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紀錄片為武器——艾曉明的女權與社運征途

艾曉明訪學歸國兩年後，她接到一通電話，對方告訴她，自己是北京「反家暴網路」的負責人，這是一家在九五世婦會後應運而生的婦女NGO，這家機構今年的工作任務之一，就是要排演中文版的《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對方說，自己在報紙上找了一圈，發現只有艾曉明寫過《陰道獨白》的劇評，於是聯絡她，問問是否有合作的可能。

在國際女權運動中，《陰道獨白》不僅是一個經典劇本，而且衍生出舉足輕重的V-Day運動，它鼓勵全球女權主義者在每年二月十四日這天演出此劇碼，作為反抗性別暴力的行動。艾曉明在美國期間才第一次觀看《陰道獨白》，那篇劇評就脫胎自她的觀劇體驗。

徵詢過學生們的意見後，艾曉明回覆反家暴網路——中山大學中文系師生決定接下演出《陰道獨白》中文版的任務。

公演本計畫在V-day前後進行，但不巧碰上二〇〇三年初的SARS流行，只得推至下半年。在兩百多天的排練與等待期中，性別教育論壇也以劇組師生為基礎正式成立。

獨立紀錄片導演胡杰，被邀請到中大拍攝《陰道獨白》中文首演的幕後故事。他用鏡頭記錄下，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七日晚上七點半，中大中文系師生在三百多名觀眾面前上演《陰道獨白》，這是該劇在中國的首度中文公演，也成為性別教育論壇的第一個標誌性成就。

但在漫長的駐校拍攝期間，最讓胡杰印象深刻的不是排練也不是首演，而是他見證的另一件事：中大一名女生被殺害，拋屍湖中，艾曉明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約會謀殺案件，她立刻召集性別教育論壇的學生開會，商討如何回應這起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她們當場商定要為事件針對性地改編出一部話劇，兩、三天後，這部劇就在中大的小劇場上演了。這讓胡杰感到震撼，他從未見過一個高校老師能有如此的行動力。

演出當天，劇場內人擠著人，艾曉明走上舞台，就演出緣由發表一段演講。胡杰已經想不起來她具體說了什麼，但他清楚地記得那段話給自己的感受：「非常有力量，很有戰鬥性。」他舉起攝影機，把它拍進了自己與艾曉明共同完成的第一部紀錄片《白絲帶》。兩人之後長達六年的紀錄片合作，由此開始。

艾曉明說，她開設女權主義課程時本沒有打算非要去挑戰什麼，但也沒想過女權主義可以脫離社會現實而存在，是付諸實踐後她才發現現實中會有那麼多阻力和反對的聲音，「在你沒有亮明觀點之前是沒有人要來跟你打仗的。」

在二〇〇四年一場關於女權主義的教學研討會上，艾曉明正面闡述自己的教學理念：

我們教授女性主義，不是純粹的知識傳遞，而是面對不平等的事實，分析原因，推動改變……我的目標不是給中產階級輸送優雅好太太，而是培養人才去改造社會，改變處於比你更不利處境的人的命運。你要承擔這樣的社會責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堅定、百辯百勝。

中國首位提出「約會強姦」概念的人

艾曉明與社會「辯」的開始是「黃靜案」。

不同於孫志剛事件最早是由媒體曝出，這個在湖南湘潭發生的女教師裸死宿舍事件，是第一個完全透過網路發酵的公共事件。湘潭警方認為黃靜是正常死亡，而黃靜的母親則認為是男子姜俊武強姦所致。網友一開始紛紛對此事義憤填膺，但隨著姜俊武與黃靜的情侶關係浮出水面，質疑轉向了黃靜的母親。

然而在艾曉明看來，這是非常明顯的「約會強姦」案件——姜俊武承認，在黃靜拒絕的情況下仍有性行為發生——艾曉明隨即在網上發表了她的分析，作為「約會強姦」這個概念在中國的首位提出者，她引來網友的種種質疑：男女朋友之間發生性行為不是很正常嗎，怎麼能說是強姦；妳是女權主義者所以有偏見；妳受了黃靜母親的蒙蔽。當然，警方更加不會把這個概念納入考量。

艾曉明此前為孫志剛事件發聲時，社會輿論是一面倒的支援，而這一次，她沒有想到一個性別議題會曝露出自己與公檢法和公眾有如此大的分歧。受到孫志剛事件的啟發，艾曉明自然地認為，更清晰地展現事實和道理，引發更深入的輿論討論，就能影響公眾的看法，推動官方改變不公。

那麼，要用什麼方式去推動呢？艾曉明沒有選擇她最熟悉的文字，她選擇了紀錄片。

天堂花園：行動者的紀錄片

多年以後，她這樣分析文字與影像的抉擇：

我們大多數人都習慣將文字作為求知、表達的工具，但是在中國這種極權社會，宣傳術和洗腦術也是透過文字來實現的，它特別否定具象，否定人們的直觀體驗，而影像、紀錄片，它呈現的就是這些直觀、具體的東西。

但在黃靜案當時，艾曉明想的只是，胡杰拍過一些歷史題材紀錄片，影響力很大，而且黃靜案的紀錄片以後可以用作女權主義課程的教學材料。於是她邀請胡杰一同前往湘潭拍攝，胡杰欣然應允。此前兩人的合作都是由胡杰負責拍攝，艾曉明參與剪輯，這一次的計畫也是如此。然而，這次合作在胡杰去姜俊武家做了一次採訪後就瀕臨崩潰。艾曉明的觀點在網路上是公開的，而這次採訪她為了避免尷尬沒有同去，姜俊武家人向胡杰控訴了黃靜母親種種糾纏和編造細節的行為，胡杰也開始懷疑，兩個戀人之間真的存在強姦嗎？

胡杰與艾曉明一同走在湘潭街頭，他比往常還要更沉默些，掙扎許久，胡杰終於開口說：我拍不下去了。

熙熙攘攘的街頭瞬間寂靜，突如其來的打擊讓艾曉明無所適從。但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短時間改變胡杰的觀點，就像她無法一下子扭轉網友的觀點一樣。胡杰離開了，艾曉明一個人在街頭悵然徘徊，從來沒有獨立拍攝經驗的她陷入了絕境。

這時，街上的一群人引起了艾曉明的注意，他們圍站著，中間有一個人在唱民間戲曲，她聽不懂那方言咿呀，但那歌聲將她的思緒拽回了喧囂市井，她突然被這場景感動了——這就是人們千百年來唱的歌，這歌裡有一種對生命的願望，這種願望與黃靜想得到美好的愛情、黃靜的母親想得到美好的生活，是一脈相通的——艾曉明第一次對一個場景產生了共鳴，雞皮疙瘩傳遍她周身，她拿起攝影機，開始拍。

回到住處，艾曉明重看自己拍的鏡頭，她發現自己拍得非常好，她頓時有了信心：我對事件和場景有感覺。

有些什麼在艾曉明心裡甦醒——她本來就是喜歡影像的啊！她想起小時候，放露天電影是一種稀缺的福利，每到周末，她就要豎起耳朵收集各種風聲：今天晚上放不放電影？她總是寧可信其有，早早地在放電影的操場上擺好小板凳，如果傍晚下起雨，她就知道肯定沒有電影了，又悻悻地把板凳頂在頭上冒雨跑回家。

在美國訪學時，她幾乎每天都借兩、三盤錄影帶，她想著一定要趁這個機會把國外的好片子看個遍。她記得圖書館的錄影帶當天借當天還就不用花錢，她總是早上七點半就進圖書館，看到月亮高照才出來，但有時她看了一整天看影片卻又懊悔——又一天什麼書都沒有看。

胡杰在一番糾結後回來找到艾曉明，他覺得把一大堆素材交給一個沒有剪輯經驗的人是不負責任的，他告訴艾曉明，自己會協助完成黃靜案的拍攝，但如何編排完全由艾曉明決定。

▲ 黃靜案拍成了《天堂花園》，分上、中、下三集，前後歷時三年完成。

最終，黃靜案拍成了《天堂花園》，分上、中、下三集，加上案件判決和後續討論，前後歷時三年完成，總長度達一百八十分鐘，記錄著案件在各個階段的真相追尋和辯論。艾曉明的博士生黃海濤曾參與為黃靜案發聲，他認為，這是對重大公共事件少有的、甚至僅有的社會性別視角記錄，極為珍貴。而胡杰至今對這個複雜事件沒能從中立角度做記錄感到可惜。

對艾曉明個人來說，《天堂花園》有著另一層特殊意義，這是她第一次親自拿起自己後來終身受用的行動和認知工具：攝影機。身為紀錄片菜鳥的艾曉明，從一開始就沒有胡杰那種「紀錄片導演應該像牆上的蒼蠅一樣去觀察」的觀念。她邀請黃靜母親到中大與師生討論案件、聯合女權學者和NGO給有關部門提意見，也出謀畫策讓中大法醫中心去給黃靜屍體做獨立鑑定，而且並不介意把自己和這些事都拍進紀錄片中。

當《天堂花園》在英國放映，觀眾用「參與式」這個詞彙來描述它。香港放映時，一位學者如此評價：「這是行動者的紀錄片。」

※ 本文摘自《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原標題為：〈女權主義〉〈社運光譜〉。

《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
作者：趙思樂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