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的「研修生」：日本，留不住外國勞動者

日本沒有一位從事單純勞動的外國勞動者，也沒有一位勞動移民——這只是這個國家的表象而已。

事實並非如此。日本有很多外國勞動者，但他們並非作為「勞動者」，而是以「研修生」的身分來日本工作再回國的。他們毫無疑問就是「勞動者」，但日本的政策不允許接收從事單純勞動的外國人，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政府在用這個辦法「走後門」。

為什麼日本不接收從事單純勞動的外國人呢？原因有兩點：一是工會組織擔心他們搶了國內勞動者的飯碗，二是日本社會較為封閉，不願接受移民。工會組織是左翼勢力，而排斥移民的是右翼勢力。也就是說，日本的左翼與右翼都不支持這一政策，因此接收外國勞動力的制度一直無法開放。

但是，日本正面臨人口減少的狀況，勞動者人數不足。於是，日本政府在2016年11月決定擴充完善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在允許接受外國實習生的機械、金屬、縫紉、服裝相關的製造業、建築業與農業等74種職業之外，加上了「護理」類別，勞動期限也從3年延長到5年。2016年6月的實習生人數約為21萬人，今後應該會繼續增加。

實習制度的宗旨是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移」，做出「國際貢獻」，但其實只不過是在日本勞動力不足的崗位上補充外國勞動者的手段而已。這種充滿欺騙性的制度被擴大，我無法贊成。該制度原本的目的是增加「親近日本」的外國人，我卻遇上很多在日本工作時產生「反日」情緒的實習生。

在這樣的實習制度下，實習生從職場失蹤的問題不斷湧現。2015年的失蹤人數達到了5,803人，相比3年前的2012年增長了將近三倍。作為對策，政府設立了名為「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的監督機關。目的是加強對接收實習生的企業，以及與實習生斡旋交涉的「監理團體」的監視，減少實習生的失蹤現象。但與其加強監視，找到並根治實習生逃亡的原因更為重要，若不對症下藥，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另外，接收實習生的國內企業達到了3萬多家，在如此龐大的現場加以監督並不可行。

失蹤增加的原因，並不是接收實習生的「黑心企業」不支付薪資、侵犯人權，而單純是因為失蹤更能賺錢。在人手不足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願意雇用外國非法勞動者的企業簡直是要多少有多少。

政府雖然規定實習生的薪資要等同或高於日本人，但無論是什麼職業，實習生的薪資基本都被壓在各都道府縣所規定的最低水準。再加上實習生與企業之間的仲介機構的存在，薪資會進一步降低，實際到手也就10萬日圓左右。但若是非法勞動，每月能到手15至20萬日圓。大家就是為了賺錢才來日本，所以即使有風險，也自然會走上非法勞動的道路。

現在，透過「外國人實習制度」來日本勞動的中國人也開始減少。中國實習生人數在2012年末是111,385人，減少到2014年末的100,093人。其原因並不在於企業對實習生的需求下降。因為在同一時期內，外國實習生的整體人數上升了1萬6千人，達到了約16萬8百人。

中國實習生減少的一大原因在於日圓貶值。這雖然會讓外國遊客急劇增長，但對於領取日本薪資的實習生來說，影響是十分負面的。對於被人手不足所困擾的單位來說，實習生是不可或缺的勞動力。而占到其中近7成的中國人開始減少，會帶來不小的影響。

中國實習生都在哪裡工作呢？主要是在偏遠的工廠與農場。受高齡化影響，農村的農業人口在顯著減少，而所補充的人手就是外國實習生，其中大多是中國人。漫步於偏遠的農村時，我發現一個現象：騎自行車的年輕人很多。

通常在這種地方，居民都有車，即使是年輕人也會駕車出行。而騎自行車的人，不能說全部都是外國人，但大部分應該是。同時，在農家工作的實習生多為女性，因為大家認為女性更適合從事單純的勞動。有人說：「日本的農業若是沒有實習生就無法維持，不雇用實習生，全靠自己的力量運作的農家已經成為少數了。」

農家一般都是家族經營。以前是父子兩代，現在是祖孫三代人一起幹農活，繁忙時還要雇用附近的主婦作為臨時工。然而，隨著少子化與核心家庭化的進程，家中的勞動力不斷減少，主婦臨時工的時間也會受到限制。因此，就需要依靠外國實習生。在工地和中小企業的工廠工作的實習生都有公司準備的宿舍，而在農村裡，實習生往往會住在農家中，以家庭一員的身分生活。遇上了好人家可能很幸福，但如果無法和諧相處，想必充滿痛苦。

實習制度的宗旨是讓實習生在日本強化曾在本國學到的技能，並在回國後的工作中發揮作用。政府要求在農家工作的實習生來日本之前也是從事農業工作的，但此規定已經名存實亡。派遣實習生的仲介機構會隨意編造實習生以前的工作證明，因為多送出一個人，他們就能多賺一份錢。

幾乎從未聽說過，有哪位在日本的農場或工廠工作的實習生回國後利用學到的技能自行創業。當然，學到的東西裡有些是有用的，但「研修」的原本目的顯然並未實現。

隨著經濟增長，近年來中國的薪資水準急劇上升。同時，日圓也在迅速貶值。2012年，1元人民幣可兌換12日圓，而2017年變成16日圓，日圓貶值將近3成。如此一來，實習生10萬日圓的薪資換成人民幣之後會大幅縮水，大約在6千元人民幣，而這樣的薪資在中國沿海的工廠就能輕鬆拿到。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仲介的榨取。實習生的仲介機構比較複雜，派遣方與接收方各不相同。日本的接收方是持有政府認證的「監理團體」，負責將實習生分配到農家與企業。能堅持到3年實習期間結束的實習生僅有10人左右。除了中途回國之外，許多實習生都失蹤了。

目前，越南正在興起到日本打工的熱潮，實習生人數在2014年末之前的兩年增加了兩倍以上，達到了約3萬4千人。不僅填補了中國實習生減少的空白，甚至還能多出一些。從中國到越南，再到柬埔寨……為了尋找適合成為實習生的人才，不斷進入薪資更低的國家——這已經成為能夠說明實習生接收現狀的一句話。

2016年從職場失蹤的實習生人數，僅法務省報告中有統計的就達到了4851人，是四年前的近四倍。有關實習生受到農家與企業「人權侵害」的批判報導不斷出現在報章雜誌上，撰稿者都認為實習生逃離職場的原因是被迫做非法的、「奴隸一般的勞動」。

但實際上，接收方違法行為的一半都是與安全衛生相關的，與侵犯實習生人權毫無關係。接收實習生的大多都是中小企業與零散的農家，如果嚴格參照法律的話，即使是只有日本人工作的企業也有許多「違法行為」。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的設計。

具體來說，就是規定要支付給實習生和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薪資，但實習生每月到手只有10萬日圓左右。即使接收方按規定負擔了薪資，仲介、政府、企業也會各自分成數萬日圓，導致實習生到手的薪資被壓低。當然，實習生來日本之前是知道這一金額並同意的，但實際來了之後，他們會吃驚地發現同樣的條件下其實能賺到兩倍。如果再加上被分配到的工作並不如意，往往就會走上失蹤與非法勞動的道路。

要想防止這個問題發生、緩解人手不足的狀況，只需對外國勞動者的接收制度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重新建立合適的仲介制度，研修生就能真正享受到幾乎與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薪資。這樣不僅不會出現失蹤，還會有更多希望來日本工作的外國人出現，人才的品質也能得到確保。如此簡單的事情都無法執行，就是因為維持現有的實習制度能給官僚機構帶來很多的利益與權力。

只要日圓不急速升值，中國實習生的人數今後應該也不會上升。即使是以越南為首的新興國家的打工者，也會在本國經濟持續增長時離開日本回國工作。屆時，日本將從哪個國家接收勞動者呢？日本現有的實習制度絕不會帶來光明的未來，我們需要以新的思考和態度面對外勞問題。

※ 本文摘自《原來，這才是日本》，原標〈日本，留不住外國勞動者〉。

《原來，這才是日本》
作者： 野島剛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