。

日本時代調查中紀載的「民番地界碑」尚有數個，不過隨著戰後政權移轉，許多「民番地界碑」下落不明，有文史工作者沈沐蒼表示雲林有一「乾隆民番地界碑」，此碑因當地居民最初不知道價值，被「打石」裁切，後經搶救後，放置於古坑福華宮，但是此碑沒有文資身分，筆者也尚未目睹，雲林文化處雖知情，也沒有啟動調查來證明，在事證尚未明確之前，姑且用「潛力古物」來形容。

也就是無論如何，全台「民番地界碑」並非孤例，石岡「土牛民番地界碑」絕對不會是僅見的官立漢番界線見證，建議台中市文資處描述古物時仍要依照學術標準嚴謹看待，因為此錯誤的見解，將代表著台中市政府官方的說法，進一步因其權威性而被市民全盤接受，不得不慎。

• 土牛者，造土如牛，置要害，戍兵防守，此說法見連橫《台灣通史》。
• 楊梅段土牛溝的提報還是外國人，提報人是藝人郎祖筠美籍丈夫高喆生，這也顯示有不少外國人對台灣的認識比國人深。
• 碑文沒有年代，不過曾曰瑛乾隆十年（1745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期間擔任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因此推斷是1745年到1748年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