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觀後：男子漢的氣魄能否顛覆危險革命？

說起來，我根本不是三島由紀夫粉絲。買票進場前，我只看過《金閣寺》——本來期望於這部紀錄片的是，無產階級大軍圍毆皇國菁英。

萬萬料想不到，紀錄片才開始10分鐘，三島詼諧機智的言語、豪邁從容的風度，簡直是金庸筆下，孤身前往聚賢莊，單挑天下豪傑的英雄喬峯——50年後，千里以外，這位帥氣的右翼小說家，甚至能讓我這樣的左傾觀眾感到無比心折。

接住敵意的男人

在《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這部紀錄片，與其說兩造言詞交鋒，更不如說三島展示了一次在意識形態衝突中非常少見的「坦率交流」。

回想318學運，號稱自由主義大師的行政院長江宜樺，無論在事件中下令武力鎮壓，或者事件後「拍拍肩膀、死哪些人」的強硬反駁，都讓人感到，正如近現代大型政治社會運動一再重複的，通常選擇「國家權威」的陣營，每每便宜行事，寧可依賴警棍的脅迫性力量，也不相信溝通對話所意味的民主潛能。

但是三島選擇的「姿態」卻完全不同。毫無疑問，三島是相當程度的軍國主義者，不過，當三島見到會場外諷刺漫畫「100日圓觀賞近代黑猩猩」，他卻正面接下學生的敵意，豁達自嘲：如果主辦單位收了門票，那麼自己也應該分紅。在論敵笑聲中，兩方揭開了這次對話的序曲。

其實，三島搞不好是帶著拉攏的心情，抵達駒場900號教室的。儘管兩方政見相左，但是三島卻欣賞敵方為了「更好世界」獻身的勇氣——如果想要為日本奮鬥，革命者豈非最佳夥伴？

最小程度的共產主義

紀錄片中有一段交流，特別動人。

當時在台上抱著甫出生女兒，丰采僅次三島的劇場工作者芥正彥，和三島發生激烈爭辯。但五十年後，芥如此回想：當時我剩兩根菸，三島有四根菸，於是三島給了我一根香菸，沒想到再也沒有機會還給他。

說起來有趣，這兩個左右對峙的男人，竟在千夫所指的論述戰場上，攜手「實現」了三島原本不可能同意、最小程度的共產主義——既然我多了一根香菸，就贈與你吧！這是人面對人的瞬間，緩和抽象矛盾的禮物經濟。

辯論開場時，主辦人木村修說：「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三島老師』。」然後木村馬上致歉，「不好意思，剛剛我不小心稱呼三島為『老師』。」台下眾人鬨笑。大家在笑什麼？因為不久前的安田講堂攻防戰，許多左派教授倒戈校方，甚至主動召來警察，所以學生對「老師」這個字眼無比失望，「質問那些曾經尊敬之人」，是新左學運中的強烈心情。

在此脈絡下，我們能夠看見，文壇祭酒三島面對叛逆青年時，特意放下尊卑之別（即是說，他察覺到青年們對於輩分的厭憎）。整部紀錄片，在已經成為戰地的大學講堂上，沒有隔閡的公民可以自由高談闊論。

紀錄片中，這些男人指縫間煙霧繚繞，攝取尼古丁的份量比氧氣更多。香菸作為社交場合的美學道具，不只是反映時代氛圍，其深意還在於，三島展現一種「我們都是有志於顛覆體制的人」的友好訊息，創造了一次平等對話。

也就因為交流氣氛太過……平和，終於有激進派忍不住大喊：「我是來看你們痛毆三島的，怎麼還在空談！趕快動手！」幾秒鐘前，面對諾貝爾獎等級的文豪三島，在氣勢上尺寸不讓的芥正彥，這時大聲回應：「有種自己上來揍他啊！」迴護之意，溢於言表。

就此而言，片中場景看似「左右對決」，但也可以視為有點耍帥的同盟者大會。參加過社運抗爭或異議讀書會的人想必同意，在事件現場發生的「革命路線」激辯，恐怕也默認了爭論雙方都是「共同身處運動中」的實質同路人。

學運中的「自我否定」

老實說，這場辯論的「內容」，對台灣觀眾有些障礙。片中許多抽象概念的交火，必須要回到日本新左學生運動脈絡，才有較全面理解。

安田講堂攻防事件前，日本左翼學生發動「歸鄉運動」，他們想把公共參與帶回故鄉，組織普通農民來改造政治。想當然耳，這種熱切只能以失敗收場。大學生們一副知識菁英的說教姿態，很惹民眾討厭。

在此脈絡下，數年後學運激化，嚮往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美國民權抗爭、歐洲六八革命的日本大學生，他們戴上頭盔、手執棍棒、把課堂桌椅堆成路障的身姿，正是為了變革日本之國民性。當時口號是「自我否定」——藉由否定日常生活，來否定戰後的安逸體制。

所以這場辯論中，學生方才提出「桌子不是桌子，在抗爭時刻，它們化為路障」——在管理主義社會、在官僚系統內的人（或物），有沒有從體系中解放的可能？開場時學生與三島之所以大談「暴力」，也是因為學生相信，局部暴力能夠質疑、取消體制下的總體暴力。

「我相信諸君的熱情」

其實，在受邀與學生辯論之前，三島曾經撰文批判學生運動，認為他們沒有真正的勇氣，否則大可以暗殺首相，從根本處撼動體制。不過在辯論現場，當三島與年輕反叛者肉身相見，反而充滿感情的說出：「我相信諸君的熱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使我不再相信任何別的東西，但諸君一定要明白，我相信你們的熱情。」

右翼的三島一直在尋求足以拯救日本、不吝生命的武士道精神，或許學運現場的熱切氛圍，反而讓三島看到了年輕反叛者跟自己一樣，身上帶有「追求徹底改變」之決意。

不過這其中也存在一些無法歸入意識形態的片段。「軍國主義者」三島有著充滿人情味、個人主義的一面。在自殺前夕，三島撕毀追隨者的血誓書，解散親近三島的民兵組織「楯之會」。因為他希望年輕人可以回到「尋常」人生。

在《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的事後訪談中，主持人木村修則提到，辯論會後他再次與三島通話，三島請求木村未婚妻接聽，感性地說：「你是否愛著木村先生？」——是無關國家大義的親切問候。這讓人猜想，自詡「七生報國」的三島，未必總是認為，民族興亡必然優先於小情小愛。

超越左右的可能

另一對比可能更為曖昧。駒場教室辯論的隔年，三島劫持自衛隊高層，對八百餘名軍官發表「政變救國」的主張——然而比起學生，軍人似乎對於「回歸天皇」這一主張更加無動於衷。在冷漠和噓聲中，失望的三島旋即切腹自殺。

這是多麼諷刺的場面。面對佔領了大學的論敵，三島其實在激進學生的身上看見了「語言仍有力量」。然而，當他試著去說服被自己寄予厚望的軍隊體制，才明白「職業軍人」才是缺乏理想、無法溝通的那一群。

無論如何，《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除了新左學運前後複雜的政治和歷史，同時也留下了一位「令人尊敬的保守主義者」的身影。三島由紀夫在面對「他者」所願意展示的倫理姿態，幾乎可以稱為超越左右意識形態的一道美學縫隙。「諸君一定要明白，我相信你們的熱情」——這句寬大而直率的告白，或許正是當年的世紀辯論所留下的，比起革命是否實現、祖國能否得救這些問題，更有啟發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