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得是賣台第一人？當《斯卡羅》變成政治鬥爭的符碼

▍上篇：

《斯卡羅》的真實與虛構？被埋沒的台灣，與當代多方詮釋

《斯卡羅》中男主角之一的李仙得，由法籍藝人法比歐飾演。本劇播出之後，除了法比歐的精湛演技被受肯定，更多被討論的是李仙得一角在劇中的形象詮釋。

在上一篇文章，筆者提到這部戲本是改編小說而成，或許內含大量歷史人物及事件，但並非完全照著正史去走而成為紀錄片。深怕許多人信以為真，不少人跳出來評論劇中形象詮釋，其中屬李仙得爭議最多。

這可牽扯到「賣台論」與「台灣（歷史）價值」，讓不少政治色彩濃厚的人士，都為本齣劇磨刀霍霍，準備趁著熱度，宣揚一番自己的理念。

李仙得的當代詮釋爭議

獅子在擁有牠們的歷史學家之前，狩獵史歌頌的永遠只有獵人。

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常以政治人物、母族為泰雅族的血統身分，為原住民族發聲，這次斯卡羅爭議，不少原民、歷史、文學專家都發表各式見解。其中就屬高金素梅委員最為有心，特地錄製長達12分鐘的影片，分享她對本次歷史事件爭議的見解。

主要主旨是抨擊《斯卡羅》過度受到「政治關懷」，受不少親綠人士宣揚歌頌，利用這些歷史事件凸顯「台灣價值」，凸顯台灣與國際接軌，以及與美國的關係。或許其中有些是事實，但筆者也認為某些抨擊逾矩了。

委員更分享了以「她」立場所觀看到的羅妹號事件、李仙得事蹟與後來的日軍侵台攻打原住民。委員的觀點應受到保留，但過度利用「原住民」角度去發表「個人」想法，是不是也會變相成為她所謂的「歌頌獵人」？

對此事件，除了同為排灣族人、原民文史工作者，在《斯卡羅》中飾演二股頭伊沙的雷斌．金碌兒認為「鑽牛角尖沒意義」外；筆者亦找到一個網路論壇探討此事，更掀起多年前高金素梅委員的爭議事件。

從歷史人物變為政治消費工具的李仙得

作家楊渡也對《斯卡羅》的政治美化頗有微詞，認為李仙得被英雄化、美化了。從與卓杞篤的《南岬之盟》到後來牡丹社事件引導日軍進攻琅嶠，楊渡認為其言行不一，背棄承諾，是引導日本軍國主義、殖民主義進入台灣，屠殺原住民的兇手之一，稱李仙得為「賣台第一人」。

這樣的言論，同樣受到許多政治色彩濃厚的人士轉發、分享，高金素梅委員亦同，純粹的歷史事件已成為當今政治鬥爭的工具。筆者認為，這是不瞭解史實所導致，斷章取義，融合反對方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渲染罷了。

若要理解真實的李仙得，筆者推薦屏東縣政府為《斯卡羅》推出的《社頂的孩子》紀錄片。其中包含在地居民的口述歷史訪談、實地田野，眾多史學家的論述，是較為客觀，對於琅嶠歷史的呈現，可補足《斯卡羅》對於真實歷史過度改編之缺陷。

若還要說屏東縣政府是代表綠色，那可真沒什麼史料能滿足這些反對者的需求。一切只能尋求古早時國民黨政府為各大歷史人物所編造的「民族英雄」之神話了。

至於「賣台第一人」的指控，筆者認為應先釐清「台灣」的定位。所謂「台灣」到底是指19世紀末的台灣；還是今日21世紀的台灣？

19世紀末，台灣泛指的是西部平原地區，精準說是當今台南市——過去的台灣府。琅嶠就是琅嶠（亦可置換當地其他名稱），勿用今日觀點去看待過往歷史，所以說李仙得賣什麼都不會是賣台灣。

誰是賣台第一人？

若以今日的台灣本島來看，那歷史上的「賣台人」可多到數不清。就台灣信史啟蒙的「荷治時期」來說，荷蘭人來台殖民統治是有其因果，其中又是誰出賣台灣，而當今無人去理解真實歷史與指責呢？

16、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始於東亞各地設立貿易據點、殖民地，企圖與中國進行貿易。西元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庫恩（Jan Pieterszoon Coen）得知西班牙人有意佔領台灣，使荷蘭對中貿易計畫逐漸受到壓迫，遂派軍進攻澳門，若失敗則轉往澎湖或台灣設立貿易據點。

澳門戰役中，荷軍遭到西葡聯軍大敗，損失慘重，於是退守澎湖，並在風櫃尾築城。荷蘭艦隊司令雷約茲（Cornelis Rijersz Schoonhoffman）後到福州與福建巡撫商周祚洽談貿易之事，商周祚私下答應荷軍只要退出澎湖則可允許在台灣貿易，但雙方一直談不攏。

西元1624年，南居益接任福建巡撫，打算將荷蘭人逼退出澎湖，派兵包圍風櫃尾城，但久攻不下。後經海商李旦介入協調，遂荷蘭與明朝達成協議，同意只要摧毀風櫃尾的要塞和砲台，即可轉進駐當時不屬於中國版圖的台灣島，明朝亦不干涉荷蘭的占領行動。

西元1624年8月26日，荷軍撤出澎湖轉往台灣。荷蘭東印度公司乃於不受明朝政府管轄的福爾摩沙大員（今台南市安平區），建立台灣本島信史上第一個統治政權。

所以真要論「賣台第一人」，不是李旦，就是福建巡撫商周祚與南居益。

《南岬之盟》的歷史意涵

若是看完《社頂的孩子》可以得知卓杞篤的權威並非劇中那麼強大，許多部落並無接納其薄弱的約束力，當今眾學者更視《南岬之盟》為李仙得與卓杞篤之間的「私人條約」而已。連李仙得本人也認為這份條約既不正式也無價值，但為了貿易利益與船員安危，只能先循此簡便作法。

認清當時番界與大清國土邊界的模糊性，造成「現今的台灣不是當時的台灣」外；李仙得的立場也繼承了西方種族主義觀念，認為一個地方上的民族要有資格代表那個地方，需有「文明化」特質，諸如美洲印地安人、台灣原住民族皆不屬於西方國家認可的主權國家（在上一篇文章筆者也有提到「國家組成四要素」）。

所以《南岬之盟》絕不可能像某些人宣稱的「台灣與世界（美國）第一個國際條約」。

西元1872年3月，李仙得第八次來到琅嶠，也是最後一次訪台，並再度跟卓杞篤會面。此時排灣族（斯卡羅酋邦）部落矛盾與衝突越趨明顯，卓杞篤遂向李仙得訴說他無法管控、協調部落的苦衷與抱歉。

隨著卓杞篤在1873年左右去世，《南岬之盟》這個李仙得與卓杞篤私人之間的協定就此失效。

小結

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擔任日本明治政府外交顧問一職，他確實向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建議「番地無主論」。番地無主論與中國當時消極治台是事實，而李仙得也只是向日本提供事實，真正出兵權力掌握在政府手中。

除此之外，當時日本政府迫於一些外交壓力，原欲停止出兵台灣。然而，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西鄉從道卻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堅持出兵，此舉也被後世認為是軍國主義的濫觴。文史學家司馬遼太郎曾評論這此次出兵是無名之師，是為「官制的倭寇」。

不知從何時起，本該是中國李旦、商周祚、南居益，以及日本西鄉從道的罵名，全落在這位美籍外交官——李仙得身上？極不具公信力的《南岬之盟》隨著卓杞篤死亡而瓦解，李仙得既沒背叛過卓杞篤，也沒必要遵循私人條約，去看待那些不服從卓杞篤的部落，又何來李仙得背信忘義，迫害原住民？

種種歷史流傳至今，年代久遠，事實越趨模糊，不料這模糊性卻被有心人士利用，附加在個人政治理念與反對事件之理由，那無疑是不尊重歷史，將歷史人物為己所用。就像是早先國民黨的諸多作為，這點在鄭成功、莫那魯道身上最為明顯，所謂的民族英雄、抗日英雄的共通點卻是在屠殺原住民和族人。

不管在劇中或是正史中，美軍艦隊攻打台灣也不是李仙得所指使。如今成為政治工具的李仙得，就在什麼都沒做的情況下，莫名背負了看似可笑的罵名，筆者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