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節還是「渡劫」：在疫情日常中重新理解家庭與家務勞動

農曆春節將至，而隨著COVID-19（俗稱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因為Omicron變種株而起高峰，儘管台灣的情況相較於其他國家緩和許多，但較往日偏高的境外移入案例和本土群聚感染的出現仍舊不免讓許多人擔憂：今年能否夠過個好年？

農曆新年是台灣社會最重視的傳統節日之一，雖然對於許多人來說，如今年節最關鍵的吸引力可能是終於可以從忙碌的工作中喘息、休個長假，但春節仍舊有著巨大的象徵意義，人們——不論心中是否情願——也多遵循著舊日的預設與期待，持續實踐各種圍繞著春節的常規與習俗。

「過年嘛……」

除了總結過去一年並期許未來以外，與親友同聚、互相關懷更是春節的必要活動；簡言之，春節被定義成團圓、美滿、感恩與心靈富足的時刻。然而，事情真是如此嗎？事實上，過新年對於許多人來說不但不平靜美滿，反而充滿壓力與困擾，從繁雜的準備工作與家務，到親友之間探究隱私的連環發問，我們更常看到的景象是，春節對於許多人來說如同「渡劫」，難度不下刀山火海。

一方面，基於傳統家庭想像而生的團圓習俗下，人們被期待以單一特定的方式「展演」家庭關係與情感，扮演社會期待下的家庭成員角色——不合的家人應該要放下芥蒂、歡喜相聚，家庭內部的衝突與矛盾可以暫時被菜餚、煙花與喜慶的顏色遮掩。不論日常生活中，家庭帶給自己多少痛苦與壓迫，在每年的這個時節，我們還是被期待去實踐一種親密無間的正典家庭圖像。不願意或是挑戰這種想像的人則會被投以好奇與質疑的眼光，或是收到勸說：「家人本就應該……」

另一方面，與春節綑綁的各種習俗代表著大量的家務，從事前打掃、飲食準備、過節期間的時間與交通安排和其餘準備工作，再到過節期間確保各種儀式都能順利完成，春節對於許多人來說，非但不代表休息與平靜，反而是加倍的勞動與焦慮，只為了過一個人們想像中的「好年」。

與此同時，女性往往更能強烈地感受到這種焦慮和疲憊。儘管女性在公領域的權益有著顯著進展，但在私領域中，她們仍舊經常擔任家庭中的主要家務工作者，承擔者不合比例的負擔。對她們來說，從大掃除到年夜飯，農曆新年迎來的是無盡的清潔、採買與煮食。

家務工作不只是體力勞動

過去人們對家務工作的想像往往只涉及體力工作，然而，事實上家務工作所涉及的面向廣泛許多。除了實際的體力勞動以外，還包含了大量的安排、計畫、組織與協調，這類「認知型」工作往往因為看不到而不被察覺，但它們所帶來的負擔與壓力卻毫不遜色。用經濟語言來說，家務的「管理」（management）其實占據家庭勞動中更大的分量，而且在家務的情境中，女性必須同時扮演著「經理人」（manager）與勞動者兩種角色。

研究者也發現，儘管部分的家庭生產得以因為工業化促成的大量與專業化生產，及由此產生的各種食衣住行商品而被外包，同時剩下的家事則可以透過家庭內的自動化而改由機器處理，比方說，洗衣機、洗碗機等家電用品可以減少勞動時間，但這卻未能減輕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

相反地，女性仍舊扮演著家務管理者，且如今的家務工作被轉化成根據新的家務勞動過程而衍生的指揮和規劃，例如：取得資訊、安排優先順序、決策與各種取捨；比方說，在購買機器為自己分擔勞務之前，家務管理者首先必須「做功課」：了解機器功能、不同品牌之好處差異、研究價格與折扣等等。換句話說，如今的家務管理者們不只需要體力，更仰賴腦力與精神，才得以維持家庭的順暢運作。

與此同時，儘管性別平等意識讓越來越多男性願意分擔家務，但很多時候，男性只涉入「核心」的勞動過程，但前後的準備和收尾工作仍舊落到女性身上。比方說，假如一對夫妻要決定孩子的生日禮物，他們可能會彼此討論後作出決定，甚至男方可能承擔購買的工作，但事前的資料蒐集（包括孩子已經有什麼玩具、需求和喜好是什麼、家中的預算有多少）卻可能只由女方一手包辦。

而如前所述，這樣的管理任務在春節期間更為巨大。年節期間除了打掃煮飯以外，家務管理者們還需要進行各種時間安排與管理——從大掃除的順序到子女是否準時完成寒假作業，計劃組織家庭和親友之間的社交行程，例如：什麼時間必須拜訪哪位親友、攜帶什麼禮物、紅包內要有多少錢等等，再到對團聚之家庭成員噓寒問暖、探問近況、彼此交流等情感勞動。

這些過節所帶來的過量勞動和情緒負荷，不只反映出家務工作與家庭經營的複雜性與難度，以及在家務勞動上仍存在的性別失衡，更說明我們的節慶習俗仍舊承襲著固定模式，而這套模式往往是根據我們對家庭的固定單一想像而生。這些家務和情感勞動，與其說是家庭的內涵，更不如說是為了「做出」一個社會想像中的好家庭，而必須蒐集的元素。

疫情下的家務勞動

隨著COVID-19疫情壟罩全球已滿兩年，大多數的人漸漸習慣了與疫情共處的日常生活，疫情也在各個面向對我們造成影響——其中有些影響可能是暫時性的，有些卻可能從此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

家務勞動與家庭關係亦是其中一個面向。疫情讓人們減少社交接觸，改變之一包括了我們的購物習慣，電商大量崛起，幾乎所有物品都可以透過網路訂購後被送上家門。這看似減少了採購時間，但家務勞動者的負擔卻也沒有因此減輕。

如前所述，論者認為這樣的改變事實上促成了家務工作的「轉型」，讓它們涉及更多的腦力工作。例如，儘管不再需要出門購物，但購物前的各種準備與計畫（例如挑選網站、安排什麼時間寄送、多久購物一次），以及過程中的選擇和比價，再到接受貨品後的歸類儲存，同樣是繁瑣的勞動。

另一方面，疫情促成了居家辦公甚至是遠距教學的習慣，乍看之下，這似乎可以為家務勞動者們帶來更多的彈性，得以更自由地安排家務時間，也可能省去了如接送孩子上學這類的勞動。然而，居家辦公也代表著，許多過去由雇主所負責的勞動條件，包括打造良好舒適的辦公環境、確認休息時間、提供飲食，甚至是支付工作所需之網路和電費等，如今改為由個人與家庭承擔，而這些勞動就不免成為家務的一部分，並常常由家中的女性勞動者負責執行。

比方說，一位已婚有子的職業婦女如今可能在居家辦公的同時，要為自己和伴侶整理出一個固定的辦公空間，並確保空間之整潔以及兩人如何不互相干擾；午休時間可能必須料理兩人的午餐；不用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同時，卻仍需要確保孩子準時打開電腦、遠距上課。更甚者，如果家中有老弱病者，在正式機構因為疫情而停擺之際，女性更必須承擔額外的照護工作。

諸此種種都顯示，當許多人將居家辦公視為一種「進步」趨勢，並強調它所帶來的彈性與自由時，我們必須留意，這種高度混淆公私領域的生活型態，可能會為家庭與再生產勞動帶來什麼樣的改變，而當性別權力與規範仍舊高度不平等時，這些改變也會以不同的比例影響著不同性別的工作者——換言之，在後疫情的工作世界中，女性持續做為主要的家務勞動者，可能在平衡職場¹和家庭的過程中面臨哪些新型的負擔與挑戰，是值得我們關注之事。

最後，許多國家目前都在經歷著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而這也會對家務工作帶來影響。研究者發現，1920年代西方所經歷的經濟大蕭條讓家務工作變得「精神化」（spiritualized）。這指的是，因為可支配收入降低，節省、理性計劃和有遠見地做出家務安排也就變得更為重要；面對著琳瑯滿目的商品，家務管理者必須考量全方位的因素，最後做出決斷，例如，哪些東西要自己動手做、哪些可以買？或是哪些家務有優先順序，哪些可以稍後？在經濟壓力下，如何更有「效率」地維持家庭、組織家務，成為了家務勞動者的重要任務。

疫情下重新想像家庭

隨著疫情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對生活各面向的影響也勢必會慢慢浮現，除了關注公領域層面上的政治與經濟議題以外，我們的私領域、人際互動與家庭關係也將經歷轉變，例如，有美國學者便擔心，疫情會讓女性在家庭內的處境回到1950年代的狀況。但另一方面，疫情有沒有可能為我們帶來鬆動傳統私領域—–包括對性別、婚姻和家庭——想像的機會，進而打造更多元的可能呢？

受到疫情影響，我們在過去兩年間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不願意／無法共處的家人被迫共處，想要回家的人回不了家。以即將到來的春節為例，在有人有時間和金錢資源得以承擔交通和隔離費用，返鄉過年探親之際，卻仍有許多人出於對疫情的謹慎和資源的匱乏而有家歸不得。這些人就必須利用郵寄、網路視訊，或是拓展新的人際互動（例如鄰近的朋友），來尋得一點點的團圓味。

異鄉過年或許不免孤獨，但未嘗不能給予我們一點新的啟發。比方說，我們是否能夠以新的方式想像過年？在疫情的兩年間，人們發展出許多新的社會互動方式，如把各種交誼活動轉移到線上舉行，而或許這便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檢視許多年節習俗其實根本沒有必要，因為過年的真諦在於彼此陪伴支持。

此外，當我們看清過節的真諦後，我們也自然可以明白，關鍵並不是一同過節的人和自己的血緣關係，而是彼此是否是能夠提供情感撫慰、融洽相處的對象。因此，這個對象從來都不必然是家人，而可能是朋友、情人、一同旅居異鄉的同學，或是正好都無處可去的鄰居，等等。和非家庭成員過年可能對某些人來說顯得不倫不類，但這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高度限縮家人的定義和可能性。

當我們將家人限縮於有血緣之對象，結果是我們一方面用血緣表象掩蓋、忽視了家庭真正的意義在於發揮互助之功能，合理化血緣家庭內各種壓迫與傷害；另一方面，我們錯過了其他型態家庭組成的可能性，遺失了利用不同人際互動與關係來獲得同理、陪伴與愛的機會。

因此，或許疫情下的春節可以讓我們重新檢視：誰是我渴望團圓的家人？家人對於我的意義是什麼？家庭的角色應該是什麼？

最後，疫情某種程度上切斷了許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許多防疫政策（如隔離）以血緣家庭為規範基礎，可能導致個別家庭更原子化、彼此獨立，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也從疫情體認到，當某些正式的社會資源和安全網消失時，個體與單一家庭有多麼脆弱，唯有更完善、緊密的整體社會支持，才能確保每一個家庭都可以有尊嚴、有保障的活著。

換句話說，疫情讓我們明白，能不能過一個好年，並不應該只仰賴個別家庭的資源，以及他們如何透過這些資源來實踐各種習俗慣例，並達成各種家庭想像，而是會受到更廣泛的社會結構影響。當我們打造一個更公平、健康和富有同理心的社會，並容許更多的家庭組成和表現形態時，才能讓更多人與更多家庭都過個好年。

• 與此同時，女性在職場上的處境也值得關注。一方面，受到疫情巨大影響的餐飲、旅遊等服務業以及醫療照護產業中，女性占據了大多數的勞動者比例，當她們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後，往往比其他產業的工作者更難回到勞動市場。另一方面，疫情對托育產業造成了巨大影響，美國亦有報導指出，許多托育機構在疫情期間關閉，這導致如今許多家庭難以取得托育服務，而許多女性因此必須為了留在家中擔任育兒照顧者，而延後或甚至犧牲回到職場的機會，這對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職涯發展可能造成巨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