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遺忘的所在：龍發堂，現實與法律的拉鋸戰

龍發堂近來不斷躍上新聞版面，遭安置在該處所的身心患者，在過去8年內有97人死亡，隨著群聚感染的大爆發（阿米巴痢疾）和媒體的揭露，國家公權力不得不介入，司法單位也開始偵辦以釐清相關疑點，為數不少的身心科醫師更是勇於發聲（如周煌智醫師、劉潤謙醫師、林奕萱醫師、陳信諭醫師），或有從輔導機構合法化角度出發，或有從終結暗黑醫療史來加以論述，或有從接觸過的病人經驗來切入，顯示龍發堂已是不得不處理的沉痾。

無可否認的，龍發堂設立的發心固然良善，但在我國已制定《精神衛生法》，醫療水準也與日俱進（設有專責的身心醫療機構，如高雄凱旋醫院、南投草屯療養院），龍發堂走入歷史是必然。然而，在龍發堂存在這麼久的時間、屢屢發生爭議事件（群聚感染）下，我們不禁要問，國家為何「遺忘」了這群人，讓這群人（患者和家屬）只能「不問蒼生問鬼神」？

風雨欲來的國家賠償責任

龍發堂對於行政機關方面最大的癥結在於，公務體系何以如此怠惰不作為，放任結果發展如此（死亡人數異常）？

這可以分為幾個層面來觀察。首先，關於內部住宿衛生環境部分，龍發堂作為長期醫療照護機構，硬體上本來就該達到一定水準，包含每人可分配的樓地板面積、病床的間距、寢室應設立盥洗設備、房間需有採光通風、個人生活空間屏障物、每個樓層都要有工作護理站配置、消防設備、食物提供衛生水準等硬體要求（未來隨著《長期照顧服務法》實施對於服務機構設立標準也明文化），龍發堂始終無法達到現在長期醫療照護機構的要求，這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令人質疑的是，第一線的主管機關在這次疫情大爆發前，有什麼作為？去做行政檢查時有無落實，若堂方不願配合，有無尋求司法警政單位協助？公部門能使用的資源與手段百百種（傳染病防治法、食品衛生管理法、精神衛生法都有相關行政罰則），是曾經積極嘗試介入，還是稍微遇到困難就趕緊別過頭，眼不見為淨？除了推給龍發堂拒絕配合外，有沒有因為公部門的因循苟且，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才會小事化大事，大事變出事，面對龍發堂裡人數眾多的病患，國家採取的應對方式，恐怕先是選擇遺忘。

此外，在醫療水準方面，現代精神醫療不斷進步，對於不同身心科病症、不同年紀族群的治療都能有相對應的方案，但依據目前所揭露的龍發堂療法，主要走向非傳統的支持性陪伴，甚至過往有以俗稱「情感鏈」的方式將病患拴在一起，雖然後期龍發堂也不反對患者用藥，但缺少醫師實地評估診療，難以掌握患者用藥後復原情形。尤其是龍發堂在患者和照顧者人數上的懸殊，與當代強調合理醫護比例水準相去甚遠，尤其這次大規模的病患群聚感染和營養不良，是現代醫療中極為少見的案例，此也凸顯出龍發堂人力捉襟見肘，並缺乏完整的衛教知識之困境。

即便我們並未積極否定龍發堂設立的初衷或抱持著善念，但通往地獄的路往往由善意所鋪成，消逝的孱弱靈魂，不是疾病導致，而是體制殺人。國家對在龍發堂的病患沒有主動伸出雙手，忘記也好，遺棄也好，往往是一體兩面，然而行政機關的消極不作為事實，將來必定引起家屬追究國家賠償責任。

社區支持系統何處尋？

當高雄市政府迫於輿論而大刀闊斧處理龍發堂的問題時，果不其然引起陳情，家屬的無助可以理解，肩負著生計和照顧患病親人的兩難，龍發堂在家屬最艱困的時刻，提供了避風港，讓照顧家人重擔可以減輕；在病患家屬的心中，龍發堂和冷冰冰的公部門相比，可能前者才真的是活菩薩。當我們要求病患接受正規醫療下，有無想過除了醫院，是否仍有其他社區系統可以做為家屬的後盾？

以當代身心患者的處遇模式而言，患者的治療不限於服藥，也透過職能以及和人的互動協助其回歸社會，而我國立法者既然承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英文縮寫為CRPD，下稱身障公約）並訂定施行法，依據身障公約第5號一般性意見指出，獨立生活與融入社會為其指導原則。然而，在2017年底，國際公約專家在台灣開啟審查時，便指出政府對於身心患者的社區支持系統努力不夠的現實。或許這可用以說明，為何病患家屬只剩下龍發堂此一選項，而非從社區得到支援。又如果不是國家麻木不仁，他們怎會忍心把自己的親人推向一個缺乏衛教、衛生環境遠低於一般水準的地方？

目前龍發堂內的病患已陸續開始遷出，但更多還無法安置的病患讓人棘手。而家屬的無助神情令人揪心，這更是時刻提醒著國家，對龍發堂所身處的困境自是責無旁貸。

行政機關如何妥善協助家屬處理後續、照顧病患，並讓龍發堂在歷史舞台上謝幕，需要的是謀定後動的智慧，而不是因為輿論壓迫、人言可畏下的魯莽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