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娉婷／顧生態還是顧生計？——環評報告之外，生態顧問的新角色

談到生態保育相關工作，往往給人勞心勞力、收入遠不及付出的印象；許多面臨開發的地區，到底要顧生態還是顧生計，也常成為爭執原因。環境科學背景出身的黃于玻負責的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卻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跳脫開發與生態的二元對立，讓開發工程也可以為生態而設計。黃于玻認為，台灣的高生物多樣性，給了「生態人」無限的發展空間。

生態顧問寫的環境評估報告都是作文比賽？

念生態，大部分人熟悉的「業界工作」大約就是做環境影響評估、生態監測，黃于玻的生態顧問公司成立十多年，最早期也是從環評工作起家，佔了公司業務近九成。但環評程序的先天不良，時常導致過程中充滿衝突與內耗，「它是一個很磨心的工作，而且常常是雙輸的局面。」黃于玻說道。

環評制度的問題錯綜複雜，且無須等報告書完成送出，衝突就已浮現。

野外調查工作能窺見許多生態精彩之處，但是進行環評工作時，豐富的生態反而卻成了痛苦來源：付費請生態顧問公司進行環評的是開發商，當業主已經完成開發藍圖，最希望看到的，當然就是對環境影響不大的結果，但現實卻往往非如此，「我們看到很多開發案對環境影響很大，建議不要再繼續推動，但跟付費的業主說這個，他很難接受。」

另外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是，生態顧問公司接下這些案子不是要做調查，而是要做評估，評估開發行為會對物種、棲地造成什麼影響，但影響程度卻無法轉換成共通語言，輕微、中等、嚴重影響的尺度在哪裡？顧問公司所謂的「嚴重」，對開發工程師、業主來說，是同樣的標準嗎？黃于玻表示，他們自己都會開玩笑說很多環評報告最後變成作文比賽，做環評報告最吃香的，應該是中文系才對。他說：

所以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會很辛苦，為生態喉舌時，感覺上有些人就會比較激動，很多人把關心生態議題的人當作恐怖份子，所以剛開始在做評估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這樣的工作不是自己喜歡的，開始思考我們應該要做怎麼樣的一個轉向。

還有許多生物生活在人類活動的密集區

這樣磨心的過程，讓這一群喜愛生態的人決定開始新的嘗試，其中一個對他們影響頗大的案例，就是作家張曉風曾下跪為生態請命，最後仍在爭議中通過環評的202兵工廠國家生技園區。

由於開發爭議過大，環評通過後，黃于玻被找來做了施工前調查，去釐清這塊地是不是存在「傳說中的物種」。202兵工廠地處台北市南港區，過去為軍事管制區，導致許多調查繞道，大部分人都不認為這裡還會有穿山甲、麝香貓、飛鼠等動物存在，但調查的結果是，傳說中的物種全部都有！

你看，在台北市都還有這些物種，牠們的抗性比我們想像中來得強，我常常開玩笑說，台灣颱風多地震多又有土石流，所以能夠活的下去沒有兩把刷子是不行的，但相反來講，這有可能就是牠們的最後一塊棲地，這個地方沒了就沒有了。

黃于玻說，這次的調查結果給了他們一個刺激：原來台灣很多的物種不見得是在深山中，而是就在人類活動的密集區。因此，團隊開始把生態保護從深山拉到淺山、拉到與人類生活就近的地區去看，「在這個地方你是不可能把物種給趕走的，你也不可能把人給趕走」，他們開始構思對生態比較友善的操作方法，進而介紹給開發單位。

我們不應該只是在談這些物種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有沒有可能更進一步去改變、去引導這些工程師或開發單位做聰明而且對的事情？

開發案擋不完，不如在開發過程把生態照顧好

另一件影響團隊想法的案例，本是黃于玻的得意業績：在他的說服之下，開發單位放棄在南澳北溪建水壩的想法，沒想到後續的新地點規劃在生態更豐富的南澳南溪，黃于玻好不容易又成功說服開發單位停止計畫，本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沒想到後續卻聽到新的水力發電計畫，這次開發單位沒再找上門，「他們知道只要找我的話，大概也會說不要做了」。

這件事讓他反思，開發案擋得了一次、擋得了兩次，但是有辦法一直擋下去嗎？最後，公司改變策略，將目標放在開發過程把生態照顧好，以及把生態變成開發的重要元素上，而不是每次都辛苦的解釋開發計畫對生態的衝擊，卻與開發單位「語言不通」。

黃于玻表示，開發單位不會故意以破壞環境為樂，但如果沒有了解生態的人在前期參與規劃、與工程師討論，開發案通常呈現的結果，就是往最不友善環境的方向發展。

他舉例，曾經有個道路開發案會穿過一片當地生態資源豐富的樹林，若是動工，將嚴重影響棲息其中的貓頭鷹，「但是工程師會感到很冤枉，他何必沒事找貓頭鷹的麻煩？」工程師會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樹林外的區域有民宅及農地，而有一種物種特別的囉唆，叫做人類。

「他們不是故意選擇對生態最不友善的方式，如果我早點跟他講這個地方有貓頭鷹，工程師就可以調整路線，避開生態熱點，他其實也會謝謝我，因為這件事如果沒有處理好，到了環評階段就會被叮得滿頭包。」黃于玻說，若是在路線已經敲定後的環評階段才來討論，開發單位也會變成只希望生態顧問公司能不要調查到貓頭鷹。

工程師們其實很有想法，只要告訴他們哪些地方是雷區、把環境因子講得精準，了解問題後，他們就能去想辦法，而不是一切都已經完成後才被指出問題。「以前是生態人說，『欸，這個地方有什麼物種』，講完我們就走了，把問題丟給他們」，黃于玻表示，要求生態人跟工程師必須要共同擬定生態友善措施，除了能幫助工程師做一個好的選擇外，也才能真正讓生態人發揮專業。

推動生態檢核機制，生態與開發是可以共存的

不過，還有個問題是，這樣的過程沒有強制性，不論是怕麻煩或是工程進度緊急等原因，工程師也可以不配合做生態融入。在這樣的背景下，黃于玻約從十年前開始推動「生態檢核機制」，終於在去年四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佈函文，要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而這樣的規定，也創造了許多生態檢核人員的工作機會。

在下一步來講，與其大家（開發單位、民間團體）要做對抗，我們有沒有可能去協助這些公部門跟這些環保團體？讓他們在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以提供專業判斷，避開過去我就不要、我就要的離合遊戲？所以我們的生態專業通常會扮演公部門跟NGO的橋樑，讓他們在談一些事的時候能夠去聚焦、對齊，找到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或者是至少是默許的方法，絕對不是我聲音比你大、你聲音比我大這樣的事。

另一個案例中，團隊在曾文水庫做生態檢核時發現了山麻雀族群，這種一級保育類動物非常敏感，因此他們轉向尋找關心山麻雀的非營利組織及學者，邀請大家共同參與、與工程師討論如何避開問題。最後找出山麻雀在曾文水庫棲息的季節性，趁著在山麻雀不在水庫的非繁殖季，利用時間與空間差完成了工程，最後有開發、山麻雀也還在，得到了雙贏的局面。

當時的開發單位，時任南區水資源局局長除了答應調整工程外，在過程中隨口的一句「請問一下山麻雀為什麼那麼少？」也開啟了額外的生態規劃，因為有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邱滿星老師的參與，眾人得以得知山麻雀可能是因為曾文水庫的樹不夠大、沒有足夠的樹洞可以棲息，局長又問：「那我可以幫牠做一些巢箱嗎？」

「當然可以！」黃于玻開心表示，就這樣子，一群人用一點點費用，想辦法為山麻雀做巢廂，最後廢棄電線桿、竹子都用上，做了許多嘗試，山麻雀竟也全都買單了。黃于玻表示，這樣的合作保育工作很令人鼓舞，當時預估全台只有500隻的山麻雀，在那一年的曾文水庫就孵出了100多隻幼雛，最後生態人開心、工程師也很開心。

團隊將自己在這個案例中定位為工程單位和專家的溝通橋梁，因為有民間團體的加入，原來的工程協調還升級成了復育行動，靠著長期投入山麻雀觀察研究的台灣濕地保護聯盟，以及執行調查計畫的嘉義大學蔡若詩老師團隊，眾人的努力才能有好的結果。

高生物多樣性的台灣，永遠有做不完的事

在這之後，公司繼續思考，有沒有什麼事是與開發不相關、可以主動去推的保育行動？在數年的腦力激盪之下，他們陸續與農夫合作發展出「田鱉米」品牌、與高速公路局合作拍攝紀錄片《重返里山》，受邀加入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成為全台第一個加入里山倡議的私人企業¹，與企業合作推動CSR（企業社會責任）等，還有許多案例，若要黃于玻細說，也許要花上數天。

我們的創業是不是一個很典型的模式？其實未必，原先的起心動念跟現在的發展不太一樣，但也因為這樣，我們在做很多事的時候有突破，或者應該說，很多工作都是從我們開始做起、以前從來沒有過。在台灣生物多樣性那麼高的地方，你總是可以找到很多我們沒想過的事情，我講的不過是我們發現可以發揮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實應該還有更多的事我們還不知道。

黃于玻強調，台灣的高生物多樣性、高文化多樣性，對經濟發展是加值而非阻礙，「台灣不大，但是在生物多樣性這麼豐富的地方，永遠都有做不完的事」。放下在經濟跟生態中權衡得失的舊思維，如何將台灣的美麗及友善環境的方式與經濟串連，需要眾人不斷的去發掘。

• 文：李娉婷，動物當代思潮特約記者。

• 截至2018年5月，台灣共有11個單位加入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