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於審判之外的法官倫理？從司法風紀案件談操守的悖論

上週一（18日），司法院與法務部針對司法高官涉嫌與富商不當來往的風紀案件，分別公布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的公布，原本是要給社會一個交代，卻反而招致更多的批評，而一如以往，隨著爭議的升高，各方的意見也變得繁多、紛雜。

法官的操守至關重要，這彷彿早就是自明之理，再也不需要更多的論述。不過，正如筆者在評論免費便當案的文章裡曾經指出的：

強調公眾對司法懷有極高的期待，或是引述「能夠成為法官，是一種特殊的榮譽，因此應該要有與這份榮譽相襯的舉止」之類名言錦句，都只是好聽而已，沒有實質意義。如此吹捧身為法官的殊榮，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法官倫理規範》到底要求或禁止什麼樣的行為。

同樣地，光是反覆強調法官的操守多麼至關重要，其實也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我們到底能夠以操守之名，要求（以及非難）法官到什麼程度。

法官操守與獨立審判

廉潔的操守是所有公務人員共通的責任，儘管隨著《法官法》的施行，法官任用關係已另有定位，並且獨立於其他公務人員的任用關係之外，這樣的規定其實也間接確認，作為職業倫理上的要求，法官的操守，理當比其他公務人員受到更加嚴格的檢視。

職業倫理的規範，如果沒有根植於職業本身的考量，其正當性就很容易受到質疑，而法官倫理對於法官操守的要求，可以追溯到司法獨立的內在面向。在這個面向上，司法獨立意味著，法官跟承辦案件的勝敗結果沒有利害關係，法官個人的利害考量也就不會影響案件的勝敗結果。

讀者或許會說，所有的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都不該受到個人利害的影響，不是只有法官。沒錯，但操守的要求在法官身上之所以尤其強烈，是因為司法的核心事務是審判，審判的對象是紛爭，而儘管大多數案件的裁判，都只是照本宣科、行禮如儀的日常瑣事，人們的目光卻多半投注於疑難案件。

疑難案件之所以疑難，或者因為沒有一翻兩瞪眼的明確事證，或者因為找不到對應於個案事實的法律規範，也可能是因為，特定個案引發的爭議，超出了立法者在立法當時的設想，適用既有規定的結果令人無法接受，法官因此面臨個案正義與裁判一致性的兩難。

台灣的法制背景讓情況更加艱難。我們在日治時期就開始繼受歐陸法系的現代法律制度，二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把清末以來繼受歐陸法律的事工，從中國整套搬來。台灣法制的基調，從很久以前就已經不是傳統中華法系那一套，但市井小民的法治觀念跟法律文化卻遠遠沒有跟上，由於制度與文化的落差，即使不是疑難案件，司法裁判也可能會引起輿論的猛烈抨擊。

由於諸般的現實，在許多案件，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判決結果或理由，並不存在，有些案件就是注定討罵，不管怎麼判，就是等著被罵，差別只在開罵的是哪一邊而已。

法官常常要作出有爭議的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對是錯，找不到客觀標準，不像數學算式一樣可以驗算，也不像酸鹼值一樣可以用石蕊試紙測試。遠的不說，太陽花學運衍生的諸多訴訟，這幾年來就一再上演雙方輪流高喊「司法已死」（或毋寧說輪流殺死司法）的戲碼。

如果我們無法要求，對於人民享有什麼權利，法官總是要有萬民擁戴的答案，至少我們能要求，法官必須認真對待權利。至少我們能要求，司法機關必須讓各方當事人透過公正的程序提出證據、呈現的訴求，再由作為中立第三人的法官，本於法的確信做成判斷，並且盡可能首尾一貫地說明，做成這項判斷的理由。

要維護這套機制，就必須確保法官作為中立第三人的地位；要確保法官作為中立第三人的地位，就必須杜絕不當的外力干預，防範不當的利益考量。前者有賴賦予法官相對應的身分保障，後者則衍生出對於操守的嚴格規範。

抓住結論、放掉前提？

鋪了這麼長的哏，終於要講到標題裡的悖論了。請容我再次提醒讀者，法官的操守之所以這麼重要，是職務性質使然，是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係著人民的身家性命，更因為我們必須常常作出天生就無法服眾的決定。學者可以透過研究課題的選擇而避免涉足爭議，法官卻不能因為爭議的存在而拒絕裁判。

所謂的悖論就在於，儘管人民是以這麼嚴格的標準檢視著法官，儘管嚴格的操守要求背後有著這樣的前提預設，許多對於司法的批評，卻講得像是疑難案件並不存在、個案裁判引起的爭議也都只是假象，宛如法官必須判斷的一切問題，都會有簡單明瞭的答案，甚至裁判的對錯就像數學算式一樣可以驗算，像酸鹼值一樣可以用石蕊試紙測試。

過去幾年，政治人物論及司法改革時，言必稱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的行徑，就讓它更進一步地演化成了雙重悖論。第一重的悖論當然在於，抱持這種說法的政治人物們似乎認為，司法裁判的好壞對錯，必須遵循一個簡單明瞭的判斷標準，那就是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至於法律，那是法學菁英傲慢的藉口，拜託靠邊站別擋路。

第二重的悖論在於，他們似乎也認為，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是昭然若揭、毫無爭議的判斷標準。然而，正如每個政治陣營都能毫不臉紅氣喘地自稱代表主流民意，對司法心存不滿的每個人，也都能安安穩穩地為自己披上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的外衣。

法官倫理的重建？

長期接受他人餽贈、供養的法官，已經一腳踩在法官倫理的紅線上，即使他未曾經手這個「他人」的案件，也是一樣，因為這樣的行為足以讓人懷疑，他們會不會在處理某些案件的時候，無視個案中的證據、事實及法律，卻讓個人的利害考量左右裁判。

然而，在法官依法裁判的責任之外，用個案中的證據、事實及法律以外的東西，要求或責難司法，卻也早就成了台灣的政治言說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論者高呼重建司法倫理的同時，如果不同時確立「法官應依法裁判，不多也不少」的前提，還繼續要求法官服膺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就難保不會重演脫離現實的盲動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