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慧玲／《那個她，那個我》：被禁閉的藍天下，讓身體暫時飛行
演出：誠正中學彰化分校女生班
時間：2020/10/13 15:00
地點：誠正中學彰化分校
她們是13歲至19歲的青少女，模樣與一般人無異，舞台上也裝演著日常：有人逛街，有人嬉笑，有兩人扮演互接耳機聽音樂的朋友，有人推著嬰兒車假扮年輕母親。而她，一個真實或虛構的她／我，呆坐著，等待男友來接。
「你快點來啦，我為了你被我爸罵死了，我再不回去就死定了，快點來帶我啦。」不久，背後出現一位戴面具的角色，注視了她，坐了下來，兩人並坐，女孩感覺不到這個「靈體」，四周只剩靜默。然後女孩離開。
面具女拿出一個大象圖案的木箱，定定注視著，摘下面具後，說了小時候爸帶她去動物園，想看大象的破碎言詞。然後畫面一轉，台上出現一個個面具女，腳步冷靜，面容冷淡，木然地移動著。不久，她們將面具摘下，變成街頭熱舞歡唱趴的青春模樣，然後人影交錯，有人上台有人下台。挪移中，女孩們漸站定，一段長長的靜默後，她們唱起，關於大象的一首歌：「大象長長的鼻子正昂揚，全世界都舉起了希望……」。
開演不過十來分鐘，來賓席有人跟我一樣，眼眶一熱，出現了啜泣聲。
這並不是一般的戲劇演出，來賓們都知道這是關於這群被禁錮於感化教育場所的青少女們的真實故事之一。「快樂天堂」在哪裡？希望在哪裡？歌詞並不帶有激勵觀眾的力量，反倒像諷刺，那只木箱代表著希望，但打開來，裡面裝著是什麼？一個娃娃，一個原本單純的生命，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民眾性」的身體
差事劇團連續三年，於彰化少年輔育院（現改制為誠正中學彰化分校）進行戲劇工作坊，今年是預計的終點，演出《那個她，那個我》。前兩年分別是《迷途羔羊》（2018）、《囡》（2019）。
今年，工作坊指導老師李秀珣特別著力於身體經驗，故事與口白成分減低，身體接觸、扮演、角色互換增多。演出中，有人打扮時髦，卻遭霸凌；有人飾演男友，「用完即丟」；有人嗑藥，享受短暫歡愉；有人看見扮演父母者吵鬧不休，默默離家。非敘述線的畫面組合，多數是情境片段展述，李秀珣在工作筆記中提及，在一個被集體監禁的矯治機構裡，少女的身體感是服於規訓的，體現行為良好的，但同時也是自我與彼此不信任的。
而此長達半年，每周將近五小時的工作坊，李秀珣今年特別要求以「團隊合作」方式完成劇本，這並不新鮮，過去兩年也都是共同發展。但今年，或許源於信任吧，特別堅持合作，貫徹完成的意志也刻意加強。在發展中，特別激發「果決行動的力量」、「肯定自我的能力」。1
另一篇筆記，李秀珣提到身體經驗，「三年來逆風計畫，與少輔院的孩子進行排練，最難的是在她們描述自己故事後的身體行動，從身體開展出來的場域，是她們真正得面對內心渴望表達的『民眾性』的具體化過程……」2李秀珣曾解釋給我聽，大意是女孩各有創傷，說出來怕被嘲笑討拍；但看待別人的創傷又如何同理？用身體表現創傷，很難，必須讓她們的身心安置了，在對的（表演）點上，才能讓她們真實、放心的演出來。
「民眾性」的具體化過程？這段話讓人想到「被壓迫者劇場」的藝術概念，為何需要戲劇中介或代言？正因為在受壓迫劇場概念下，當受壓迫者無法言語、行動，感知不到自身處境時，透過感官與身體開發，透過論辯引導，啟動他們，開發自己的語言。一旦被壓迫者開始說話，所有創傷與被壓迫經驗形成的身體語言，成為反壓迫與反階級的自我主體，這個主體性或可稱為「民眾性的身體」，與自我認識習習相關。
不被看見的「民眾」劇場
差事劇團常年著力於民眾劇場與政治劇場的開發，2016年與彰化大城鄉台西村民合作，以環境汙染議題訴求，結合村人的傷痛、疾病、貧弱等生命史。《返鄉的進擊》於台西村內演出，黧黑粗礪的村人站在古老三合院前埕，一句一句，說著我的家人、田地、西瓜園、吸進的空氣……如何變異、萎敗，乃至死亡。話語從村人口中說出，堅若磐石，兀立的身體語言儘管看起來風霜勞疲，但聖像般，純淨地讓人幾乎落淚。
彰少輔的青少女們，「表演性」仍濃，在禁閉的管訓場所裡，觀看的對象是來賓、長官、教師、同學，及探視的家長親友們——這不是她們「自己的房間」，也不是足以完全鬆卸的空間。管訓總是要求良好表現，舞台上的她們，也要「表現良好」。
但《那個她，那個我》戲裡，女孩沒有太多指控情緒，一幕幕離家、墮胎、藥物過程，多個她／我表現出來是愈來愈退縮情境，戴面具的角色不時出現，如同鏡像，拉扯著瀕於崩潰的人生。
有一幕，女孩痛苦的在地上滾動，用舞蹈語彙，表現出掙扎與內省，動作非常扎實，舞蹈底子甚好！她掙扎著說，「你要愛你自己，你很好很棒，你要愛你自己啊！」觀眾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泣聲從後面家屬區傳來，傷痛包裹了中正堂，那個台上台下共同吞嚥的生命難題，讓來賓們赧然，我們即使同理，也無法真正替代她們的痛。
這一重毋須疫情亦被禁閉的藍天之下幽靜角落，是不被看見的「民眾」劇場。《那個她，那個我》動員了更多身體感知，讓女孩們認識自己的身體，說出自己的語言。
當戲劇工作坊進入矯正機構
如果進一步追問，戲劇工作坊進入感化教育場所，能否讓執官者同時認識隔離措施的身體政治學？亦即，在給予技能教育、認知教育的同時，這些受到「懲罰」的孩子們，多少是男性父權思想體系下的被壓迫者？性別從屬的社會制約如何宰制了女孩們對愛的需索的單一想像，依附於父權關係下的女性身體，如何成為階級的犧牲者。
因此，戲劇工作坊的引入絕不是只是成發式的「表演」她們的故事而已，如何將這幕「民眾劇場」外部化於社會更大的認知，內部化於感訓場所對身體唯一禁錮的規訓思維，大概是戲劇工作坊進入新竹、彰化兩地青少年監獄仍待開啟的繼續動力。
而放飛後的青少年男女們，離開看似平和的禁錮空間，重返社會後，面臨更大的就業、求職、婚友、家庭，乃至用藥誘惑難題；「愛自己」的意念再強大，如果愛的缺口一直無法彌合，如同受傷的鳥隻，再次墜落，也是極高速度。
當代藝術不只處理美學，也關切藝術與社會連結。在看不見的諸多角落，多少民眾身體被視而不見？《那個她，那個我》可能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嗎？放飛後的鳥隻，如何飛行？在彰化八卦山腳下彰少輔短暫的凝視底，帶走的是對青春少女們衷心的祝福，與無力的蒼白自省。
（原文授權轉載自「表演藝術評論台」，原標題為〈另一重藍天下，讓身體暫時飛行《那個她，那個我》〉。）
｜延伸閱讀｜
- 引用自鍾喬〈牢禁中的戲劇輔育：從少年哪吒轉進逆風少女，打造一個離院後的支持系統〉文中提及，發表於「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2020/10/12。瀏覽日期：2020/10/29。
- 見李秀珣臉書貼文，但其連結並未設定公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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