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電影？談《摩托車日記》殘酷現實，與觀影的意識形態

討論一部電影的優劣與否，可不可以跳脫出故事文本，從史觀、政治意識形態等其它角度來評判與討論？

最近播出的影集《斯卡羅》（2021）所引發的討論或可作為參照。由於故事是從19世紀的真實台灣歷史改編，事關台灣意識的建構，因此雖然劇情是改編自小說，但各界都以更嚴肅的態度在討論，有從文史考據的角度，也有政治角度。

對此，常有人不以為然，指稱：「這不過是個戲劇，不要這麼認真。」普遍認為用史實、政治或者一些帶有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討論戲劇作品是不妥當的。然而，這個說法在影視評論領域來說也一直處在模糊地帶，從葛里菲斯（D. W. Griffith）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1915）開始便存在爭議。

《一個國家的誕生》表徵了電影語言的大躍進，在技法上無懈可擊，是早期電影史的里程碑之作。不過片中對非裔美國人的歧視描繪，將3K黨英雄化的故事情節，幾乎像是為邪惡申辯。一直到現在，美國影評人都對於該要如何給予評價而感到困擾，因為它的偉大不容抹煞，但若稱許之，卻又好像是在為它的價值觀背書。

當然這種問題也不全關乎道德與正義，也可能是史觀詮釋的差異。《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Braveheart, 1995）便是最好的例子，這部以蘇格蘭民族英雄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為主角的史詩之作，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等五項大獎。但為之喝采的影迷大多不知，本片劇情大多為杜撰，比較像是一部為了凝聚蘇格蘭民族認同而製作的反英電影，禁不起認真推敲。

那麼影評人究竟是否有責任在評價這部電影本身之餘，去提醒觀眾這樣的電影可能帶有某種「政治目的」或者「偏見」呢？在討論下去之前，請別搶著說「政治歸政治」，這麼說很傻，雖然現在大家都將「政治正確」四字汙名化，但每個時代的商業電影都是依循那個時代、國家、社會氛圍底下的政治正確所拍攝出來的，哪怕是漫威電影也不得免俗。

《摩托車日記》中的完美形象

美國知名影評人羅傑．伊伯特（Roger Ebert）顯然認為自己還是有責任對觀眾做出一定程度的提示，因此在為切．格瓦拉（Che Guevara）傳記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 2004，以下簡稱摩托車日記）寫下的影評中¹，他誠懇地寫下了他對這個人物本身的批判以及對電影意識形態的不安。

這部西語電影描寫醫學系學生切．格瓦拉與好友阿爾貝托．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在1951年的公路旅行。導演華特．薩勒斯（Walter Salles）本身顯然也對切．格瓦拉的革命精神有所嚮往，決定延續他在民間的英雄形象，將之描寫成一名苦民所苦、悲天憫人的聖人。依照片中敘述，格瓦拉沿路反思資本主義對百姓的壓迫，最終在政治意識上獲得昇華。

最高潮的戲碼無疑是痲瘋院的渡河戲，提出「南美洲一家」概念的格瓦拉意識到自己生日當天只能與修女（管理階層）共處，卻無法與痲瘋村的居民（底層）共同慶祝，於是決定在深夜獨自跳下湍急的河川，打算游向對岸。這場戲無疑具有強烈的象徵意味，表現了切．格瓦拉決定從安逸的資產階級轉向與底層共患難。但在華特．薩勒斯的戲劇性處理之下，甚至帶有一點宗教性、神蹟般的煽情。

如果觀者對切．格瓦拉的了解僅限於他的經典圖騰，或者對他的事蹟完全一無所知，那麼《摩托車日記》無疑可以帶來極大的震撼力，因為它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年輕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對人道主義最純粹、高尚的追求。編導的聰明之處也在於此，故事只能停留在這一時期，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如果故事要繼續往下說，觀眾很可能就會產生意見上的分歧了。讓格瓦拉停留在最完美的、啟蒙的階段，最能彰顯他在人性上的完美。

格瓦拉「成為傳奇」的時代背景

羅傑．伊伯特在其影評之中坦率地寫道：

（切．格瓦拉）像他的好朋友卡斯楚（Fidel Castro）一樣，是一個偽裝成共產主義的右翼分子。他說他熱愛人民，但他卻不想讓人民擁有言論自由、提出異議的自由與他們的公民自由。

同時伊伯特也指出：「這部電影得到了許多虔心盛讚。但我認為這是政治正確之故，因為反對切．格瓦拉是很不解風情的。」

什麼叫「不解風情」？

切．格瓦拉在1967年於玻利維亞遭到美國中情局指使的軍隊處決後，很快成為全球性的公眾偶像。他放棄從醫可以獲得的厚祿，決心走向解放革命之路的傳奇故事被廣為傳播，其堅毅不拔的形象被古巴攝影師阿爾貝托．科爾達（Alberto Korda）捕捉下來，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肖像照。也因為他生前事蹟包括行醫濟世、照顧痲瘋病人、主張天下為公等價值觀與耶穌高度相似，使得他一舉獲得宗教性的地位，在南美洲部分地區被拱上神壇供奉（雖然共產黨是主張無神論的）。

在死後，格瓦拉贏得了比生前更崇高的地位，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戰友卡斯楚必須神化他的形象以繼續推動共產主義理念（即便他們生前已經分道揚鑣）。在1960年代末期，歐美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仍有浪漫嚮往的時代，對格瓦拉的崇拜有如一個風尚。直到共產主義國家陷入崩潰之後，早已謝世的格瓦拉自然也不必承擔任何後續責任。

乃至中國市場經濟化、蘇聯解體之後，共產主義已不再被資本主義陣營視為一個真正的威脅，公開談論對格瓦拉的欽佩，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再是禁忌。尤其格瓦拉的預見確實有其前瞻性，現今的南美洲仍遭到美國牽制、被財閥層層剝削，貧富差距依然極度不均，格瓦拉所代表的解放精神，仍然有其利用價值，可供世人「各自表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誠如羅傑．伊伯特所說，一個公開批評格瓦拉的人無疑是不解風情的。表明自己反對他，就好比你選擇站在了社會公義的對立面。《摩托車日記》如果在1960年代拍竣，在美國便絕對被視為政治不正確之作。但在2004年時，這部電影獲得了美國人廣泛擁抱，成功在奧斯卡獲獎，在法國、義大利、英國等國的影展與電影獎都有斬獲。

旅程之後，下令殺人的「暴君」

「不解風情」的羅傑．伊伯特向來直言不諱，他看出了這部作品有其政治宣傳的目的性，或許為了避免偏題，他沒有深入詳述。不過現在隨著越來越多學者研究與解密，片中對切．格瓦拉這段旅程的記述雖然大致屬實，但後續並未提及的是，在他投入革命事業之後，在古巴親自坐鎮下令殺害了上百人，並且無視任何司法程序，以專制、殘暴形象樹立權威。此外，他還成立了西半球第一個關押同性戀者的勞改營，因為他與卡斯楚主張同性戀者有反革命傾向。

有許多證詞證明了隨著切．格瓦拉掌握權力之後，是何以領導一個極具效率的殺人機器來剷除異己。固然也有許多人為之辯護，指出一場革命本來就不能追求不血刃。但凡是知道這些細節的人，或許都不再會認為穿上他的T恤走上街是一件多麼時尚的事。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殘酷細節盡為世人所知，毛澤東的頭像逐漸從歐洲文青的房間內撤下，但英年早逝的切．格瓦拉卻始終維持神話地位，一大原因便是流行文化的推波助瀾。在《摩托車日記》再炒起格瓦拉熱之後，又有多部關於他的紀錄片與劇情片問世，包括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的《切：28歲的革命》（Che: Part One, 2008）接力問世。

在《摩托車日記》片末，出現了與切．格瓦拉同行的阿爾貝托．格拉納多本人的紀錄片段，透露這部電影獲得了他的背書與支持。這也確是事實，本片一大篇幅也改編自他撰寫的旅遊紀實，年逾八十的他更獲聘為電影顧問，親身與劇組重遊當年途經之地。

不過這位老革命家身居的古巴可不是奶與蜜之地，古巴政府一直持續對政治異見者的高壓控制，對人權置若罔聞。而這個國度之所以得以被打造，一大「功臣」就是切．格瓦拉。在2021年7月，卡斯楚家族雖然已經退出領導職，但政府依然強勢打壓不滿物資短缺的古巴抗爭者。

這真的是年輕的切．格瓦拉當時騎著摩托車周遊各地時，心中盼望打造的烏托邦嗎？

在影評的最末段，羅傑．伊伯特給了一段饒富趣味的收尾。他寫著：

小時候，我認真地讀過一套名為《美國名人的童年》（Childhood of Famous Americans）的系列書籍。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砍了一棵櫻桃樹，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一家印刷廠找到了一份工，路德．貝本（Luther Burbank）看著一顆花生而產生了靈感。但這些書總是在他們成為大人之前就結束⋯⋯（中略）⋯⋯這是一個很容易的公式，因為你不必去解釋他們之後變成了什麼樣的人。

• 本文羅傑．艾伯特影評引述皆來自：“Fine line between fact, folk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