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會不說加油」——福島核災後的平凡美德
在地震和海嘯過後前往東北救助生還者的志工,很快就學會了絕對不要講「加油」,因為當人們受到稱讚,他們會覺得自己被告知「你得靠自己了」,沒被稱讚的人則感到自己被譴責。對他人韌性的稱讚以一種絕非故意卻隱含惡果的方式,反倒無助於安全地帶和危險地帶的團結:道德讚許成了未受損害的人們撇清責任的方式。
——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
「歡迎來到福島」
東京出發的子彈列車駛進福島市時,每一位下車的旅客都受到手持「歡迎來到福島」標語的退休人員迎接。站長和站務人員也舉起白手套,親切揮手致意。而除了我們之外全是日本人的下車旅客,大多別過頭去,匆匆走下樓梯來到街上。
2011年3月,當福島第一核電廠六座機組的其中四座接連損毀,它們釋放出放射性的銫、鍶、鈽、碘,在風雨中形成火焰狀的煙霧,向西北偏北方擴散,籠罩了一片50公里長、10公里寬的區域。住在這個區域中的10萬人被緊急疏散,四年後仍不得返家。
福島農民們抱怨東京的消費者不再購買他們的大豆和菜籽油。漁民們也說他們的魚沒人要。整個福島縣至今仍然活在恐懼與猜疑的陰影下,正因如此,任何造訪的旅客都會在車站受到歡迎。
政府將輻射汙染區域分為綠、黃、紅三區。在南端的綠區,政府極力勸說民眾可以安全回家;而在黃區,民眾可在白天進出檢查房屋,但入夜之後不得逗留。而在紅區則設置檢查站,由配戴面具的警察駐守,任何未經許可的人都不得進入。
當我們北行進入紅區,我們使用Safecast的輻射偵測儀測試自己的輻射曝露讀數,這個充滿電路的塑膠盒由美日兩國工程師共同研發,是大眾確信政府並未告知他們關於輻射水平的真實資訊,而以群眾募資做出的回應。
輻射偵測儀與電腦和全球定位系統連線,因此輻射劑量的即時數據可以立刻上傳到伺服器中,與每一個持有偵測儀的人共享。Safecast提供了日本全國各地輻射水平的即時概況,和警方與政府提供的數據互相匹敵。
而在路邊,除汙團隊則穿戴面具、長靴、頭盔和手套,將全身皮膚完全覆蓋而進行工作,他們在雨中彎下腰,將好幾公分的土壤刮去,裝進大塑膠袋中載走,送往已除役的核電廠廠址進行最終貯存。除汙團隊每次換班後都要接受檢測,要是身上的輻射劑量過高,就會從這份工作被撤換;批評者指出,這些除汙人員被開除卻得不到補償。
你以為科學已經解決了輻射安全曝露量的問題。車諾比災變容許輻射汙染區域的民眾平安返回的標準是每小時1微西弗,日本政府則將標準訂為每小時20微西弗。反核勢力和環保遊說者們則堅稱政府的標準不安全,這次有兩位和我們搭巴士同行。
1毫西弗,也就是1000微西弗,讓你有0.055%的機會罹患癌症或遭受遺傳基因損害。那些在廣島和長崎原爆中曝露於4500毫西弗上下劑量的人,一個月內就因此而死。
而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緊急狀態最嚴重的時候,員工則曝露於170到180微西弗不等的劑量中。事隔四年,核電廠的輻射水平仍然過高,只能運用機器人和遙控裝置進行除役作業。
至今為止,死於福島災害的所有將近2萬人都是因海嘯而死,沒有一人死於輻射曝露。醫生在全日本各地檢查了30萬名病人是否罹患甲狀腺癌,迄今發現84例,但無法確切證明是因輻射曝露致癌。我們還需要幾十年才會知道福島災變的真正代價。
「正常」的生魚片
在一個輻射汙染區裡,你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感受到某種不安。你預期樹葉應該都掉光了,稻田枯黃,樹木只剩枝幹。實際上樹葉卻還是閃閃發亮,稻苗一片翠綠,大樹和其他地方一樣濃隱蔽日。正是這樣的全然正常狀態令人不安。
在乘坐一個半小時的巴士,穿越林木茂密的山谷之後,我們來到了海邊的南相馬漁港,前往一座魚產加工廠,它取代了四年前在海濱被海嘯吞沒的那座。從漁港水道的出口可以看見大海,在雨霧中顯得灰暗無聲。
魚商高橋永真(Nagamasa Takahashi)以白色頭巾纏頭,身穿黃色風衣和齊膝靴。他的麻臉被雨水打濕,肌肉發達的身體也在牛仔褲中濕透了。出生在相馬市的他,親眼看見海嘯將他的工廠和住家一掃而空。如今他正在重建一座新的魚產加工廠,但不在福島。
而在這座魚產加工廠裡,幾位穿戴著面具、白外套、長靴和塑膠手套的工人,正在金屬檯上加工一堆堆的灰色章魚,將它們切碎,再將碎塊丟進白色塑膠箱中,交付冷凍或裝船輸送。每一船魚貨都經由輻射偵測儀掃瞄,取得安全無虞的證明,但東京的消費者仍不願接觸任何福島產品。
當我問他3月11日地震發生後的情況,他苦笑著搖頭。從警方發布的一張海嘯來襲前一分鐘由直昇機上拍攝的照片,你也就可以想見這位魚商所看到的景象:磅礡的白色巨浪從地平線此端峰峰相連到彼端,在陽光燦爛的3月午後閃閃發亮,以令人畏懼的速度撲向岸上。
當他意識到地平線上的白色線條是海嘯襲來,他立即奔向城鎮後方松林掩映的砂質山壁上避難。他看著浪峰高過路燈桿的巨浪淹沒工廠,將外海的漁船捲起拋入田野,並摧毀棚架、房屋、蓋板、道路、商店、車輛,以及逃生的人們。
在城鎮後方的砂質山壁上,有一座數百年前的海嘯生還者修建的神社;神社保持完好,但神社下方的一切,包括現代工廠、房屋、船塢在內,全都在不到一分鐘內支離破碎。
隔天黎明時分,這位魚商返回山下,在瓦礫堆中遊盪。朋友的漁船橫躺在大街上和田野中,有的上下倒轉,有的側翻,船體外露,桅杆折斷,死者的屍體仍倒在街道和碼頭無人收拾。
有些屍體再也無法尋獲,或是被海水捲走,或是被埋進泥土深處再也找不到。直到今天,志工們仍在城鎮附近的海灘上四處尋覓,偶爾會發現一塊手錶或一根碎骨埋在沙中。接下來幾個月內都在清除瓦礫、拖走田地裡的漁船、把四腳朝天的車輛扶正、運走殘骸、找出值得保留或必須拋棄的財物。
「我們是一個小社區。鄰居都是朋友。每個人都失去了親人。」其後漫長的日子他都不太記得,除了兩個月後的那一天,他在當地的一家餐廳用餐,餐廳送上了生魚片——正常地方的一頓正常午餐——而他開始哭泣。
重度疲勞的公務員
海嘯來襲時,小林直樹(Naoki Kobayashi)正開著町役場的公務車在街道上來回穿梭,以擴音器呼籲居民避難。現年30出頭的他是個沉靜、溫和的人,給人的印象是重度疲勞的町公務員。
「我真的記不得情況到底是怎樣」他說:「到處都是恐慌」他能說的只是,要是他再接近一點,沿著濱海公路再往前開,離海再近一點的話,他恐怕就沒命了。當他掉頭向高處行駛,他從後照鏡看到巨浪從身後撲來,像一群黑狗那樣追趕著他。
他家的房子被沖走了,隨後幾個小時他都不知道母親的下落,直到母親在町役場現身。他至今仍然對東京電力隱瞞消息感到憤怒。東電疏散了鄰近的兩個町,卻讓距離核電廠僅僅5英里外的浪江町自生自滅。
町役場職員自行決定疏散全町。他們運用社區無線電系統聯繫40公里外的市長們,詢問能否將居民疏散到當地,然後將居民載上巴士。有時需要連續進行四次疏散,才能讓被撤離的居民獲得長期居留之處。
那段時間的記憶一直沉甸甸壓在他心頭,災難過後一開始是以星期計算、然後是以月計算,再來則是以年計算。「最糟的是被我們的町民提問,卻給不出答案,完全得不到消息。我們感到責無旁貸。」結果是這些得不到指示的年輕町役場職員們,得直接面對疲憊驚嚇的鄰居和朋友。
「我們覺得孤單又沮喪」他說:「我們自己也是被撤離者,大多時候都和家人分開。我們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規則正在瓦解,指揮系統變動不定——他有時會接獲命令,有時又得自行決定——至於可供依循的程序,能遵行的也所剩無幾。他只能記得居民需求的壓力,以及居民們的鮮明個性:體育館裡牙齒掉光的老太太們對他吼叫,說是町的流動廚房供應的飯糰太硬,老人家吃不下去,以及他粗暴地回答她們時所感受到的,如今也還在感受著的羞愧。
我們視察了體育館,這個如今空無一人之處,曾是浪江町的家庭在找到臨時住所之前居留數月的地方。體育館很冷,沒有暖氣設備;每一家人都打地舖;食物只夠基本需求;廁所也只有體育館的基本配備;在他們給我看的照片裡,可以看到一個個家庭在地墊上聚在一起,鞋子整齊排列在地墊旁,許多人戴著面罩,有些人靜靜盤腿坐著,雙手摀住耳朵隔離噪音,雙眼向下看。
這個町在海嘯來襲前有21,000人口;如今,被撤離的居民四散於日本各地,而在最近一次調查中,將近一半的人表示他們不會再回家鄉。因此,浪江町正在為疏散命令解除後規劃的災民返鄉只有5000人規模,但沒人知道疏散命令何時會解除,也許是在輻射危害減退,銫-137半衰期過去的2020年之後。
我問了現年31歲,仍然未婚,還在家鄉30公里外的臨時町役場上班的小林直樹會不會回到家鄉。他停頓了一下「他們是這麼說的。」
我們得在黃昏時分離開浪江町。町役場職員們排成短短的隊伍,向我們揮手道別,直到我們走遠。我們懷抱著各自的感觸。而我想著通往核電廠的光禿柏油路上,那座祭祀死者的臨時神龕:石膏佛像,凋萎的花朵,以日文寫著家族氏名和死者名字的木牌;除汙工人在四周留下作為祭品、沒被打開的啤酒;還有燒盡的殘燭。
我也想著新設的町墓地,就在浪江町小學生前往避難的高地上,由此可以俯瞰整片人們曾經居住、此時土壤和生命跡象卻已一併刨除的不毛平原;如今墓地位在松林掩映的砂質山壁上,成了海嘯死難者的安息之地。
※ 本文摘自《平凡的美德:分歧世界的道德秩序》,完整內容見第六章〈福島——韌性與不堪設想的事變〉。
《平凡的美德:分歧世界的道德秩序》作者: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譯者:蔡耀緯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1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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