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論（下）：知識菁英制的政治想像與歷史意義
▍上篇：
◎ 文：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無論想治標或治本，布倫南欠我們一份病理報告
然而，布倫南（Jason Brennan）告誡我們，彌爾（John Stuart Mill）開出的根本是一帖不具療效的偏方，因為選民必然絕大多數是無可救藥地愚蠢、資訊不足、在政治上過冷或過熱，持續服用政治參與，整個國家將更加病入膏肓。真正的解藥是雞尾酒療法，除了「複數投票制」之外還要加設「選舉門檻制」，以檢測科學與政治知識的方法來篩選出少數的知識菁英，再加上「模擬神喻使」的加持，才算對症下藥。
具體一點地說，布倫南認為民主制度底下只存在三種人：
- 追求小確幸，不管公共事務的「哈比人」；
- 淪為對政治狂熱有如運動賽事，把自己個人意識形態的好惡當整個世界的成敗得失，不是天天搞政黨活動就是參加社運的「政治流氓」；
- 客觀、理性，關心公共事務，願意讓證據說話，善於傾聽與溝通的「瓦肯人」。
政治哲學家提出的民主理論，基本上都預設了瓦肯人為公民。但，根據布倫南的診斷，絕大部分的美國人若非是哈比人，就是政治流氓，要不就介於兩者之間。真正的瓦肯人是鳳毛麟角，而且他們對政治缺乏熱情，也不見得傾向折衷。之所以如此，也是人們過去誤信彌爾的結果，以為政治參與可提升公民意識、增進政治判斷能力，讓哈比人都變成瓦肯人，但事實證明政治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才是對的，民主政治只會讓哈比人成為更糟糕的政治流氓；讓瓦肯人跟著更提不起熱情來參與政治。
布倫南做了診斷，也開了處方，並要求我們立即切除普選制度的毒瘤。不過，畢竟茲事體大，是否該貿然以身試藥，也許還得再考慮一下，特別是他的知識菁英制存在底下幾個疑慮。
為了進一步解釋，首先，讓我們重返一下柏拉圖論證知識菁英制的現場。其基礎當然在於他的人論，由理智、激情、慾望為元素的三合一心理結構，以及按此斷定適當職業別的「哲人／衛國士／生產者」三種人，抑或三等人。論者可批評柏拉圖對於哲人數目的預設似乎過少，因此，一個王位難以容得下所有人，那將會衍生出哲人之間又該如何決定誰來掌權的另一種政治問題。屆時，也許元老院或內閣制才是解決之道。不過，這是個經驗性問題，端視一個社會的實際比例與分布。但，其心理類型學與三等人分類之間的關係，卻是個演繹的問題，仰賴的是一種規範性的界定，亦即兩者必須相符才適當。
雖然布倫南的理論也同樣以三種人的區別作為論證基礎，但他的三分法其實與柏拉圖的版本有兩個本質上的差異。一方面，這是關於一個特定社會實際存在的公民之分類，亦即從經驗事實歸納而來的結果；但他的推論方式，卻把這三種人的存在視為一種系統原初設定，亦即民主制度的一種「給定」（given），沒有其他可能。
這意味著兩個論證方法上的問題。第一，即這窮盡了美國的民主公民種類，其分類和以此為基礎的論證，不一定適用於另一個國家，甚至另一個時代的美國，例如托克維爾考察的那一個美國；換言之，經驗證據顯示民主公民不只布倫南設想的三種，他的論述立即陷入危機。第二，就方法論意義而言，若布倫南的三分法並非窮盡了公民種類，其論證方式的屬性就不同於柏拉圖那種邏輯推演，然而，他卻把熊彼得的說法視為一種邏輯必然進行推論。這不僅是一種方法論上的混淆，亦即把「因果關係」當作「邏輯必然」，更重要的是，人為何會變成哈比人、哈比人如何變成政治流氓，可能存在另一種並非民主制度導致的原因。
事實上，托克維爾筆下描繪的那種追求小確幸的公民，的確符合布倫南所謂的「哈比人」，但這也剛好凸顯了第二個問題，因為，根據托克維爾的理解，這是原本讓民主能良序運作的公民之墮落結果。所以，哈比人並非民主制度的系統預設，而是墮落的結果，而且造成這結果的並非「政治參與」，而是布倫南本人支持的「資本主義」。換言之，布倫南把哈比人、政治流氓、瓦肯人當作民主的原初設定，卻未曾告訴我們一個人怎麼會成為這幾種人，以及形成的原因，並且主張人只能從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不會提升為瓦肯人。但是，我們真正該追究的，或許是什麼原因導致原本的公民變種，又如何變種為哈比人。
無論如何，布倫南只有關於民主制度病徵的描述，尚欠我們一份病理學報告。關於人何以變種的因果關係解釋才是關鍵。哈比人可能是公民的變種，政治流氓的養成也可能有民主參與之外的因素介入。更重要的是，如果托克維爾的擔憂是對的，那我們真正該對症下藥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如何從著眼於未來更大利益的投資，成了追求短視近利的投機，導致原本支撐民主的條件「緩慢」喪失，讓政府必須忙於奔命，為了績效而放棄長遠的政策。
當然，或許民主的任期制度本身，讓政治人物為了連任必須在兩三年內端出政績的狀況變本加厲，因此與從投資墮落成投機的資本主義相輔相成，彼此互為因果亦有可能。不過，這至少還要進一步深究才能確認。
事實上，布倫南捍衛資本主義不遺餘力，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知識菁英制方案亦即一種追求「速度」的展現。避開繁瑣緩慢的民主程序，還有那些永遠長不大的巨嬰或成天吵吵鬧鬧要糖吃的公民，其實為的就是迅速解決問題，而這也正是他對政治的工具性想像。
知識菁英制的政治想像與歷史意義
布倫南似乎認為所有人都接受他對「政治」的根本想像，所以不需要提供一份民主病理報告，甚至連病理學研究都不需要。政治之事，不外乎為了提升經濟發展，讓資本主義更好地運作，盡可能避免市場失靈，並試圖解決那些不完美運作時產生的副作用，或者說，解決令人討厭的「負外部性」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
然而，民主政治卻內建了一個令人悲哀的制度性缺失，亦即將政治權力分散給每一個人，並美其名曰「票票等值」，為了彰顯「平等」的價值。但是，鑒於任何人口結構的智力分布都呈金字塔型，具有思辨能力的聰明人必然是少數，這種制度設計除了確保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意見必定勝出之外，也等同讓「人數」，而非「理性」或正確意見來決定結果，肯定有多數的人必然會做出糟糕的決定。
布倫南相當清楚，彌爾對民主的支持不僅僅寄望於該制度的功能，也在於這制度本身能彰顯的內在價值，例如：「平等」、「自主」，以及「個人尊嚴」等。是故，即使愚蠢的大眾進步緩慢，我們也應該滿足於這些價值的彰顯，把民主當作一種必要的政治實習。對此，布倫南直言，政治的存在僅具有「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去追求那些過程當中所彰顯的「平等」、「尊嚴」、「個人自主」等虛無飄渺的所謂「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根本不具實質意義。
「政治並非詩歌」於是成了他的響亮口號。政治決定可能關乎一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需要的是硬道理，絕不可與旨在表達特定價值的藝術相提並論。布倫南以彌爾的知識菁英制作為出發起點，最後卻在終點徹底反對了民主制度本身。他有意識地選擇站在柏拉圖那方反對民主，而非把複數票制當作彌補民主或過渡性的權宜之計。民主政治本身既造就不了適合的公民，執意實行的結果也不會讓人向上提升，反而更加向下沈淪。那是一種絕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唯一的出路是徹底實行知識菁英制。
不僅如此，他認為同樣也必須掃進歷史垃圾桶的，還有那些美國政治科學家長年宣稱的各種民主相關理論，例如關於「選民理性」的假設，高舉集體智慧的「集體奇蹟定理」或「孔多賽陪審團定理」，乃至關於制度性相對優勢的種種宣稱。這些都不過是站不住腳的神話、偽科學，或根本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布倫南的回應很簡單：
三個臭皮匠有時候勝過一個諸葛亮，但是所有臭皮匠湊在一起，未必每次都能勝過一小群諸葛亮。
與其選擇一堆臭皮匠來期待他們發揮奇跡，何不乾脆讓少數的諸葛亮來決定？
對此，英國當紅的劍橋大學政治理論家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剛剛出版的《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當中質疑：那麼，究竟怎樣才能篩選出那一群諸葛亮呢？又或者說，誰能出選民資格考的題目？又是誰來評分？布倫南的方案不過把真正的爭議，從檯面上挪到檯面下；或更精確地說，從政治的舞台移到幕後。朗西曼調侃道，任教於大學的布倫南想當然耳會對號入座，但他必須知道考試也不一定能測出學生的真正水準。
此外，這位反民主的教授在援引經驗證據的時候，似乎也犯了偏見，所以他的故事只說了一半而已。例如，根據美國政治科學家賴瑞．巴特斯（Larry Bartels）和克里斯多夫．亞申（Christopher Achen）在2016年出版的《現實主義者的民主制度》（Democracy for Realists）一書，經驗證據顯示，受過非常高等教育的人，在道德與政治上所犯的錯誤，絕不比一般人少。
姑且不提加入納粹並對漢娜．鄂蘭始亂終棄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沒有一個冷戰時期位高權重的美國國際關係專家，預測到蘇聯會瓦解、柏林圍牆會倒塌。急著宣稱「歷史終結」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使被歷史活過來反咬一口，也同樣沒事，戴上新的眼鏡繼續兜售他的預言。至於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次年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又何嘗不是常春藤名校畢業的華爾街專家設想出來的金融商品所引發的蝴蝶效應。也許比較令人尷尬的是，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隨後曾當面問一群倫敦政經學院的專家：「為何沒人事先想到會發生金融危機？」
另一方面，朗西曼也指出，布倫南視為靈丹妙藥的「模擬神喻使」其實不過是飲鴆止渴。「神喻使」是知識菁英想像的極致，一種高過所有人智慧總和的化身。實際執行上，仰賴的是長期追蹤所有選民的習性與偏好，然後以大數據加上人工智慧方式，得出最明智那個族群的真正偏好是什麼，並據此做出最適當的決策。朗西曼反駁說，這根本是技術在治國而非知識菁英，至於長期追蹤也不過是從過去來認識我們，而非現在，就算成功，也只是讓我們活在以前的框架裡。這也等同剝奪了我們改變想法的權利，甚至淪為人工智慧的奴隸。
朗西曼強調，民主擅長的並不在於提出絕佳的方案，而是避免最糟的情況；反之，意圖提出最好方案的知識菁英制，卻不可能每次都對，而且一旦出錯，代價之大不一定讓人承受得起。正如他以托克維爾的口吻說道，民主雖然容易著火，但也比任何制度更能滅火！更重要的是，當彌爾提出複數票選制的時候，普選權尚未成為事實，因此具有進步的意義，且作為一種過渡性權宜之計，為的是替日後的普選權鋪路；但布倫南走的卻是回頭路，意圖從大多數人的手上拿走選票。其意義大抵等同告訴他們：孺子不可教也，因此你不準替自己發聲，我們也不打算傾聽。
結語：《反民主》對新興民主國家的幾點「政治」啟示
朗西曼的最後一點值得我們深思。近年來，我們的社會也出現了懷念威權時代的現象，學者間也不乏批評民主的聲音，甚至有民主誤國的言論來自於學術界雲端的高思，指責民主政治誤了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亦有高舉理性、客觀、中立等價值的政治科學家強調，身處中國與美國兩大強權底下的台灣，若沒有能力在中間保持平衡，必須做出依附中國的選擇，畢竟兩地血緣、文化相同，地緣上也相近，而這也是經濟上的唯一出路。朗西曼的論點提醒了我們，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必須兼具歷史與現實感。
建構政治理論的時候可以抽象。畢竟「價值」概念本身必須在抽象層次上才能分析清楚，而「原則」這種東西在性質上即是一種跨案例的通則。但是，當我們在思考如何落實價值、如何運用原則的時候，不得不回到具體脈絡，否則將可能是生搬硬套，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反效果。這種問題最容易發生在「體制」理論的層次上。因為比抽象價值、原則更加具體、跨脈絡的應用時，等同全面性的制度移植，而移植時必然會衝擊到在地既存的各種制度與文化。
事實上，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洞見也出自於對脈絡的在意。對他而言，民主制度的運作不可能單憑制度己身，而須仰賴包括在地人們的認知、價值觀、政治傳統乃至整套思維習慣的「文化」才能運作良好。然而，強調自己客觀務實的布倫南，卻忽略此一向度的考量，因此才將所有的政治缺失歸咎於「民主」，而不進一步思索是否原先支撐著民主的文化出了問題。
捍衛資本主義的他，更是忘了自由放任市場本身對政治促成的期待，以及造成的傷害。同樣是主張知識菁英制的柏拉圖在這一點上比他更加務實。他在《理想國》當中提出衛國士之間可實施共產制度的同時，也提出了另一個防範措施——隔居——讓國家供養的衛國士們避免接觸追求金錢的生產者，其理由不外是：適合生產者們的文化，若運用於衛國士們後果將不可設想，反之亦然。
例如，生產者如果轉向追求榮耀，試圖製造出一雙絕世好鞋時，那他可能就荒廢了產業；而衛國士如果開始追求金錢，早晚會賣國。更重要的是，柏拉圖這想法不僅僅是務實，而是深刻理解到，適合一個領域的內在邏輯不能隨意套用在另一個領域。
然而，這正是包括布倫南在內的資本主義支持者所忽視的，對他們來說，市場邏輯當然可以應用於所有的生活領域，包括政治；因此，政治不外是經濟發展，而知識菁英也必須熟知經濟學知識。或許，他在呼籲唯有知識菁英才能參與政治時，潛台詞是：「像我這樣的人才行！」但，也許民主的問題就出在他這種想法之上——正如托克維爾的擔憂。
另一方面，即使看似經濟的議題也並非真的有一個標準答案可循，因為那涉及了許多不同的價值選擇，例如發展核能即包括了環境與經濟的選擇，亦即風險的考量。沒有哪一群專家可替社會全體成員做選擇或排序，更別說替所有人承擔或分配風險 。
無論如何，正如在十九世紀清朝倡議「君主立憲」，可能意在限制皇帝權力，但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或許是一種替當權者擴權的政治修辭。脈絡至關重要，因為那決定了意圖引進的新制度的真正意義。同理，當我們在思索其置於台灣脈絡的政治意涵時，也應當不要忘記：知識菁英制對於長久實施民主的國家的政治意義，不同於新興民主國家的脈絡。
前者意圖從習慣民主，甚至認為此乃天經地義的制度之人民手上拿回選票，但對剛從威權體制轉型成民主的國家而言，則是一種回歸，是威權體制的復辟。猶記維根斯坦關於語言的「古城」比喻，同一個字詞在不同脈絡之下有不同意義；民主在西方可是老房子，但在我們的社會剛開始是違章建築，現在算是剛蓋的新房，根基甚至還不太穩固。
值得一提的是，歷經了英國脫歐公投並感到無奈的朗西曼，仍然對民主保持樂觀，且認為西方國家人民仍普遍對此制度深具信心，畢竟，他們相信民主本來就如同邱吉爾所說，是一種「其他所有試過的制度之外，最糟糕的制度」——雖不理想、達不到最好，但卻可行，且能避免最大的政治災難——雖然長久走來必然跌跌撞撞，但總能找到出路。因此，朗西曼斷定，即使布倫南自認知識菁英制提案深具進步意義，他終究說服不了理解民主意義的西方人民。
然而，對於新興民主國家而言，這提案卻對某些人具有獨特的說服力。首先是那些成長於黨國教育，本來就習慣威權的人——包括那些從中崛起的知識菁英。他們在威權時代就相當價值「中立」，特別是對於人權迫害的政府作為保持中立，也具有識時務的「客觀」。自始至終，他們不曾擁抱過民主價值。
這並不一定是個道德問題，而是特定的政治想像使然，相信「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正如布倫南也相信如此——他們只是對號入座，當自己是那個「管理」眾人的菁英罷了。威權體制國家的政府擅長灌輸這種政治想像，讓人民相信政治是他們沒能力參與的事，唯有知識菁英才有資格，這當然也是托克維爾意義下制度與文化精神的相應。然而，正如帝制需要奴才來配合，雖然威權體制需要唯唯諾諾的順民才能運作，但民主制度不能仰賴順民與奴才。相反地，這種不完美個制度仰賴的是人們對其功能的較低期待。
正如布倫南高舉的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其1942年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所說：民主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讓人民可以決定接受或拒絕統治者是誰的方法，其主要功能是一種政治決定的達成，其他更高的期待，都是多餘。
看重政治工具價值且高舉熊彼得的布倫南，似乎事先把民主的功能抬得太高，然後才指著這種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不可能跨越。降低對民主的期待，讓它回歸作為一種歧見的解決方式而非確立真理，甚至期待民主投票能選出聖人當明君，一如柏拉圖想像的哲學王，根本不符合其本質。對一個政治理論家而言，這可能是意圖接軌柏拉圖傳統的想像；對於新興民主國家的人民而言，則或許是一種對威權時代的懷念；對許多未曾經歷過那時代的人而言，甚至其實是一種缺乏真實記憶作為基礎的懷舊。
前文提及，政治哲學始於蘇格拉底之死帶給柏拉圖的創傷，因此，柏拉圖懼怕民眾並試圖不讓他們參與政治。然而，根據鄂蘭的理解，在廣場上逢人便問「正義」為何的蘇格拉底才是真正的哲學家，因為他以行動實踐了真正的「思考」，藉由問答來一方面拓展對於正義的認識，一方面藉真誠的對話來彼此確認對方的真實想法，從而進行真正的自我反思，而非抽象地假想或不痛不癢的語言遊戲。對她來說，哲學本來即始於人們對自然界的驚奇，但柏拉圖開啟的那種追求單一抽象真理的政治哲學傳統，卻根本是被蘇格拉底之死嚇傻才誤入歧途的結果，徹底背離了蘇格拉底以生命來展示、體現於真正對話，將自己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那一個生命真相攤開來讓他們也能看見，從而擴展自己的心智，並認識到同一議題的另一個面向的實踐哲學。
姑且不論鄂蘭或施特勞斯對這一段古希臘思想史的理解何者正確，政治可以是另一種想像：讓所有人自由且平等地彼此爭辯，各自訴說世界對自己展現的獨特樣貌，用心傾聽且試圖說服對方，畢竟「實踐自己信念時，能夠止於相對正當性但又堅定不移地捍衛，是一個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區別所在。」
這也是熊彼得的話，且同樣來自上述1942年的著作，而且也是布倫南援引熊彼得說法的那本書。止於相對正當性的意義在於，當他們尚未同意的時候，我們不能假裝他們已經同意，或假設他們如果跟自己一樣聰明、一樣中立、理性、客觀的話，一定會同意我的想法。或許，這一句話比威權主義者也樂意接受並對號入座的知識菁英制，更適合我們。
※ 本文為《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推薦序，原標題為「布倫南對民主制度的診斷與處方，以及欠我們的一份病理報告」。
《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譯者：劉維人出版社：聯經出版出版日期：20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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