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納粹是什麼？——從庸常到屠殺實驗場

◎ 文：黃哲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我們正處於全球化的歷史高峰。週期性金融崩潰、貧富差距極端化、氣候變遷、資源逐漸枯竭、大規模遷徙流亡、族群衝突……等危機，也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衝擊著人們的認知。危機所引發的反應，讓近年來全球政治氣氛丕變——就在「歷史終結」的三十年後，歷史的鐘擺再度傾向支持威權人格、劃清族群界線、乃至於拉起貿易壁壘。

人們對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科技進步的樂觀一夕之間變色，「生存競爭」這個赤裸原始的課題則又逐漸浮上檯面。人類可能因此走向下一場大戰與屠殺，這個想像已不再只能是虛構情節了。不少時事觀察者都察覺到某種既視感：當前的處境，彷彿就是二戰前夕的翻版。近年來快速席捲歐美民主國家的右翼民粹勢力，更讓人聯想到當年歐洲各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納粹。

但是在憂心的同時，人們也不免自問：這樣的類比是恰當的嗎？

相較於80年前，現今的國家作為一部治理機器，效能已大幅縮減，並普遍將更多的權力讓渡給企業財團、遊說團體、公民組織、甚至網路社群。過去一套一套的政治意識型態，對於現今群眾而言，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實上，當前風行的右翼民粹，與當年的法西斯和納粹之間的關鍵差異就在於，前者避免了一切極端化的大型政治計畫，始終都訴諸鬆散的、甚至前後不一致的直覺判斷。

有鑑於此，當我們把二戰具體地關連到當前脈絡時，它往往又顯得過於不現實，以致於讓我們困惑：對二戰前夕的既視感，是否只是戰後「反省文化」的過敏反應？

納粹屠殺的刻板印象

追根究柢，這個困惑源自人們長久以來對二戰大屠殺的刻板印象：納粹德國透過精密的計畫，對領地進行全面控制，對外侵略的同時也對內屠殺。因此人們便以為，形成大屠殺機制的關鍵因素是：一個高效能的國家威權，宣傳極端的種族偏見，並運用極致冷酷的科學理性來進行種族清洗——在今天，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現。

《黑土》一書正是為了打破上述迷思、並將二戰關連回當前時局所作。透過嚴謹的史料鋪展，作者精確地描繪出這場大屠殺令人訝異的複雜原貌，逐一顛覆各種刻板印象。

這一連串打破迷思的過程，從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切入：

納粹是什麼？

日常生活中有一種常見的市儈政治態度：競爭就是世界的現實，是非對錯都是相對的，只有贏家才是正義；一切號稱普世性的政治和道德概念，都是眾魯蛇們假惺惺地用來合理化競爭劣勢、並試圖將贏家拉下台的藉口。若將此態度推至極端，形成體系，它就是希特勒的思想、納粹的核心性格。

希特勒相信，人類種族無止盡的弱肉強食，正是自然的現實。各種世界觀與政治概念，不過是服務於種族鬥爭的工具。世界理當優勝劣敗，但自從猶太人出現後，他們引入善惡的道德知識，並且鼓吹和平、互惠、共存的政治理念，讓強者的種族失去鬥爭意識，而受制於作為弱者的猶太人。據此，希特勒認為猶太人不屬於自然，他們並非僅是低劣的種族，而是連「種族」都不是、連「人」都不是——他們是反自然的「瘟疫」、人類種族生態的災難。

一戰後德國的經濟蕭條被希特勒直接等同生物學上的種族生存危機，它是由於德意志人「感染」了「猶太瘟疫」所致。德意志種族唯一的生路就是藉由消滅猶太人，破除世上一切政治秩序、摧毀惺惺作態的布爾喬亞政治文化，恢復叢林般的自然秩序，讓強者稱霸、弱者餓死。

這種思想不同於捍衛國家至上的法西斯主義、也絕不只是當時歐洲普遍可見的反猶主義。它的原貌是個反國家的、暴力主宰的無政府主義。隨後為了獲取群眾支持，才包裝成貌似法西斯的國家社會主義。

《黑土》打破的首要迷思，就是將納粹完全等同於國家威權的擁護者和單純的種族歧視者。納粹本質上既不同於後兩者，其所引發的大屠殺也並非「國家威權」和「種族歧視」這兩個因素所足以解釋的。

極端的日常化

接著，作者以嚴謹而豐富的史料鋪展，論述讓大屠殺逐步成形的曲折機制。

出於無政府的暴力性質，納粹政權依循的行動原則是即興而非邏輯。儘管他們始終都不乏仇猶宣傳的靈感，但最初並無具體處置猶太人的通盤計畫。納粹所執掌的政府體制，亦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他們所欲施展的暴力。

使得大屠殺具體成形的開端，因而不在德國本土境內。屠殺機制正式啟動的時間地點，是納粹摧毀鄰國，在領土之外造成一連串無政府的法外狀態。國家主權與公民身份的崩潰，牽動了各地族群間的新仇舊恨與生存競爭的本能。在卸責、保命、侵佔財產、宣示效忠等誘惑下，各方族群加入共犯、甚至轉而主動利用納粹的意識型態，讓猶太人成為替罪羔羊。納粹便在過程中逐步認識仇恨與恐懼的政治資源，學習各地處置猶太人的方式，並將這些經驗輸回德國本土。

納粹意欲摧毀「世界猶太人之陰謀」的瘋狂執念，因而順理成章地結合了對外毀國滅種的行動。在境外無政府狀態的開放實驗場，藉助各族群的協力與反匱，納粹憑著恐怖瘋狂的即興創造力，從羞辱、隔離、驅逐遣送、一路發展成工業化屠殺猶太人的手段。最後，即使是缺乏訓練、不抱持強烈意識型態的常人，也可以沉默地執行殺戮。「沙丁魚法」和毒氣，即是在烏克蘭以及其他東歐的「實驗場」所發展出來的殺戮技術。

當德軍東線戰局被蘇聯逆轉時，納粹那套自我證成的幻想達到了病態的極端：德軍的失敗正是猶太人陰謀所致——為了最終勝利，必須更有效地屠殺猶太人。此刻，尤其在東歐各地，大批失去公民身份的猶太人作為赤裸裸的生命，被各族群當作貨品以交換政治和經濟利益，乃至於被用來殺戮，作為替納粹德國召喚最終勝利的獻祭品。

至此，作者透過對各國政治實情與殺戮過程的仔細研究，證明了：唯有在缺乏官僚體系的法外地帶，德國官僚體系才能殺害猶太人。這還需要共犯參與，參與者來自幾乎所有歐洲族群，也包括蘇聯公民——甚至還包括一部分的猶太人。

這場各族群彼此交織難解的共業，在戰後急需和解的氣氛下被刻意遺忘。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奧許維茲集中營為象徵的殺戮圖像，以及以柏林為中心的反省文化。單一象徵簡化了集中營之外、遍地屍坑之間「更大的惡」；單一中心則覆蓋了維也納、華沙、基輔、維爾紐斯、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等地共同通往殺戮的政治紋理。

二戰與其說是一連串大小戰役的加總，毋寧是一段讓極端狀態日常化的駭人歷史。「人唯有在人的條件下才得以為人。」這是本書引述一位從蘇聯勞改營倖存之波蘭作家的話，也很適合用來表達本書的主要論題：當人的條件——國家體制、公民身份、習俗共識——不復存在時，人不需要是個瘋狂的極端份子、也不需要任何精密計畫的驅動，只要憑著庸常的理智來行動，就可以輕易指認替罪羔羊，容忍、協力、乃至於親身執行殺戮。1994年的盧安達、2003年美軍入侵後的伊拉克，類似的情節都殷鑒不遠。

下一場屠殺的距離

那麼，當前時局距離下一場可能的殺戮災難還有多遠呢？

在心態上，人類社會在遭遇全球化及一連串災變危機時，始終都不乏政治市儈。他們在強調競爭之現實的同時，傾向將這個現實給自然法則化；對國家機制、民主政治文化、普世的政治原則（例如人權）也抱持輕視和敵意。此外，當前歐美社會中無論是左派與右派，比起秩序的毀滅，他們更害怕秩序本身。對秩序結構的無知，甚至將「國家」與「自由」彼此對立，認定摧毀一個威權國家就能帶來自由與正義，此誤判只會讓衝突和殺戮更容易發生。

在客觀局勢上，作者則認為，由於糧食、飲水與資源危機日益趨緊，中國、俄羅斯、非洲、中東，都有可能讓合理化現實競爭或塑造「全球公敵」的趨勢失去控制。例如俄羅斯塑造的「歐美同性戀遊說團」、穆斯林國家塑造的「猶太人」與「西方人」。此一趨勢以已重新輸回歐洲——就在本文寫作的當下，反猶聲浪在歐洲各國死灰復燃，成為新聞嚴重關切的話題。

人們始終都在追問自身與屠殺的距離，這或許就是《黑土》所要打破的最終迷思。因為事實是：人類從來都不因為一場屠殺成為過去歷史被悼念，就真的離開了孕育極端狀態的土壤。

處於危機時刻，面對極端簡化的誘人政治方案，作者提醒我們，政治思考的要點始終都應該是致力保存各種多重的、不能彼此化約的要素。本書是這項建議的具體實現，其內容所呈現的正是多重聚焦的結構。當讀者翻開本書，便既能以嶄新的角度觀看歷史，同時又能藉助細膩的架構來思考當前的政治。

最後，在讀者正式進入閱讀之前，我想做個小小的補充：本書〈序曲〉中，作者以維也納1938年發生的那場「清洗派對」作為全書的開頭。它是德國納粹透過境外實驗場，學習如何對待猶太人的第一個教材。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照片檔案中，有一張捕捉了當時的場景：維也納第二區（Leopoldstadt）某條街上，眾人圍觀被強迫蹲著洗地的三位猶太男士。圍觀群眾一派輕鬆，有人開心地對著鏡頭行納粹禮，而站在最前排的則是一群面帶微笑、專注觀看的孩童——其中一位還在挖鼻孔。

如此庸常而荒謬的景象不是已逝的歷史，它始終都是人類最為熟悉的現前。

※ 本文摘自《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推薦序，原標題〈從「庸俗市儈」到「屠殺實驗場」〉。

《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
譯者：陳柏旭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