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劇烈氣候變遷——我們必須拿回我們的未來

《時代》雜誌沒有評選出1988年的年度人物，這個榮譽被頒給「年度星球：瀕危的地球」。雜誌的封面顯示了一個用繩子綁起來的地球，在背景中，太陽在血紅色的天空中落下。

沒有任何人、任何事件、任何運動比我們的共同家園──由岩石、土壤、水與空氣聚合起來的地球──更能吸引人們的想像力或占據新聞頭條。

對於選出地球作為年度星球，《時代》做出這樣的解釋。

1988年作為全球意識到氣候危機的分水嶺

三十年後，一位名叫納撒尼爾・里奇（Nathaniel Rich）的記者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關於氣候危機的文章中，回顧了那個時刻。回到1988年，當時全世界似乎真正瞭解到，我們的汙染正在使地球危險的過熱。各國政府正朝著一個艱難的、以科學為基礎的全球協議邁進，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避開氣候變遷的最壞影響。在1980年代，氣候變遷的基本科學原理已經被廣泛理解與接受。

1988年是一個分水嶺，那是美國太空總署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主任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在美國國會發言的時候。漢森說，「暖化趨勢是真實的」，而且與人類活動有關聯，他對此有「99%的信心」。他的這項聲明被全世界報導，那時每個人都瞭解到，人類正在導致地球暖化。

與今天不同的是，當時各政黨還沒有分裂成完全對立的陣營。當時看來，全球暖化似乎真的為全世界政治人物搭起一個舞台，讓他們團結起來，拯救那個被《時代》雜誌選出的「瀕危的地球」。事實上，在1988年，有數百名科學家與政治顧問在加拿大多倫多集會。在歷史性的「大氣變化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上，他們首次談到了降低排放的目標。1988年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關於氣候威脅的主要科學資訊來源──舉行了第一屆會議。

當我回顧1988年的氣候新聞時，當時看起來一個重大的改變真的已經近在咫尺。然而現在，我把那一年視為一個轉折點，因為很悲哀的是，改變的機會溜走了。美國放棄了它曾協助談判的國際氣候協議。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將就於寬鬆的規則，即使各國未能履行協議，也沒有真正的懲罰措施。而且可以預見的是，他們也真的沒有履行。

二十年後，大家為何不再對氣候變遷感到急迫了？

在1980年代末，許多人對氣候變遷的緊迫感和決心後來到哪裡去了？在2018年《紐約時報》的文章中，里奇提出一個理論：

所有事實我們都已知道，也沒有任何障礙擋住我們。也就是說，唯一障礙是我們自己；人類無法犧牲目前的便利，以防止未來的世代被施加懲罰。

換句話說，今天的人們因為生活舒適，所以不願意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即使這將使未來的每個人遭受損害。里奇說，人類的固定思路是「把長遠的憂慮拋諸腦後，因為現在說沒人能接受。」

這就是用「人類本性」來解釋，為什麼當政府打算採取大規模、有意義的行動來對抗氣候變遷時，會如此失敗。照這種說法，是我們自己放走了解決氣候變遷的最好機會，因為有害的衝擊是在未來，而這件事相較於我們對維持目前生活方式的渴望，顯得並沒有那麼急迫。這種解釋還認為，即使我們的生存可能受到威脅，我們也還是無法應付大型的複雜問題，因為那需要我們所有人共同努力。

但是「人類本性」並不是問題所在。在1988年，並不是每個人都舉手投降，說：「哦，好吧，我們什麼也辦不到。」開發中國家的政治領袖當時確實呼籲要採取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原住民族也是如此。

所有跡象都顯示，1988年對於抵抗氣候變遷有真正的進展。所以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如果人類的本性不是問題所在，那麼問題又在哪裡呢？

這是一個歷史時機錯誤的史詩案例。

經濟高速發展與氣候變遷否定論

正當各國政府開始認真制定對化石燃料的限制時，另一場全球革命也開始高速發展，並使經濟與社會進行重整。這場革命是根據你在第三章中讀到的那三個原則發展起來的──就是這些原則使紐奧良對颶風的準備工作被削弱了。採行這些原則的政府與社會，通常都反對制定相關法規來對公司能做的事情進行限制或控制。

他們認為「自由市場」──商品和服務的自由買賣──可以解決大多數的問題。一個相關的理念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該採取快速消費的生活方式，比如速食、快時尚（fast fashion）、電子產品，以及使用私人汽車而非大眾交通工具與腳踏車。儘管我們知道這種生活方式會產生大量的浪費，但它仍然被視為是好事，因為它能使獲利與經濟成長。

這些觀點最終重新改造了地球上的每個主要經濟體。這些觀點與氣候科學發生衝突；後者告訴我們，有一些未受監管的產業正在使地球升溫。這些觀點也與支持監管的理念相衝突；後者認為，政府應該為了公共利益而對這些產業與公司進行監管。這些觀點還與永續生活的理念相衝突；後者認為，我們全都需要找到製造更少浪費的生活方式。

為了面對氣候挑戰，各國政府原本有必要對汙染者制定嚴格的法規，以減緩溫室氣體的產出。各國政府原本有必要推動大規模的投資計畫，以幫助我們所有人改變我們使用能源的方式、在城市中生活的方式，以及交通移動的方式。但是那將意味著與主流經濟理念迎頭對撞，而那些理念已經變得如此強大。同一時間，各國也簽署了各種貿易協定，使合理的氣候行動在國際法下成為非法──例如支援當地的綠色產業，或拒絕石油管線或其他汙染專案，因為只要干擾貿易秩序，就會成為非法行為。

我們的地球成為錯誤時機的受害者。就在詹姆斯・漢森把氣候變遷的明確證據呈現給全世界看的同時，企業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政府拒絕採取能阻止暖化的必要措施。

而且過了不久，科學家與運動人士在反氣候變遷的戰鬥中，要對抗的已不只是商業利益。他們很快就發現，有人主張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這種說法被稱為氣候變遷否定論。儘管各種科學證據一應俱全，有些人仍然否認氣候變遷的真實性。

否認者與說謊者

當氣候變遷開始成為新聞時，就被大力宣傳不受監管的自由市場的企業智庫視為一種威脅，因為與他們的理念與規劃背道而馳。如果經濟的「一切按照正常」（business as usual）──即建立在燃燒化石燃料的基礎上──真的驅使我們走向可能危及文明的氣候臨界點，那麼他們的宣傳攻勢就不得不急踩煞車了，而不受監管的自由市場其背後理念將失去對人們的號召力。

我們的全球經濟也將不得不停止依賴化石燃料；製造汙染的生產活動將被廣泛禁止，違規者將面臨高額罰款。政府將在世界各地投資新計畫，以重新塑造工業、住房和交通。例如，資金將用於綠色能源計畫，像風電場與鐵路電氣化，而不是用於化石燃料公司的減稅福利。曾由政府經營，但後來被出售或出租給民營企業的資產與服務，諸如公用事業機構、鐵路與印刷廠等，有可能重新回到政府的控制之下。而對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來說，最具威脅性的一點是，我們都將不得不質疑，無止境的消費對我們是否真的是好的、是否真的可以永續下去。

氣候變遷的想法本身讓一些人感到相當害怕，他們說這是一個「把美國變成社會主義」的陰謀（但並不是），有些人甚至宣稱，那些警告氣候變遷的人是想偷偷把國家交給聯合國（但是並沒有）。

許多企業智庫不一定相信這些極端的想法，但是他們確實決定支持所有這些想法的核心論述：氣候變遷是假的。或者，就算全球暖化是真的，他們說，那也是一個自然過程，跟人類活動沒有關係。他們發散大量的書籍、文章與免費的學校「輔助教材」來宣傳這個訊息。

這些出版物當中，有的會宣稱氣候變遷是一場騙局，也有些會試著在氣候變遷的科學中找漏洞。他們說，全球暖化的證據是錯的。他們有時會把焦點放在科學家根據新資料而改變預測的例子上，好像那就表示整個氣候預測的想法都是錯的。他們甚至會簡單地指著一場嚴重的暴風雪說：「你看，全球暖化是個騙局，」同時忽視一件事實，即儘管名字裡有暖化兩字，但全球暖化可以使嚴重的暴風雪更容易發生。

科學詮釋絕對不會說謊？

有一些科學家支持否認者的觀點，但是這些人只占科學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以2019年而言，世界上97%以上的氣候科學家都同意，氣候變遷是真實的，以及人類要麼正在促成氣候變遷，要麼正在使其明顯惡化。

其他一些親商的氣候議題出版物會假裝認真看待這些問題，實際上卻採取一種更軟性、更友善的方法來化解那些疑慮。在一些專門為了學校或跟你一樣的孩子而製作的影片或書面資料裡，你或許已經見識過這種手法。科學界與工業界心平氣和地一起解決環境問題──這樣的願景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如果是真的解決就好了，然而那種願景往往只觸及表面的改變。

這種非解決方案有時候被稱為「漂綠」（greenwashing）。一個例子是，一家電力公司花了七百萬美元給家庭發送節能小點子的小冊子，但仍然用燃燒化石燃料來生產95%的電力。這不表示這些小點子沒有用，但是靠這些小點子不足以解決最大的問題。

同樣的，孩子們在接受環保教育時，常常不是被告知整體產業與經濟體系如何導致氣候變遷，而是被教導個人可以做哪些事來改善，比如資源回收以及多騎腳踏車而不是開車。這些行動當然重要，我們全都需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除非這些行動與更大的改變相結合，否則它們不會給企業製造真正的壓力，因此也不會對氣候變遷產生重大影響。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最好時時檢查資訊的來源：這些資訊可靠嗎？他們有良好的信用嗎？而且，也許最重要的是，資訊的提供者會不會從他告訴你的事情裡得到一些好處？

※ 本文摘自《拿回我們的未來：年輕氣候運動者搶救地球的深度行動》第五章「戰鬥的形成」，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拿回我們的未來：年輕氣候運動者搶救地球的深度行動》
作者：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麗貝卡‧斯蒂夫（Rebecca Stefoff）
譯者：區立遠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