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丹／恐同？厭女？讀《從噁心到同理》與《這是愛女，也是厭女》
在社會中打滾，我們勢必難逃一個經驗，總是有人逾越專業界線，以指導性的語氣，界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讓我們湧現被教導、被指責的感受。
面對這些突襲，我們經常這樣告誡自己，對方這麼專業、這麼友善，我們應該坦然接受，甚至感激對方。直到有一天，這樣的模糊感受，才有可能顯出輪廓，對方看似理性、合宜的言語，遲早會洩露出隱藏在內心的厭惡，甚至噁心的感受。
「我就是覺得同性戀很噁心」、「我就是討厭母豬」、「我就是覺得女性比較不行」，這些都是人的感受，而說這些話的人訴求著，既然是感受，就不該受限制，應該被尊重。這些人彷彿在說：尊重別人的感受，就叫做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你懂吧，不懂意味著不夠文明。
噁心與厭惡，是學習來的
《從噁心到同理》一書重新看待「噁心」這種情緒。首先要翻轉的是，噁心並非自然產生，也非天生如此；相反的，人們會覺得噁心，往往來自於一種區分「正常」、「不正常」的主流規範，以及基於此主流規範的偏誤認知——同性戀就是不正常——是這樣的偏誤認知，讓人產生同志使人噁心的感受。
同樣的，許多人厭惡女人「不理性」、「無法合作」。《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告訴我們，厭女這種情緒的背後，潛藏著區分「好女人」、「壞女人」的主流規範，其中預設了聖女與妓女的二級向度，女人被評價為非此即彼。於是，人們就在「我是為妳好」、「只愛一種家」的保護之名下，掀起任意評價女人的道德聖戰——女人就是不該如此——是這樣的偏誤認知，讓人產生對女人的厭惡。
同性戀噁心，以及厭惡女人的情緒，絕非僅僅是個人的情緒，而是社會特定道德標準下的集體感受，且源自於一個區分「正常」、「不正常」或者「好女人」、「壞女人」的規範結構。
換句話說，噁心、厭惡的情緒，並非只是稍縱即逝的個人心理活動，而是人與人之間一座無形的阻隔之牆。這座牆，你可以說它是保護，但它更像是一種禁錮，是一種透過社會主流規範與認知框架，所展演的道德二分評價系統。
受制於道德二分系統
問題在於，噁心、厭惡的感受，會表現在日常生活的人我互動，透過言論、行動，直接對我們品頭論足。如果已經形成欠缺論據的指控，那我們還要尊重嗎？尊重的限度在哪裡？尤其這些人甚至會更進一步、義正詞嚴嚷嚷著：因為你的存在讓我痛苦，所以你有義務接受我的評價。
於是，生活中自然出現了這種「真實真理」：「同性戀就是離經叛道」、「女兒本來就不應該跟媽媽頂嘴叛逆」、「女人不像女人，應該不會被性侵害吧」。
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我們以為自己在陳述事實，其實只是受制於道德二分系統的指揮，說出了一個道德二分系統所期待的人我關係。《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這本書在第6、7、13章都提到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當房思琪告訴自己「愛」上老師的時候，像是在述說一件事實，卻又更像是一種回應厭女道德二分系統的主體行動。
「愛」上老師的事實就是在追求一個成為「好女孩」的自我。房思琪彷彿在說，事情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事情應該就是大家都認為正常不過的男歡女愛，而這些都是房思琪對厭女二元道德系統所說的話。
為什麼我們一邊在主張性別平等的同時，另一邊只要遇到社會文化回到日常家庭生活時，所有的人都自動歸位，重新返回坐在刻板印象下的「性別分工、性別角色」的位置，彷彿性別平等只需喊出口號，平等就會實現。或者也可說是，行動主體無法把性別平等的思潮與價值，在日常生活進行生活實踐與落實，只要一遇到障礙與窘境，就自動放棄價值，形成主張、價值與行動三個層面不一致的落差。
——姜貞吟，《這是愛女，也是厭女》
當我們在認知事實時，通常將厭女情緒結構，設定為說話對象；而我們說故事時，往往將敘事指向逃避或抵抗道德二分，以免自我遭到懲戒。試想，如果我們是兢兢業業的同志，卻受制於這個摸不到卻也扳不倒的城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自由人，面對排山倒海、固若金湯的「應該」，可以怎麼回應它？
我們的選擇很少，最最簡單的，就是犧牲自我的完整性，這使得自我主張、價值與行動之間形成不一致。於是，自我不一致，竟成為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厭女情緒造成的制度不公
個人的即政治的，這是女性主義的基本信念。過去所追求的，集中於挑戰制度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今日所面對的，則是要直視厭女道德與情緒結構的不公平。
人們的情緒可能是真實的，也可以找到合理的主流認知框架來源，這些都需要我們停下來，體會它，然後思考：厭女情緒是否已然決定了我們如何認定事實、是否已然侷限了我們的性別互動、是否已然滲透到家庭與工作的制度設計？而這些，是否很有可能就是不公平的？
《從噁心到同理》將過去因為覺得同性戀噁心，而設立的禁止同性婚姻、懲罰同性戀性交的法律，稱之「噁心政治」。
的確有些極受尊敬、甚具影響力的人，卻擁護以噁心感作為立法準則的作法。
——納斯邦，《從噁心到同理》
至於「同理政治」，《從噁心到同理》是這樣說的：
要做到真正的尊重，必須能夠想像，並且對其他人的人生在感情上有所參與，這是必要的。唯有這種能力是達到尊重的關鍵——要把別人看作終極目的，而不只是工具或手段。因此，同理的政治既包括尊重，也包括想像力，而想像力是尊重之中絕不可少的要素。
——納斯邦，《從噁心到同理》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所倡導的「多元協商」類似於「同理政治」，目標在於讓弱勢團體、邊緣群體被看見，懷著尊重與想像，讚揚她們以有限的資源突破關係中的主體困境，肯認她們在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間，講出具脈絡的主體故事。
如果噁心跟厭惡的情緒是學習而來的，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學習，直視這些不正義、排除他人的情緒，因而得以鬆動道德二分的情緒結構，促成互動與制度的改變。
個體比集體重要
如果不想被道德二分系統宰制，如果想要多一點自由，在個體面對情緒結構時有個關鍵因素，那就是，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個體永遠比集體重要。集體所煉造出來的故事，往往就是套用既有的道德二分法，而無法充分反映個體的真實，《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提到：
生活在厭女網絡的人，經常欠缺適當的語彙、理論以描繪自身經驗，於是，社會各界難以辨識權勢性侵、無法理解慰安婦的多元主體、欠缺反思社會汙名惡女的傷害，許多人被困在愛厭交織的控制與保護之中，欠缺能動性的資源與行動指引。此時，受困於厭女網絡的人，很容易會產生自我困惑，甚至折損，以致於無法做出突圍的思考與行動。
——姜貞吟，《這是愛女，也是厭女》
當個體試圖抵抗情緒結構時，經常因為集體形象凌駕個體，個體被吞沒於集體之中，而只能在集體中感受到自我。例如，個體有時會為了追求集體連結，在情緒下抓取道德二分法，在創造集體感的同時，也產生了扭曲的事實想像，從而複製了道德輾壓的人我關係。
政治並不必然意味著要透過集體才有可能，集體還是要有一個又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才得以鬆動既有的評價系統，且避免複製既有的壓迫關係。
閱讀這兩本書之後，還需要牽引出下一步的動力。同性婚姻合法、同性性行為除罪化，只是一個開端，只是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絶對不足以造成改變。在拆穿情緒結構之後，我們還需要促發更多主體以其自身利益，持續挑釁、越界、敢於奇異與誇張，才有可能真正撼動主流規範的偏誤認知。
這兩本書提醒我們，必須對「情緒、感受」有更加警慎的覺察。當我們有能力看穿情緒結構認知偏誤的拉攏與懲戒，並且拉開我們與這世界敘事模組的距離，我們才有可能看見這世界複雜的面貌，也看見自己在語言的世界如何被擺放，又如何可以在其中自我協商。
至少，當下一次突襲來臨之前，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千萬不要在驚嚇中不知所措。我們要直視這些懷疑、貶低、挫傷、厭惡、噁心感受，理解恐同與厭女的情緒結構。
（原文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標題為「覺察恐同與厭女的情緒結構：讀《從噁心到同理》與《這是愛女，也是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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