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即失業?——北京低端人口「蟻族」的地下社會

聯合新聞網 鳴人選書
即使來自中國各地的大學畢業生可以前進大都會,讓生活條件變得更好,但他們仍然屬於社...

中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畢業生在畢業那年找不到工作,而且即使擁有大學文憑也無法保證薪水優渥。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只有3%的年輕畢業生能找到月薪5,000人民幣以上的工作;而70%幸運找到工作的,每個月起薪2,000人民幣,基本上跟移工差不多。2003年到2009年間,由於工廠與建築工地勞力短缺,移工的薪資增加了80%,但同時期年輕畢業生的薪資卻停滯不前。

中國大學的畢業率極高,每年都有大批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引發激烈的職場競爭。而儘管過去十年來中國經濟成長驚人,仍然沒有創造出足夠工作機會,吸收這批通過高考且完成四或五年大學學業的年輕人,於是許多人一畢業就直接被算進失業人口。根據中國雜誌在2014年初的分析報導,大約還必須創造出1,300萬個工作機會,才能滿足這支大學生失業軍團。

中國社會學家廉思的研究指出,北京大約有15萬的「蟻族」,這些正在找工作,或是被當成廉價勞工的大學畢業生,都住在地下坑道裡。上海也不遑多讓,整個國家多出100萬蟻族占據在各大城市的地下室。

很少有年輕人能夠扭轉他們的命運。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胡星斗評估道:「即使他們可以前進大都會,讓生活條件變得更好,可他們仍然屬於社會底層。不過,這個族群的優勢是他們比一般人更頑強,所以年輕的鼠族或蟻族不會是經濟發展減速之後首當其衝的那一群。」

北京大約有15萬的「蟻族」,這些正在找工作,或是被當成廉價勞工的大學畢業生,都住...

蟻族軍團也盼看看世界

22歲的天民和他23歲的女友小芊,幾個月前從河南來到北京,他們就屬於這個族群。天民是念理工的,能夠當個電腦工程師就很滿足了。小芊韓文系畢業,在傳播業找到了一份工作。娃娃臉的天民說:

我本來應該可以找到跟我在鄭州念的學位相關的工作,但在北京這個電腦工程師的工作,雖然不太理想,薪水卻有三倍高。這十年來,我們年輕一代最難的就是找一份工作,老闆的要求非常高,畢竟現在人人都有文憑。隨著經濟發展,大城市的工作機會就多,偏偏老闆喜歡雇用已經有經驗的人,要找第一份工作,便得一路過關斬將。

他穿著一條藍色百慕達褲、上身打赤膊,站在公共浴室的水泥洗手槽前面搓洗衣服,木製洗衣板上都是肥皂泡。

小芊在他隔壁的洗手槽洗頭,皺眉看著我們。是她堅持要來北京的,因為她覺得河南的生活好無聊,想出來「看看世界」。他們在珠江綠洲社區地下室租了一個將近四坪大的房間,就在北京北邊的定福庄一帶,地點就靠近中國傳媒大學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珠江綠洲社區共有十五棟,每一棟都藏有地底迷宮,裡面隔成六十間房。天民他們住的這一座迷宮走廊特意布置過,不僅牆上掛著典型中國山水畫,每個房間的門還精心釘上銅製門牌號碼。即使如此,他們一有機會就往外跑。兩人偶爾會在房間裡煮飯,大部分時候則到附近一家學生餐廳吃,10塊人民幣就有一大碗麵,20塊便可以吃到一份有肉的主菜。

小芊出身河南一個小鎮,她的父母在當地開了家小超市,天民則來自某個農村,家裡是種田的。如果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們打算在北京待個五年或六年再回去鄭州,那是他們大學時相識的地方。

每次跟中國的年輕人聊天,他們那套不想要小孩的論調總教我震驚。這即是中共造成的眾多...

一胎化政策與高齡化衝擊

「如果你沒有關係,家裡又沒錢,那在北京生活就大不易。」小芊說,她看起來稍微放鬆了點。

我爸媽很擔心我,因為我在這裡吃不好也睡不好,可其實這地下室還算乾淨,而且不算太潮溼。我們來之前就知道生活不容易,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跟北京比,我原本住的河南那小鎮簡直無聊死了。我要是一輩子住那裡,肯定會非常鬱悶。那裡就像六〇年代的中國,跟古時候差不多,只差在多了網路。但我們也不能一輩子待在北京,這裡房價太貴,我們根本付不起。我們現在年輕,這是挺好的經驗,可到時我們不得不離開。

這對年輕情侶已經同居兩年,也考慮過結婚。天民打算在一年內辦完婚事,只是小芊有點猶豫是否要這麼快定下來。「她不想受到束縛。小芊是個自由至上的人,沒人可以把她關在籠子裡。但我會耐心等下去的。」天民一臉落寞地說。

不過,他們已經說好了不要生小孩。就算一胎化政策已經放寬也不影響他們。

天民和小芊就像許多跟他們同世代的年輕人一樣,信奉的是十年前中國尚未盛行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這個國家汙染太嚴重,不適合養孩子,而且政治氛圍不穩定、生活開銷又太高。

「瞧瞧那些食安事件,我不想為了避免讓孩子中毒,把全部薪水都拿去買進口嬰兒奶粉或有機食品。」天民解釋。

每次跟中國的年輕人聊天,他們那套不想要小孩的論調總教我震驚。這樣的症候群在某些西方社會也有,但沒這麼誇張。然而我們無可避免地想到,這即是中共造成的眾多災難之一,是一胎化政策與不擇手段發展經濟所帶來的畸形影響,導致社會失衡。

中國政府從2016年開始放寬了生育政策。根據新的規定,夫妻若有一人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兩個孩子。一胎化政策的概念從毛澤東掌權時帶入,至今實施已逾30年,本意是為了減緩急速成長的人口。

此一控制嬰兒出生率的政策過去對農民已有放寬,倘若頭一胎是女孩便可再生第二胎。此外,如果夫妻兩人皆為獨生子女,也可以生育兩個孩子。這項政策導致中國男女比例極度失衡、許多中國女人遭到暴力對待;縱使近期政策鬆綁,許多中國人,尤其是經濟學或人口統計學專家,還是極力呼籲全面廢除這條不受歡迎的法令,到底人口高齡化已然預告今後中國將會出現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由於政策鬆綁之後並沒有達到中國當局預期的高出生率,中國雜誌媒體進行的幾次調查顯示大家已習慣只生一個孩子,而且居住空間狹小、生活費和家教費用等都讓人民不想再生第二胎。中國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指出,在1,100萬這項政策改革的潛在受益者當中,只有70萬對夫妻申請生第二胎的官方許可。當局希望新生兒能夠超過200萬,但這數字遠遠不如預期。

中國大約還必須創造出1,300萬個工作機會,才能滿足這支大學生失業軍團。 圖/美...

沒錢蓋房買房,婚後被掃地出門

在聚龍花園,也就是我公寓底下那群日益壯大的鼠族裡,有個叫小劉的。小劉在24歲時礙於父母壓力而結了婚,因為他們不希望他跟那些屌絲(就字面意義而言是「男性的陰毛」)一樣:那群魯蛇通常人生沒希望、沒老婆也沒孩子、經濟能力不佳,工作不起眼,薪水又不高。

小劉的幸福婚姻生活沒維持太久(而且他也不想要小孩),因為他跟薇佳結婚不到幾個月,就被老婆的娘家給掃地出門了。小劉出身江西,家裡務農,他爸媽的積蓄不夠替他籌備婚禮,也沒能力好好安頓小倆口的生活。

小劉坐在下鋪,身穿米色褲子、褪色牛仔襯衫和一雙老舊的球鞋。他說:

小時候,我家可是村裡頭一戶有電視的,那是我們最自豪的事。十五歲那年我爸生病了,沒法再工作,我媽也沒時間管我。我們村裡的人通常不會表達自己的感受,但有時候我媽會跟我道歉,說沒能多陪陪我。她叫我多看電視,說能看到外面發生的事情是很幸運的。等到我二十歲,我媽開始逼我去找個老婆,她說這樣才有人照顧我,因為我一個人沒辦法生活。

小劉受不了爸媽的叨念,便跑去上海,加入人民解放軍,後來才回村子娶親。兩年解放軍的日子讓他明白他不是當軍人的料。至於讓中國人為之瘋狂的愛情電影裡的浪漫主義,則完全不曾出現在他們生活的現實裡。除了少數的例外,婚姻僅僅是某種契約,讓兩個獨立個體成為財產共有的一體。這種結合,他們稱為「過日子」,純粹是因為兩個人一塊生活比較容易。

考慮過各種選項之後,他想起了薇佳,他們從國中開始就是同學,兩人頗有話聊,感情也融洽。休假的時候,他約過她幾次,用電動腳踏車載她兜風,穿過金黃色的麥田,頭髮迎風飛揚。

有一天,他說想帶她回家讓他爸媽認識認識,薇佳想了想,說「好」。如此一來他們的關係算是確認了,而兩人也認為結婚是理所當然。不過一切還說不準。依照傳統規矩,雙方父母見了面。接著便是一連串提問:「你們家有幾個男孩?」「田地有多少?」「嫁妝包含幾頭牛?」「你們女兒能不能很快懷孕?」

薇佳的爸媽基本上只在意一件事:「你們結婚前會不會先把房子蓋好?」雖然不情願,但最後薇佳爸媽總算答應先辦婚禮再蓋房子,只是中途又冒出其他條件:他們要求小劉要離開村子找工作,因為他念的是出路不錯的資訊工程,可在這小村裡絕對不會有什麼出息。

北京、北京,你就該去北京,那邊才有出路。你要是去了北京,對大家都好。

小劉恨恨地說「我的岳父岳母成天只會講這個。最後我只好打包上北京。」當時他們還沒有小孩,他老婆到火車站給他送行,兩人自此分隔兩地,相隔17個鐘頭的車程。那是兩年前的事了。

17鐘頭車程的距離至今未變,將他與心愛的村莊、田野、原生地區的風土民情,和香辣重口味的飲食習慣給分開。他回去過兩次,薇佳也來北京找過他兩次。他始終沒錢蓋房子,後來受不了家人的壓力以及長期的分離,他們決定離婚。

小劉坐在床邊焦躁地抽著菸,說著自己的故事,而這在2016年的中國仍屬稀鬆平常。

※ 本文摘自《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原標「埋葬的青春」。


《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
作者:派屈克聖保羅
譯者:陳文瑤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8/04/27

《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書封。 圖/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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