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可以說我已經死了——紅色高棉大屠殺紀錄片《無名之墓》

出生於1964年的柬埔寨裔法籍導演潘禮德（Rithy Panh），是當代最重要的紀錄片導演之一。

他在童年時期經歷了赤柬（法語Khmer Rouge，亦稱「紅色高棉」）大屠殺（1975-1978），家人們被送進勞改營一去不回，幾十萬無辜人民死亡。他在輾轉逃往泰國後，於法國成長學習，在1989年完成第一部紀錄片《Site 2》，描述1980年代柬埔寨家庭在泰柬邊界難民營的故事。此後30年的電影生涯，共20部作品，全都圍繞在這個事件，並與他自身的經驗息息相關。

其後，他持續追蹤赤柬大屠殺的各種面向，並在2003年，以記錄加害者與受難者，深入國家暴力與平庸之惡的代表作《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S21 The Khmer Rouge Death Machine）震撼世界。近年他開始處理自己的創傷經驗，以「三部曲」為名，重返現地，回溯自身記憶，透過大量的重演與安排，以影像書寫自己的創傷經驗，陸續完成《消失的映像》（The Missing Picture, 2013）、《流放歲月》（Exile, 2016），以及最新作品《無名之墓》（Graves without a Name, 2018）。

正視歷史不義的創作動力

《無名之墓》以一位倖存者式的旁白緩緩展開，詩意且飽含韻律的法語，反覆地提到：「你們可以說我已經死了」。潘禮德回到柬埔寨的鄉村，一個在他13歲時，經歷家人離散死去的記憶所在。如今，這裡草樹叢生，關於大屠殺的屍首萬人坑與所有曾經，早已消散在大自然之中，被風吹逝、被土掩埋、被樹草分解，平靜地彷彿不曾存在。

為了拍片，潘禮德不斷地回到這裡，試圖找到家人屍骨的蛛絲馬跡，但總是一無所獲，電影創作之於他，已是一種創傷書寫的系列自傳。在《無名之墓》，他如此描述自己孤寂、心死的心境：

我以為自己能不仰賴死亡而重生／我以為自己能一笑置之／我想卸下身上的重擔／並親吻那童年時候的自己／但遺留在風中的只有塵埃。

對家人的思念之情，對歷史真相的渴求，對這些無名屍骨的關懷，皆轉化為強大的意志和觀點，成為他正視殘酷屠殺與歷史不義的創作動力。

一方面，他運用紀錄片中「場面調度」的概念，帶著亡者的肖像照、於曠野間放映電影、求助靈媒並焚香祭祀，透過儀式性的各種行為，召喚和安慰這些孤魂亡靈，帶領觀眾進入另一個時空。其中，當一位受難者家屬在靈媒的協助下，與已逝亡靈展開對話，雙方相擁後泣不成聲的淚，終於釋放了多年來的傷痛。

另一方面，潘禮德也在鄉間積極尋找見證者，曾經歷大屠殺的年邁老人在曠野樹下，顫抖地不忍回望歷史，最後終於說出他深藏心中的親身經歷——毫無血色的軀體，流著鮮血的樹木，受難者如何被飢餓與踐踏迫死——各種細節構建出人間煉獄的真實景像。導演也透過考古挖掘，發現了深埋田埂土壤中的碎骨、殘衣與牙齒，種種遺跡銘刻著屠殺真相的悲痛。

透過死與生的辯證，抵抗遺忘

雖然，正義不會因此就被平反，但肉眼不可見的亡靈之現身，證詞與證物的相繼出土，都成為重要的隱喻，證實即便已過了40年，已被湮滅證據的大屠殺事件，仍是如此真真切切的存在。而記錄下這一切的《無名之墓》，就是已逝歷史的記載、文獻與見證，也是針對罪行的省思、控訴與批判。

正如片尾的旁白所述：

我知道有個世界／生者和死者很親近／他們猶豫不決／一直嘗試呼救／相信他們能向別人坦白／但他們其實已不復存在／而那就是我們的世界。

在《無名之墓》裡，徘徊迷失的亡魂，或許能因真相的被清查，透過故事的被述說與傳誦，找回名字，找回身份，找回尊嚴，找回棲身之所在，得以安息。如此一來，生與死不再是永別，而是在一線之間。透過「死」與「生」的辯證，電影成了關於記憶的鬥爭，是抵抗遺忘，也是自身存在意義的認證。

最後，隨著《無名之墓》經歷傷痛及撫慰的我們，跟隨著空拍鏡頭於天上俯瞰這片大地，太陽就在前頭指引方向，當追尋正義成為可能，生也不會再被錯認為死。

我向你獻上這座祭壇／這片由石頭和溪流組成的風景／我把這個世界給你，沒有淚水／我把這些道路給你／這些我們一同走過的稻田／將從昨日持續到永遠在這些河流裡，在現今的每個早晨／我們將要重生，並說／向預言家和詩人說「對」／你們必須承認我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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