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的既視感:《去聽美人魚唱歌》與《尋找西瓜女》的她們如何凝視自己

聯合新聞網 楊凱丞
《去聽美人魚唱歌》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相信不少人都有Déjà vu(既視感)的經驗,通常是來到一個新地方時,會對這個地方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而有時,當我在觀看電影與電影之間,也會有這種感受,在這裡,我並非將既視感解讀為抄襲或致敬,而是兩部作品通過影像敘事上的「似曾相識」,使我們得以辨識出這些電影背後隱約指涉的共同母題。

譬如在這次的女性影展中,當我觀看1987年加拿大導演派翠西亞・蘿茲瑪(Patricia Rozema)執導的《去聽美人魚唱歌》(I've Heard the Mermaids Singing)與1996年美國導演雪瑞兒・鄧兒(Cheryl Dunye)的《尋找西瓜女》(The Watermelon Woman)這兩部電影時,它們帶給我的既視感便不斷湧現,而一切必須先從兩部電影之間一顆極其相似的鏡頭開始說起:

一位女人架好攝影機,坐在鏡頭前,
開始娓娓訴說自己迷戀/追尋另一位女人的故事。

《去聽美人魚唱歌》的開場即是主角波莉(Polly)坐在鏡頭前「現身說法」,讓我們跟隨她的敘事視角,窺看她的日常——總是帶著一台底片相機,在城市街頭中遊走拍攝,回到家中暗房沖洗照片,沉浸照片中個人的幻想世界——以及對藝廊女主管蓋柏莉(Gabrielle)的迷戀與幻滅。

作為《尋找西瓜女》的編導,雪瑞兒・鄧兒在電影中不僅扮演自己——一位年輕的黑人女同志電影創作者,更虛構了一名30年代的美國黑人女演員西瓜女,通過這樣一部關於「製作西瓜女傳記紀錄片」的電影,以自身視角重新建構黑人女性參與的電影史。

兩部電影皆透過偽紀錄片的拍攝手法,為我們拉出一段距離觀察,以往那些在大螢幕上被凝視、被性化的女人們,如今架好攝影機與相機,坐在鏡頭前凝視自己,也決定自己該如何被凝視,掌握觀看與敘事的權力,讓自己成為故事中的主體,訴說關於自己的故事。

第一層凝視:女性之間的凝視

那麼電影中的波莉與雪瑞兒她們如何凝視自己?

《去聽美人魚唱歌》裡以一種喜劇調性,描繪天真、愛幻想,對工作漫不經心的波莉,總是在門縫,在攝影監控器,在公寓樓下裡,以各種方式偷窺竊聽主管蓋柏莉與他人的互動。

電影中,女性藉由偷窺「她」者形成一種內在的自我凝視,我們可見波莉在鏡頭前試圖自我分析,她對於主管的愛,並非家人之愛,也非帶有性意味(想要親吻)的激情之愛,電影透過一場波莉在湖邊與蓋柏兒談話的幻想戲,對調了波莉與蓋柏兒在現實生活裡的權力關係,指出波莉對蓋柏莉的迷戀源自對個人理想形象——善於交際、談吐優雅、具有藝術品味與眼光——的投射與渴望。

有趣的是,當波莉第一次窺見蓋柏莉與同性戀人瑪莉親吻後,蓋柏莉回到辦公室,波莉出神凝視蓋柏莉,認為自己已經愛上對方,緊接著下一場戲,是波莉拿著相機,跟蹤偷拍一對異性戀情侶在樹林裡親吻,再下一場,波莉站在街頭,背對我們,凝視著鏡子拼貼牆面中分裂的自己,那個「分裂的波莉」似乎正暗示以往只與異性交往過的她,在面對同性時受到拉扯的感情張力。

於此同時,一位男性路人站在波莉的身後,盯著正在照鏡子的波莉,使沉醉自我影像的波莉驚醒而離去,更告訴我們,來自外部世界的男性凝視無所不在,監控著女人的一舉一動。

而在《尋找西瓜女》中,我們看見當電視機播放西瓜女過往參演的電影,雪瑞兒就坐在旁邊,同步對嘴模仿裡頭的戲劇橋段,這樣鏡像般的並置對照,除了暗示兩人之間的共通性——她們同樣熱愛電影,且與白人女性有跨種族的戀愛關係——更可以解讀為,雪瑞兒模仿西瓜女,實則另一種凝視(gaze)行為,女人通過模仿/凝視另一個女人,將對方當作自我身分認同的偶像(icon),以期望自己變成對方,完成個體化,也因此,雪瑞兒追尋西瓜女的故事,實際上就是在追尋自己的人生,她製作關於西瓜女的紀錄片,就是在製作關於「自己」的紀錄片。

《去聽美人魚唱歌》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第二層凝視:種族之間的凝視

除了女性凝視之外,電影更展示了種族之間,白人對黑人的凝視。

在講述之前,我們首先介紹雪瑞兒的女友黛安娜,她是一位白人女性,住在以黑人社群為主的公寓,擔任黑人小孩的志工,在黑人群體面前自我介紹時,會以出生地在牙買加為自豪,甚至還交往過兩任黑人男性伴侶。

一場公寓調情戲中,我們可見黛安娜主導約會進行,總是直勾勾地盯著雪瑞兒看,以言語挑逗對方,雪瑞兒則顯得手足無措,眼神閃爍,當黛安娜奪走雪瑞兒手中的香菸,主動獻吻,鏡頭突然跳接至兩人面前的電視——正播放著西瓜女主演的電影,裡頭一位白人貴婦對著女傭西瓜女說:「為什麼我就不能開開心心地融入他們的世界呢?上帝賜我這般膚色,必有祂的深意。(Why can’t I be happy fitting into their world. God made me this color and he did it for a reason.)」,緊接著西瓜女賞了白人貴婦一個巴掌。

透過西瓜女的電影台詞片段,對比黛安娜與雪瑞兒的互動,電影隱喻了白人與黑人之間,一種獵與被獵的關係,此刻,來自白人黛安娜的愛的凝視,形成一股張力,黑人雪瑞兒成為被白人救世主憐憫,被予與奇觀化,甚至是動物化的佔有對象。

兩部電影皆透過角色們的凝視行為,為我們帶來女性在性別與種族之間的互動觀察,並進一步提問,當女性拍攝/凝視自我時,會遭遇甚麼樣的困境,而她們又是如何抵抗?

《尋找西瓜女》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省思他人凝視/評價對自我價值的意義

波莉迷戀崇拜蓋柏莉,將自己的攝影作品寄給對方,渴望得到對方認同,是女性藉由理想她者進行自我審查,因此蓋柏莉給予的負評,使波莉全面否定並放棄自己的攝影創作。

但我們卻可見,蓋柏莉總是說著大串堆砌專有名詞,「不明覺厲」的藝術評論,電影不僅意圖嘲諷當代的藝術評論,或許也正提醒著當今社會裡每一位用「蓋柏莉標準」檢視自己的波莉,在凝視她者的同時,我們應當拉開距離,重新思索這些標準對自己的真正意義。

當波莉發現蓋柏莉建構的一切是一則謊言(其實那更像是一場誤會),電影以一個經典畫面作為波莉的回應:慢動作特寫下,一杯滾燙的茶潑灑在蓋柏莉的臉,蓋柏莉摀臉哀號。波莉在鏡頭前告解自己的傷害行為,描述事後自己獲得了一種「美好的罪惡感」,傷害在這裡看起來像是一種發洩,實則隱含個體的覺醒:波莉捨棄追求標準,重拾自己對藝術創作的自信,而蓋柏莉向波莉道歉,兩人和解,電影在最後透過一顆魔幻寫實的鏡頭,象徵雙方權力關係的翻轉從幻想走入現實,波莉帶領蓋柏莉認識自己的世界。

《去聽美人魚唱歌》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另一方面,《尋找西瓜女》中雪瑞兒在白人女友黛安娜(Diana)與黑人好友塔瑪拉(Tamara)之間面對的衝突,則指出當一位黑人女同志試圖刻劃自身族群歷史時,她不僅要面對白人對黑人刻板印象的壓迫與迷戀凝視,更要面對黑人社群中對白人採取激進反對立場,近似於非裔中心主義(afrocentrism)的表現,一如塔瑪拉與其他黑人受訪者,不僅認為跨種族的愛戀是背叛自身膚色的行為,甚至要求雪瑞兒在以黑人為主體的故事中,刪除白人的存在,才是還原黑人歷史的正確作法。

最終,雪瑞兒拒絕這兩大意識形態在耳邊整日竊竊私語,她通過自己的方式——儘管混亂且充滿不知所措——試圖還原西瓜女作為一個個體在這世界裡曾經遺留下的故事,而這故事往後將啟發無數與她相同身分處境的人,一如雪瑞兒自己。

兩部電影的既視感從何而來?

於是這兩部電影種種的「Déjà vu」共構了一幅圖景——作為女性,作為性少數,作為非優勢種族的人們,在凝視主流社會之際,有些人消解自我以試圖符合框架,有些人則努力追尋自我認同的指標,無論是哪一種選擇,他們都在這過程中逐步辨識、建構自身的歷史脈絡。

電影皆透過了女性個人經驗的敘說,讓她們架好攝影機,拍攝自己,面對觀眾像面對鏡子一般,它不要單純的事件情節,它要細膩回顧那些欣喜、困惑、憤怒,不安全感在生命中留下的痕跡與意義。如今,關於世界如何凝視我們已經說得太多,更重要的是,我們是怎麼凝視這個世界,我們是怎麼凝視我們自己。

此刻,我終於想起,關於這兩部電影引發我既視感的現實源頭,那是2020年,音樂人陳珊妮在「404 Not Found」演唱會安可影片裡曾說過的一句話,足以代表電影內外這些拿起攝影機的女人們:「別人認為不可能,不相信的事,不代表你做不到。Prove Them Wrong.」

▲ 第29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將在10月14日至10月23日於光點華山電影館盛大舉行!(點圖前往)

楊凱丞

1994年生,台北醫學大學畢業,現為東華大學華文所研究生,游移在文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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