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姓黨：中國的一統大業靠媒體？

媒體話語權

習近平在2016年一次重要講話中強調，中國必須「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中共為此投入大量資源，有人估計每年超過一百億美元。此前在2011年，當時的新華社社長李從軍在《華爾街日報》寫專文，呼籲要有「媒體的世界新秩序」。

如果只看官方黨媒的宣傳內容，很容易認為北京的訊息過於拙劣僵硬，無法有全球性的影響力，畢竟國際環境和中共媒體在國內的封閉空間天差地遠。但這低估了中共控制全球輿論細緻的一面。狄雨霏在香港和中國生活多年，回到德國後發現，德國人對中國的討論方式完全改變，普遍倒向中國。中國媒體有國家或國家代理人的龐大財務支援，西方媒體卻嚴重經費不足。在大量西方專業媒體人的協助之下，中國媒體不但快速擴張，也更懂得如何在內容上迎合外國聽眾的胃口。

在中國媒體大幅擴張的同時，中共也策略性地利用外國媒體置入自己的內容，以影響西方媒體的報導，並用說服、財務和脅迫等手段對付不合作的媒體和外國記者。中共夥同一些外國媒體散布有關中國的「正面新聞」，包括習近平用來控制國際話語的主要工具「一帶一路」。

中共有形塑國際輿論的雄心，再加上許多媒體財務困難，這就很容易讓西方媒體人賠上應該遵守的新聞道德。西方媒體應該以這些道德標準來檢驗，很多嚴肅的媒體也確實努力遵守。但如同班志遠和錢鋼在非常重要的「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中所說，在習近平統治之下，媒體機構要遵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必須宣誓對黨效忠。在中共的新聞概念中，黨是何謂真實的唯一裁決者。

共產黨凌駕一切

媒體在中國是黨的手臂，必須為黨服務和傳播「正能量」。惡名昭彰的2013年「九號文件」中明確禁止宣揚「西方新聞觀」，從而敲響了中國自由派的喪鐘。該文件指出媒體要有「黨性原則」，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媒體如不遵守將受到懲罰。為避免九號文件還講得不夠清楚，習近平又在2016年2月發表「重要講話」說，「媒體必須姓黨」。

中共要媒體忠誠，這絕不是空泛的要求，而是在出版和播出前後有一套精細的控制制度。宣傳部門部經常下指令給中國各媒體，指示哪些議題要強調，哪些議題不能報導。在某些議題上，媒體會收到指示必須嚴格遵照官方喉舌新華社的報導。還會指派政治編輯嚴格審查內容有沒有政治錯誤。新聞報導播出或發刊後，還要再審查是否有偏離黨的路線。犯下政治錯誤的人會被罰款或降職。

針對外國讀者、以外文發行的黨媒也要受相同的政治限制，例如《中國日報》。這些記者要展現「較高的政治素養」，有些職務必須是中共黨員才能擔任。自2019年起，記者們被要求研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還要通過考試。

中共近年來也培訓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記者。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導，已經有幾萬人接受訓練。新華社自2009年開始主辦「世界媒體峰會」，西方重要媒體如《紐約時報》、BBC、路透社、美聯社都有來參加。

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也遭控制？

在北京調度指揮之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只有少數值得注意的媒體例外，例如《明鏡新聞》、法輪功的《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

這種控制對黨至關重要。中共如果（現在還）說不動外國主流媒體，至少可以透過中文媒體發聲。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媒體也幫忙宣揚愛國活動，例如2016 年示威抗議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南海判決，以及中國學生抗議「反華言論」。

過去二十年來，西方許多獨立媒體陸續被親北京商人收購。美國好幾家中文報紙都屬於「美國亞洲文化傳媒集團」，據說這是僑務辦公室在1990年設立的公司。愛國商人還設立好幾家新的媒體，都不許批評中共。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報導說，中共會派正式代表在墨爾本的電台，當扣應進來的聽眾偏離親北京觀點時就會下令切斷。

剩下的獨立媒體也面臨要聽命於黨的強大壓力。在這些獨立媒體下廣告的公司會被威脅不准進入中國市場，公司老闆也會被僑社冷眼相待。使領館有時還恐嚇要懲處媒體老闆和記者在中國的親人。

中共有許多全球性和地區性組織負責聯絡協調海外中文媒體。其中之一是1998 年在多倫多成立的「世界華文大眾傳播媒體協會」。海外中文媒體除了參加海外的會議之外，也經常被官方的統戰機構邀請到中國參加活動，在中國接受「指導」並發表講話以證明效忠祖國。

在歐洲的同類組織是「歐洲華文傳媒協會」，成立於1997年，成員有超過六十個中文媒體。它的總部設在《歐洲時報》的巴黎辦公室，這是親中共的「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的主要刊物。《歐洲時報》從2011年開始在歐陸大幅擴張，如今在倫敦、維也納、法蘭克福、羅馬、伊斯坦堡和馬德里都發行不同的版本。它還透過旗下組織從事非新聞性的活動，例如在上述城市設有中國文化中心。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和中共各大官媒都有合作關係，但是《費加洛報》、法新社、《每日電訊報》、《世界報》、《法蘭克福匯報》也被列為合作夥伴。此外它還和法國、英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的中國大使館有正式合作關係。

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的官網和網路社群都遵守中國法律。該網站的服務條款說明，使用者除了要遵守本身所在國的法律外，並且不得「從事危害國家（意思是中國）安全、洩露國家秘密的行為，不得侵犯國家、社會、集體的和公民的合法權益」。歐洲時報這種做法並非特例。義大利的「歐聯華文網」甚至提供連結，讓讀者向中國的網路警察舉報文章內容，做法和每一個在中國的新聞網站一樣。

外國媒體的自我審查

一些西方媒體設立中文網，想繞過對中國報導的諸多限制。雖然初期有困難，但有些媒體仍然持續打造它在中國網路圈的品牌。另一些媒體開發中國市場的方法是對大陸用戶提供訂閱制的產品及服務（例如「彭博機」是專門提供財經資訊的電腦終端機）。越來越依賴中國市場可能是對這些媒體編輯獨立性的最大威脅，因為北京可以封鎖它們在中國的網路內容，取消註冊用戶。

彭博新聞在2013年更是公然自我審查，刻意淡化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導。然後又拒絕刊登另一篇報導，因為高層主管怕會傷害公司的重大商業利益，尤其是彭博機的銷售。傅才德最後決定把報導和報導的背後內幕交給《紐約時報》去刊登，這件事才公開變成醜聞。

中共經常安排駐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以及中國境外的外國記者做參訪旅遊。參訪行程都經過精心設計，協辦單位通常是奉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記協），活動也都由統戰團體安排。董建華的中美交流基金會就為美國記者辦過多次參訪。其中一次是在2018年10月，成員來自《費城詢問報》、《芝加哥論壇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沃克斯新聞和《富比士》。他們參訪了許多政府部門和研究單位，好讓他們在貿易戰的時候「更加了解中國和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

記者往往自命不凡，覺得自己的觀點不可能被上述做法影響，但這些精心安排的參訪通常很有效果。2016 年，一群澳洲最資深的記者到中國參加這種行程，回國就報導說新中國的人民「看起來更高大、更有活力、更健康、說話更大聲、更幸福」，沒有一絲「歐威爾《1984》」筆下的味道。其中一位還呼籲澳洲政府不要激怒北京。他們一離開中國，中國記協就透過新華社發表文章，標題是〈訪華印象：澳大利亞記者為啥感慨『超乎想像』〉，說這些記者「向澳社會講述了中國經濟發展為澳帶來的歷史機遇，客觀傳遞了『中國聲音』。」這次參訪的發起人是澳洲前外長鮑勃．卡爾，他在一名中國富豪設立於一所大學的智庫擔任負責人後，就積極支持中國。（這名富豪因為有中共背景，現在已被取消澳洲簽證。）¹

拒發外國記者簽證：中國有效控制新聞自由

准駁簽證對中共是有力的控制工具。當外國記者申請簽證時，中國官員通常會告訴他們說，要看到更多正面或「平衡」的報導。被施壓的不只是記者。瑞典的中國專家王瑞來曾說到，一名瑞典公關業者申請簽證時被叫去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面談。中國官員問他能否運用他在瑞典媒體界的影響力改善中國的形象。

記者到了中國以後，也常被威脅以後不發給簽證。法國《世界報》報導中國對非洲聯盟搞間諜活動後，中國駐巴黎大使館官員就氣憤地告訴《世界報》，他們的記者不用再來申請簽證了。這種手段也擴延到香港。「香港外國記者會」請港獨人士陳浩天來演講後，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金融時報》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就被拒發簽證。只要拒發幾次簽證，全中國的外國記者就都聽懂了——不要越過紅線。

雖然拒發簽證通常只針對中共認為特別敏感的議題，但中共官員也會在小議題上對外國媒體施壓。《金融時報》就因為稱習近平是中共的「核心」而受到中國外交部關切。中國媒體過去也會用這個詞，但這個詞有對習近平搞個人崇拜的意味。其他好幾家媒體也都曾被迫改變用語。

和中國記者相比，外國記者受到的壓力微不足道。很多中國記者因為獨立報導而被解雇、被捕、被迫認罪或甚至消失。在習近平統治下，情況越來越嚴重。無國界記者組織2019年所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一百八十個國家中排第一百七十七名。這份報告說，有超過六十名部落客和記者「目前被拘禁在有生命威脅的環境中」。中共現在正在推行的「媒體世界新秩序」，是要讓世界認同這種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攻擊是可以接受的。

※ 本文摘自《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左岸文化授權刊登。

《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
作者： 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馬曉月（Mareike Ohlberg）
譯者：梁文傑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1/07/07

• 這位富豪是黃向墨，他捐款給雪梨科技大學設立澳中關係研究院（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延攬了離開政壇的鮑勃．卡爾擔任院長，黃向墨還向人吹噓說卡爾是他親自挑上的人選。卡爾目前已經不在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