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想打造世界足球勁旅？先從國家足球訓練中心做起

卡達世界盃甫落幕，表現亮眼的亞洲球隊令人印象深刻，對比亞洲各國家足球蓬勃發展，台灣足球顯得駐足不前之外，世界排名甚至倒退，各方人士嚴厲審視台灣足球發展狀況。

台灣男足隊長吳俊青呼籲政府應先設立國家足球訓練中心，多位立委也在世界盃期間抨擊體育署執行力道不足，民間團體更大聲倡議中央政府得參考國外案例，以「國家」為中心，主導國家足球訓練中心的規劃設計，避免因格局、思維不同，難以符合「國家級」足球發展的目標。不過，要打造訓練場館不是易事，要搞懂箇中細節，才有助於打造符合各方期待的國家足球訓練中心。

政策發想：誰才是主事者？

針對國家足球訓練中心的設置，現階段各方多認為體育署執行狀況不佳，但若就體育署在2018年提出《足球六年計畫（2018－2023）》裡，內容並未直接提及國家足球訓練中心，而是希望建置六座足球場，並配合《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相關經費補助，達到中央及地方相互合作的發想模式。即便是在《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第二期）》，也未見到國家足球訓練中心等訊息。

首見國家足球訓練中心建置，是在2019年中華足球協會與國立體育大學簽署的合作備忘錄起，雙方希望「共同擬訂籌設國家足球訓練基地之營運計畫」，發展足球產業與運動科學人才等中長程計畫。就體育發展言，國體大為體育署設定的北部訓練基地核心，硬體設備建置對於整體佈局來說十分合理，而國體大也將建置國家足球訓練基地納入《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109至112學年度）》裡。最後，卻因為經費問題，遲遲無法讓國家隊進駐。

由於該合作備忘錄並未公開，不好推斷中華足協與國體大雙方的合作關係，以及針對建置經費的分工方式。但是，按2019年邱義仁前理事長所言「中華足協目前也正積極與各縣市洽詢，尋找國家足球訓練基地。」筆者認為，既然足協有與各地方政府斡旋國家足球訓練基地的能力，並與國體大簽署合作備忘錄，再加上足協貴為中華民國足球最高的統籌單位。換言之，2019年開啟國家足球訓練中心的主事者，應是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而不是輔導足協的體育署或與足協合作的國體大。

規劃設計：中央還是地方主導？

一座體育場館的規劃設計，就台灣現行制度來看，是提倡中央地方合作，而更多是尊重地方自治，讓地方政府自行規劃符合「在地」需求的大型場館。以都市規劃的角度言，從在地角度討論場館設計並無不妥，以台北大巨蛋為例，便是1990年代行政院迫使台北市政府評估一大型場館興建可能，才有三十多年來的各式爭議。

民間提出的「中央主導」原則，指的應是體育上位計畫針對國家足球訓練中心大框架式的指導方針，而非不切實際的希望由中央主導一切選址、規劃、評估、設計、審議等過程，否則會有忽視地方發展脈絡的負面外部性，浪費更多社會成本。

如果中央無法完全主導大型體育場館，又該如何建立兼具中央及地方需求的國家訓練中心？位於愛丁堡的Oriam Centre（又名蘇格蘭國家訓練中心）或許可提供另一種合作想像。

它的發想是前蘇格蘭第一大臣Henry McLeish，檢討蘇格蘭足球發展，在2010年發表"McLeish Report"後出現的政策之一。隨後，蘇格蘭政府公開招標，由愛丁堡市議會（Edinburgh City Council）及賀瑞瓦特大學（Heriot-Watt University）共同得標，並和蘇格蘭體育委員會（sportscotland）一同出資九百萬英鎊，剩餘不足的兩千四百萬英鎊則由蘇格蘭政府補助，興建提供多類運動訓練場域，結合社區、大學教育及國家需求的訓練中心。

台灣也有如2018年桃園市補助八千萬元，中央大學出資一千萬元，共同興建國民運動中心的先例，而早在2015年，桃園市也和國立體育大學簽署合作發展桃園運動特色的意向書。但是，若單以國立體育大學的每年僅有的七億預算，恐無法負擔一座動輒超過十億，甚至是民間期待的二十億規模的足球訓練中心。

換言之，若在既有的中華足協與國體大合作範疇裡興建足球訓練中心，必然得尋求外部更多經費補助，一種可能是與桃園市政府合作，向教育部體育署申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另一種可能，則是教育部專案補助興建足球訓練中心；再一種可能，則是由主事者中華足協，負責籌款協助國體大足球訓練中心。

世足狂想：誰的狂想？

11月初，恰逢足協改選交接之際，中華足協內部也不甚平安，先是被媒體揭露足協積欠裁判費，後又捲入影射足協高層蒞臨卡達世足現場。顯而易見的是，一般大眾對單項運動協會在運作方式不熟悉與不信任所導致的誤會。不過，足協作為台灣足球發展的統籌單位，面對世足帶來的熱潮，勢必得更加被努力的回應台灣社會的期待，儘速與體育署共同擬定完善的足球發展計畫，並加深與各地方足委會的合作連結。

台灣要打造一支世界足球勁旅，除了時間以外，確實亟需合適的硬體空間，滿足當下台灣國腳們的需求。現任足協副理事長王筱薰曾表示早在2017年桃園興建國家足球訓練中心的提案，已受到體育署首肯，但2018年足協改選後卻沒了下文。

礙於台灣單項運動協會與政府的關係，各運動協會的經費大多來自體育署補助，體育署有其輔導責任，並需要接受人民的監督。同樣地，領取政府經費的單項運動協會，應當也有責任接受人民監督。

看見世足亞洲球隊的精彩表現，遲遲無法跟上世界足球發展的台灣難免焦慮。但是，焦慮不能只是特定人士的狂想。筆者並不樂見一座訓練中心只能在「社區」或「國家」間的框架二選一，面對寸土寸金的台灣，尤其是土地及都市計畫體系的制度，任何一座大型場館都不該打破既有的制度規範。否則，類似臺北大巨蛋的爭議，只會不斷上演。

為此，要打造一座符合台灣脈絡的足球訓練中心，需要體育署、中華足協、以及現階段有意願承接該訓練基地的國體大或屏東縣，共同討論可行的方案，以合作代替相互指責謾罵。否則，卡達世足賽帶給台灣的足球熱潮，終究也只會淪為足球意見領袖們的流量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