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的台灣山域嚮導制度：無商業定義下的犧牲者

猶記得人生第一次計畫登高山的時候，由於清楚意識到自身能力不足，身邊親友的經驗又只限於郊山，於是在網路上花了無數時間研究商業隊伍的資訊。然而，經過數小時的努力，卻反讓我更加毫無頭緒：究竟什麼樣的業者才是安全合格？他們的嚮導是不是真的夠資格？這些疑問都沒有任何主管機關資訊可供解惑，甚或予以資格認證。

當時我心想：「難道只要願意，誰都能來帶隊嗎？只要我想要，就可以招攬客戶嗎？」我萬萬沒想到，這兩個乍聽之下荒唐的問題，卻是不爭氣的事實。

每座山，都有個價碼

近20年來，我們見證了傳統登山協會的式微，引領民眾體驗山林之美的一群人，也逐漸從非營利的興趣團體，轉為營利導向的民間業者。爬山之於大眾，越來越像是任君挑選的旅遊行程，每一條熱門路線、每一座熱門山岳，上面都無一例外地貼了價碼標籤，只要付出相應的金額，就會有人帶我們前往。

但這其中有個巨大的盲點：帶領隊伍的靈魂人物，也就是嚮導，是不是具備足夠的知識、能力、經驗，讓我們快樂上山、平安下山呢？有任何具公信力的公開資訊，或是專業證照，能夠幫助我們判斷一位嚮導是否稱職呢？答案為否，在意的人也不多。

今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民眾無法出國，使得戶外健行成為廣受歡迎的休閒娛樂選項，其現象並不限於台灣。但我們和歐美地區的差異，恐怕就是民眾在挑選商業隊伍或嚮導上，幾乎毫無官方資訊可供參考。若是舉一個略為誇張的比喻，就是我們連分辨計程車和黑車的基本能力都沒有。

霞慕尼：創造專業嚮導體制的三大條件

現在，就讓我們追溯專業嚮導體制的源頭，前往18世紀的法國霞慕尼吧！形塑山脈的作用力有很多種，嚮導也不例外，簡言之就是：觀光、經濟、安全。

或許大家現在很難想像，過去歐洲歷經黑暗時代的漫漫長夜，山區在大眾的想像中還住著噴火惡龍，唯有行商或朝聖者才有跨越山脈的需要，而他們通常會選擇雇用當地居民（牧民、樵夫、獵人等）來引路——這就是嚮導工作的雛型，但對他們來說只是偶爾賺外快而已。

時序進入啟蒙時代，由詩人、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帶領的思潮從高聳的山脈疾駛而出，改變了人們對山的看法，由原先的險惡之地轉為追尋崇高（sublime）的神聖場所。被譽為戶外活動聖地的霞慕尼，由於周圍有著壯觀的冰河和白朗峰兩個先天條件，此時便逐漸嶄露頭角，吸引貴族仕紳和中產階級前往觀光。

但別說是進入雪線以上地帶或在冰河上行進了，這群觀光客對健行都是一知半解，因此他們會僱用當地人為嚮導，以策安全。隨著源源不絕的觀光潮為當地社區帶來可觀經濟收入，山岳觀光也逐漸成形，讓原先只是兼差的嚮導們開始思考專業化的必要性，後於1821年成立世界第一個山域嚮導組織：霞慕尼嚮導公司（La Compagnie des Guides de Chamonix）。

然而，若是問起成立山域嚮導組織的真正原因，卻是前一年的死亡山難——三位當地嚮導被雪崩捲入冰河裂隙喪生，這才讓當地人警覺到規範化的重要性。除了保護自己人，更要保護客戶的人身安全；而保護了客戶的人身安全，才能鞏固他們的觀光收入。

至於山域嚮導的全面專業化，則要等到19世紀中葉時英國菁英登山者的到來，史稱「登山的黃金時代」。由於這群藝高人膽大的客戶將目光放到更難、更偏遠的未登峰，才迫使嚮導群不得不學習新技術（甚至是從客戶身上學），逐漸邁向全職嚮導的道路。

台灣嚮導體制的演變和挑戰

約在1970年代起，警政署開始核發高山登山嚮導識別證（簡稱高嚮證），並規定攀登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必須配有嚮導，直到2001年才宣告廢除。其後，主管機關轉由體委會接管，並以高山嚮導員證代之，但由於毫無強制力可言，即便如今由體育署主導山域嚮導制，也無法擺脫宛如雞肋般的尷尬定位。

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法規並未與時並進，尤其是對「商業行為」缺乏定義更是關鍵。若我們檢視從西歐開枝散葉的嚮導體制，就會知道「商業」和「嚮導」兩者是缺一不可的共生關係。也就是說，目前台灣未強制規定山域嚮導證為「執業」所必須，是匪夷所思的現象。

但若是我們再往問題根源處挖掘，會發現法規就連商業為何物皆無定義。舉例來說，美國國家公園署定義只要涉及利益交換，即是商業行為，業者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執照方能攬客；戶外觀光活動盛行的國度之中，業者也皆由政府全面列管，從官方網站即可查到相關資訊。

沒有定義，又該如何規定業者所聘僱之嚮導必須擁有證照？這個問題若不盡快解決，結果就是人人皆可收費帶隊——除了假自組之名行營利之實，更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使得我國登山產業品質向下沉淪。

試問，如果你知道你隊伍的嚮導登山經驗只限於數條成熟的百岳路線、缺乏隊伍風險控管能力，甚至連處理急難救助的技能也無，你還會放心將安全責任交到他身上嗎？這或許是個過於極端的舉例，但卻是確確切切可能發生的事情。

解析台灣的三大條件

回顧嚮導體制形成的三大要素，台灣山域的觀光、經濟、安全又是如何？

遺憾的是，雖然商業登山隊伍自2001年起益發成為一般民眾親近山林的主要管道，任何人只要上網搜尋任一條熱門登山路線，處處皆是交通、食宿、接駁、帶隊全包的行程報價，觀光局卻始終拒絕承認登山健行活動是一種新型態旅遊活動，結局就是體育署被中央趕鴨子上架，當上極不稱職的山域活動主管機關。

再者，即便登山商業服務——主要為協作和嚮導——廣受國人接納，究竟登山健行活動的經濟規模有多少，也因為缺乏定義而無法有效統計。套句英文的用法，這是一個「elephant in the room」——人盡皆知房裡有一頭大象，但因為太麻煩而少有人主動提及或討論。

安全同為催生嚮導體制的因素，但背後的驅動力卻是人命。台灣位處亞熱帶，山域的主流活動型態是非技術性的健行（hiking），加上山區降雪量不穩定，也無冰河地形，讓風險評估的容錯率和複雜度不如歐美地區雪線上的高山環境，還得額外考量嚴寒、雪崩、冰崩、暴風雪、冰河裂隙等致命風險。換言之，台灣的登山環境並沒有危險到足以自然形成嚮導體制。若反過來看那些擁有較健全體制的國家一年平均發生幾起山難，台灣的數據也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若再考慮台灣早年的山地管制和生態承載量限制，就會發覺其不只為山難數設下了天花板，更讓觀光和經濟二要素難以偕同發酵，間接使得民間無法促生專業化的嚮導體制。

也就是說，正是因為我國的「量」一直以來皆受到嚴格限制，所以才無法循上述模式由量催生更好的品質。一個向來看天吃飯、收入不豐的行業，自然不會有餘力投注到標準化之上，只能仰賴政府提供體制方面的支持。

結語

總結來說，既然現行嚮導制度掌握在政府手上，政府就必須支持自己的制度，盡快定義商業行為，不要讓山域嚮導淪為孤臣孽子。

另一方面，山林解禁政策一環即是整建現有的山屋和步道，既然已知未來山域的服務、管理、設施等層面將有改進，屆時必定會有更多民眾樂於踏入山區——更別提國際新冠肺炎疫情不知還會延燒多久。

更進一步來說，究竟我們的山域管理該維持限縮，還是透過修建設施和增加配套來容納更多人，其實才是現在政府和全民需要嚴肅思考的議題。

借鑒國際經驗，觀光和品質理應相輔相成，而維持「荒野原貌」的訴求，卻是站在對立面的因素。或許，現在也是大家應突破二元框架的時候，一起探索且思考如何取得兩者間微妙平衡的可能性，進而研擬適合台灣的山域發展政策綱領。

然而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仍然不變：請中央政府盡速定義何謂商業行為，支持自家嚮導體制，並給台灣人一個更安全的登山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