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模／《天邊殺朵雲》：面對科技，我們應該多謹慎猶豫？

我詛咒那高遠的抱負，心智往往以此欺瞞自身！
Cursed be the high ambition wherewith the mind itself deludes!

——歌德，《浮士德》

在紀錄片《天邊殺朵雲》（How to Kill a Cloud, 2021）中，導演圖伊亞・哈爾圖南（Tuija Halttunen）引用歌德《浮士德》裡的這句話來為影片開場，點出了本片的核心：科學或科技的發想，常出自求知的初心或宏大的良善意圖，但現實中，往往面臨出乎意料、甚至是令人不安的發展；對科學家本人及科學社群而言，研究動機或許單純，然而作為在社會中運作的活動，當其影響與涵蓋層面愈深廣，也愈易招致外部力量如國家或企業的關注，以提供資金為名介入。看似單純的研究計畫，因而實際上變得錯綜複雜。

影片中的主人翁，芬蘭女氣象學家漢奈兒・柯霍南（Hannele Korhonen）遇到的便是這樣的處境。研究人工降雨（cloud seeding）的她，一直希望在這領域能進一步發展。1940年代首度在美國出現的人工降雨研究，在八、九〇年代間曾歷經長期低谷，直到近年因全球對水資源議題的關注而又重新燃起，因此，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這幾年開始大力發展人工增雨科學研究計畫（UAE Research Program for Rain Enhancement Science），她毫不猶豫地提出申請，並獲得高達15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這雄心萬丈、嘗試在沙漠中增加降雨的計畫，初期讓柯霍南雀躍萬分。只是，隨三年計畫的進展當中，她與經費贊助方之間，對這研究隱而未顯的期待落差，也愈加明顯。作為科學家的她，希望基於嚴謹基礎測量得出的科學事實，來判斷沙漠中人工降雨的可能性；然而阿聯政府卻希望能儘快完成軟體模擬，以導入AI人工智慧及大數據操作，發展出調控氣候的工具。這樣的分歧讓她開始自問，是否偏離當初申請計畫所抱持的初衷。《天邊殺朵雲》對柯霍南的貼身記錄，多次透過捕捉她面容的反應，傳達出科學家本人在此事上的道德困惑，以及最終深沉的失落感。

科研社交場合的政治

不像常見的科學相關主題紀錄片有著大量的專業知識說明，《天邊殺朵雲》除了必要的解釋外，耗費更多篇幅呈現的，是關於科學研究中的政治如何運作。從最初申請計畫的簡報、相關機構審查，到交流往來的研討會跟論壇。我們都看到柯霍南在這些場合中，試圖盡力扮演一個既是專業、又同時也是親切與健談的形象（儘管內向的她經常感到不自在）；她要打交道的，除了圈內的同儕外，亦有政府官員、媒體甚至外交人員。在這些社交場合中展演好自己，聯繫潛在人脈與資源，是不言而喻的潛規則，同時每人各有自己的心思。例如影片中，芬蘭外交人員在與柯霍南的閒談裡，提及像這樣國際合作的大型研究計畫，有助向來以教育品質著稱的芬蘭，進一步在創新領域中獲得國際聲望，便是一個與科研本身無關，但同時也在這場域中運作的想法。

而作為出資方的阿聯政府，亦藉著各項活動的細節，表現國力和銳意創新的姿態。除卻精心設計的會場和鼓動人心的宣傳廣告不說，柯霍南還被安排住進豪華的五星旅館，附帶豐盛的晚宴和雞尾酒會。同時，阿聯政府在計畫初期展現不干預的寬容態度，並指派女性擔當計畫主持人。這些舉措固然打造出阿聯驚人財力跟開明、求才若渴的形象，也在這些籠絡人心的安排裡，隱約增加其說話與主導的份量。

這種介入影響的方式是很細緻的。作為一個科學家重視的，除了科學本身探索求知的自由環境外，無非也包含個人建立在專業上的聲望及獲得的尊重。明目張膽的干預，往往會換來科學界的反彈。因此，如何有效地引導研究往自己所欲的方向前進，又能讓旗下科學家覺得擁有研究的自主性，便需要倚賴精細的調控手法打動其心。儘管影片中的柯霍南愈到後期愈感受到雙方目標上的歧異，並產生道德上的反省，但我們同時也看見她的其他科學同儕，顯然在其中如魚得水，並不覺得發展操控氣候的技術，有什麼道德上的顧慮。畢竟，在他們的想像中，除了這並不與他們自身的研究興趣衝突之外，也同時能解決地球面臨的問題，對於全人類有益，不是嗎？

就是在這「全人類」的指稱下，掩蓋許多需要謹慎考量的部分。

技術可能導致的不公義

在片中的某個時刻，旁白的畫外音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對於飄經領土上的雲朵，我們可以聲稱擁有它嗎？」若說雲的循環生滅，需以全球尺度來衡量，那麼國界，以及聲稱擁有領土（及其上一切事物）的國家主權，在這當中又是怎樣的存在？當科技進展的影響，可輕易跨越國界來去自如，我們是否有發展出可與之對應的全球治理機制？

這些問題儘管艱難，卻是現今深受科技滲透甚深的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難題。當影響國計民生的決定性技術，被少數政府或企業實體所掌控，不僅加劇權力的分配不均，危及民主體制，更有可能突顯出原本各國間的科技落差，增加地緣衝突的可能。從這點來看，科技的寡頭壟斷，無法惠及普羅大眾，反倒易於造成科技、資本、公權力的合流，形成新的特權和壓迫不公。因此，在科技本身能完成的，與科技在什麼情境下被運用才能普惠世人之間，始終存有一道深刻的鴻溝。科學家本身或許只專注於前者，然而後者，卻仍須外於科學的其他社會領域（如法規、管理協調的制度組織）作出相應的改變，才有可能真正達成。

同時，嘗試發展如改造氣候這類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技術，是否會重新點燃一波新的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特別是，目前關於氣象的研究尚有許多待解之謎，急於用科技去改變自然，是否會在解決當下難關後，在未來引發無法解決的問題？若我們抱持著對科技天真素樸的樂觀心態行事，無法意識到科技的力量對人類社會而言，始終是雙面刃的存在，就像影片最後題獻時提及的，未來的世代將得承擔我們所作決定的後果。難道我們會希望他們生活在一個被科技所害、甚至是奴役的世界？《天邊殺朵雲》所持的謹慎論調，也是為了警惕這份對科技過度崇拜的執迷吧。

延伸閱讀

書單

• 《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陳榮泰、伍啟鴻譯。群學出版，2019。
• 《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麥可．西爾吉克（Michael Hiltzik），林俊宏譯。左岸文化出版，2021。

片單

• 《蘇維埃的花園》（The Soviet Garden, 2019）導演：德拉戈斯・圖雷亞（Dragos Turea）

• 文：林忠模，文字雜工一枚。曾任職 NGO 組織、研究助理、影音平台編輯。近期關注興趣為東歐與拉美地區的紀錄片。
•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FB｜IG｜Web｜序號索取｜小冊下載｜專刊下載
• 線上影展：10.22～10.31｜聚落放映：10.15～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