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歸體育？「運動自治」能成為俄國選手出賽奧運的解方？

回顧奧運發展與國際政治的糾葛，作為世界運動領頭羊的奧林匹克精神從不缺席，甚至遊走在運動與政治間的灰色地帶。尤其，在民族國家崛起的二十世紀，軍國主義與體育是不可切割的事實，再到冷戰時期，國際運動賽事恰如喬治．歐威爾比喻，是場沒有槍砲子彈的戰爭，都在在顯示運動是足以乘載政治意識形態的容器。相信這是長期關注台灣體育發展的讀者們，都不會否認的事實。

不過，時間來到2023年2月，俄烏戰爭甫過一週年的當下，奧林匹克運動發展再次陷入政治泥沼，主因在於國際奧委會重新討論是否開放持有「俄羅斯或白羅斯」護照的選手，在不代表國家的狀況下獨立參加奧運資格賽，甚至出戰明年的巴黎奧運。消息一出，便引發國際社會集體炎上，揚言發動杯葛巴黎奧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大動作批評國際奧委會，認為允許俄、白兩國選手參賽，等同默許恐怖主義。

隨著國際局勢不穩，身處地緣政治前線的國家們，不只得面對國安問題，就連簡單的運動賽事，也會因政治因素變得詭譎難解。作為台灣人的你我，相信已經習以為常，從中華隊到台灣隊，從中華台北到中國台北，這些理不清的國族情緒，往往讓人陷入「運動與政治」的邊界焦慮，然而，這都只是過程，我們要釐清的，還有「運動自治」究竟為何，為何我們必須在意「運動自治」。

運動與政治的灰色地帶：運動自治的多元詮釋

洛桑大學榮譽教授Jean-Loup Chappelet指出「運動自治」（autonomy of sport）一概念，首見於1949年的奧林匹克憲章，在此之前，依現代奧運創始者皮耶．德．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提出的運動自治，旨在規範參與者必須獨立於政府機構，在奧會代表國家出賽，而非政府自身。

1950年代，運動自治首次用以評估前蘇聯陣營國家的奧委會是否兼具「獨立」及「自治」二標準。時至今日，奧運憲章歷經五十年間的修正，「獨立」與「自治」也從純粹的「機關分治」，最後變成當今熟知的「財務與治理皆獨立的主管機關」。

各國際單項運動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也有可能在其規章內使用「自治」一詞，規定成員國家必需要維持治理獨立性，並為該項運動發展謀求最大效益，如羽毛球世界總會（Badminton World Federation）規章。不過，自治也可能會替換成「獨立」、「自由」等字眼，間接規範自身或會員國家的協會必須滿足民主、透明、不受第三方單位影響等治理原則，如國際足球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規章。

同樣地，國際組織諸如歐盟、聯合國，也有針對運動自治做出各自詮釋。歐盟運動白皮書站在政策制定及執行考量，將運動自治視作運動主管機關在保全競技及草根運動發展為前提下，不得受到其他政治外力干擾。聯合國早於西元兩千年初就將運動視作社會發展與促進和平不可缺少的助力，並在2014年首次公開認同國際奧委會的自治原則。

多元的運動自治詮釋，主要重點有二：其一，運動自治是給予運動主管機關不受外力干擾內部治理的措施；其二，運動自治是確保運動主管機關發展運動不受阻礙的規範。

禁賽還是放行？持續不斷的論戰與之外

英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在2月21日公開一份由35個國家連署，呼籲國際奧委會應審慎思考讓俄羅斯及白羅斯的獨立選手參賽的討論議程。簽署連署的國家認為，俄白兩國運動員能否重返國際賽事，全然取決在兩國政府願不願意結束對烏克蘭的戰爭。

面對這些批評質疑聲浪，國際奧委會發布系列澄清聲明，再三強調反對戰爭並促進和平的立場不變，希望各方放下歧見。然而，從現今國際社會及網絡社群的反應來看，國際奧委會的道德牌顯然不受青睞。

Jean-Loup Chappelet近期受訪時認為，目前國際奧會的決議基於聯合國大會對於人權的考量，以及奧會規章針對反歧視相關規範，另案討論俄羅斯及白羅斯選手的參賽資格，反而能避免上升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令國際奧委會自身落入仲裁下風處的窘境。

不過，這並不代表國際奧會就會「輕易放行」白、俄兩國的獨立選手參賽。Chappelet教授預期2024巴黎奧運不會看見白、俄兩國選手，因為國際奧會將設置高門檻制度，審查每位獨立選手是否符合參賽資格。不過，這些都尚待國際奧會更進一步的討論。

另外，允許俄羅斯與白羅斯選手參賽另一大隱憂，就是奧會規章針對言論自由可能的衝突摩擦。運動賽場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展演的空間從1936年的柏林奧運開了先河後，後續近九十年間的奧運舉辦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異議聲響，雖然奧運規章50條規範奧運會場不得有任何「政治宣傳」作為，但在2020年選手委員會的努力之下，也已放寬到比賽現場、選手村、頒獎典禮、開幕及閉幕式，共四個場合不得進行任何抗議行為，其餘訪談等場合並不受限。

假若白、俄二國選手選擇在個人訪談時，發表有關戰爭支持與否相關言論，恐有誤導視聽觀眾的可能。

運動與政治：永遠講不清的界線

現代運動發展歷程，政治與運動從未分治，卻在一場偶然之下，成為現今兩種不同的自治系統，耐人尋味。英國知山大學（Edge Hill University）運動法教授理查德．帕里什（Professor Richard Parrish）認為現今運動自治的概念，建立在運動與政治雙方在治理、財務之間絕對的獨立關係上，當兩方交鋒，往往只會成為一場零和遊戲，尤其在高度商業化的現代運動世界裡，適當的重新建立運動主管機關與相關機構的夥伴關係，能夠幫助調解內部利害關係人的紛爭衝突。

概念看似美好，但該如何執行？尤其，當現今白羅斯國家奧委會主席維克托．盧卡申科（Victor Lukashenko）的父親正是自2020年起因選舉、並協助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爭的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時，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白羅斯國家奧委會的「中立」及「獨立」性？

綜觀白俄禁賽爭議，國際奧委會按憲章規定，無法直接禁止白羅斯或俄羅斯國家的選手參賽是事實。另一方面，一群公開反盧卡申科政權的運動員也積極呼籲奧委會制定相關參賽辦法，保障選手權益。但回到現實，國家奧委會抑或選手又是否能真正置外於政府獨立呢？

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庫列巴（Dmytro Kuleba）曾在一月推文抨擊國際奧委會，罔顧俄羅斯在東京奧運裡共獲得的71面獎牌裡，就有45面獎牌得主來自負責戰爭燒殺擄掠的俄羅斯軍方運動俱樂部。

亞美尼亞角力選手阿爾森．朱爾法拉基揚（Arsen Julfalakyan）認為，政治若過度干預運動，那也不必比賽了。尤其，當世界尚有多場戰事進行，若國際奧委會禁止白羅斯、俄羅斯選手出賽，他認為也該將同樣標準放到其他戰事發生的加害國家。

運動在國際政治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即便，運動不是解決社會所有問題的萬靈藥，但各界政治人物看上的，不正是國際運動對跨國事務與民眾的影響力嗎？尤其，當我們將焦點過渡置於運動自治的討論時，早也忘卻真正能停止這場戰爭的，從來就不是運動組織，而是任子彈飛的白、俄兩國當權者。

追根究底，政治人物正是知道運動是現代社會大眾吸食的合法鴉片，即便被扭曲成解決問題的萬靈藥，不信者也會多瞧幾眼。事實上，運動常是政治人物解決問題的夜壺，用完棄置，不願再望其一眼。至於原先事端的始作俑者，只會繼續躲在暗處竊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