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啟臣的「人權館之旅」：是誰讓黨主席變成「政治受難者」？

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美麗島事件41週年。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由幕僚陪同，前往國家人權館景美園區。除了駐德大使謝志偉在臉書發文嘲諷，江啟臣的行程並沒有引起太多社會關注。然而，這次參訪也許是迄今為止，國民黨距離轉型正義最近的時刻。

江啟臣說，自己在館內的人權紀念碑上，找到堂伯公「江漢津」的姓名。但謝志偉反駁，「主席只是撫摸名字，忘記要撫慰傷痕」。朝野兩黨的口水交鋒本是鬼島日常，這裡不必深究。不過，國民黨願意主動走進自己曾用來囚禁審訊無辜平民的歷史現場，畢竟值得肯定。

是誰讓黨主席成為「政治受難者」？

如果不是江啟臣這次拜訪，國民黨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自家居然有五位以上的黨主席，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或當事人。李登輝早年曾被抓到警備總部拷打審問；吳伯雄的叔叔、吳敦義的父親，都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槍決；洪秀柱的父親被誣指為匪諜送到綠島感化；江啟臣的堂伯則因閱讀左翼書籍被判無期徒刑。

即使在國民黨高層，都有這麼多威權統治的犧牲者，這恐怕意味著，國民黨比起自己以為的，更需要「轉型正義」。在威權時代，許多案件都是國民黨對忠貞黨員的非法清算，例如有外省二二八之稱的「澎湖七一三事件」，或是對於雷震、白崇禧、孫立人等黨國要員的迫害。作為加害者，國民黨竟然有能力馴服如此多被害者後代為自身鞠躬盡瘁，這些後代甚至在國民黨沒落的今日，自願扛起黨主席重擔，說來令人感慨。

參觀國家人權館後，江啟臣在臉書上發文：「國民黨作為戒嚴時期唯一的執政黨，必須真誠而謙卑地面對白色恐怖的錯誤」。雖然過去國民黨的信用難稱良好，但是這裡還是願意相信，江主席有誠意踏出遲來的第一步。然而，「真誠面對錯誤」不能空口白話，許多年以來，對於一直努力爭取公道的政治受難者與民主運動的前輩們來說，沒有任何事情，要比「釐清歷史真相」更為重要。

在高壓年代，蔣家父子親自簽署的死刑案件接近千人，他們長年直接控制包括警總在內的多個特務機構，並對許多「思想犯罪」（就法律來說根本不是犯罪）或是「冤假錯案」下達最終裁決。無數被國家暴力侮辱損害的人，都只是為了鞏固蔣氏父子的獨裁地位——如果國民黨不能夠徹底反省「偉人史觀」，主動承認兩蔣對於人權侵害罪行的最大責任，相信幾位黨主席的至親，在九泉之下也無法真正沉冤昭雪。

地球上最橫暴的「人權犯罪者」

江啟臣這一篇關於人權館參訪的臉書文章，說來還算誠懇，對於民進黨的批評只是點到為止。作為知識份子、大學教授，江啟臣心中應該清楚，轉型正義終究是國民黨對無辜台灣人民的債務，無關於該黨與民進黨的恩怨。數萬名的二二八死難者，超過十萬的白色恐怖牽連者，這些帳算不到當時還沒誕生的民進黨頭上。

然而傳統國民黨支持者的「反應」，卻不是這樣。相比於江啟臣其他文章動輒兩三萬的按讚數，「人權」、「轉型正義」顯然是支持者感到非常非常陌生的概念，只有區區八千人回應。

再細看網友回覆，內容則大多是「現在的台灣才是最沒有人權的地方」、「國民黨不要再省思歷史，重新執政最重要」、「轉型正義是民進黨幻想出來的」、「這裡到底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綠共又把台灣帶回威權時代」……有點悲哀的是，肯定江啟臣「轉型正義初體驗」的黨內同志，簡直寥寥可數。

無論如何，如果國民黨真的有決心，要轉型為民主、自由、人權優先的現代政黨，那麼除了必須告別兩蔣那段「威權歷史」以外，同時也必須深刻地檢討過去的「親中」政策。原因無他，在人權問題上，今日對於台灣社會的最大威脅，恐怕就是對岸的獨裁政權。

一個指標性的事件，當然是「被失蹤」三年的我國國民李明哲，到今日仍然身陷囹圄。還有這幾天在香港上演的「被港獨」黃之鋒、「被叛國」的黎智英等人，以及境內無數非法逮捕、財產侵奪、種族迫害、言論自由壓制等悲劇。許多關注人權的國際組織，都對中國發表強烈批評，而今日中國的人權空間，恐怕也已經比台灣的兩蔣年代更為緊縮。如果中國染指台灣的野心始終未曾消滅，我們可以想見，「兩岸統一」將會對台灣的人權狀況造成多麼可怕的影響，這點恐怕是所有「親中」政黨，都需要深自警惕的。

「人權」是民主政治的試金石

江啟臣接任黨主席以來，確實稍微修正親中路線，也發言支持香港民主抗爭。這次他更主動拜訪國家人權館，走入當年國民黨審判林義雄等人的法庭、見證情報局頭子汪希苓在軍法處的「別墅」，儘管這堂補課有點姍姍來遲，但還是期望透過更多努力，讓國民黨上下真正認識「人權」的重要性。

不過，這裡也要提醒，「人權價值」不能只是選舉自助餐，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這幾年國民黨對於當代台灣「轉型正義」的工作，仍是抱持消極與抗拒態度，動輒把轉型正義貼上黨派鬥爭標籤、拒絕公開黨產、阻撓黨史解密，甚至依舊每年前往慈湖謁陵，主張「蔣介石對台灣有絕大貢獻」、「蔣經國是民主推手」等等難以接受歷史檢驗的說法。

作為一個曾經手染鮮血、獨裁統治的「威權政黨」，國民黨如要真正取得參與民主政治的正當性，正如前面所說，仍有兩項首要之務：一是重新檢視兩蔣歷史定位，不能夠再把威權體制、獨裁領袖視為民族救星。二則是徹底反思認同中國獨裁政權的民族主義，畢竟習慣了民主自由的台灣人，顯然不可能在中共的極權手腕下快樂生活。

更現實地說，年輕世代成長於進步價值的空氣中，守護「人權」已經成為台灣人的民族氣質。對於青年支持率江河日下的國民黨來說，該黨與轉型正義的距離，幾乎就是與政黨存續、台灣民意的距離。如何拿捏、調控這個距離，降低懷念威權的保守派阻力，進而贏取普通民眾的信任，這就會是這間流亡異地、遲遲沒有在客鄉生根的百年老店，當前最需要政治智慧的迫切考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