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的既視感：《去聽美人魚唱歌》與《尋找西瓜女》的她們如何凝視自己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相信不少人都有Déjà vu（既視感）的經驗，通常是來到一個新地方時，會對這個地方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而有時，當我在觀看電影與電影之間，也會有這種感受，在這裡，我並非將既視感解讀為抄襲或致敬，而是兩部作品通過影像敘事上的「似曾相識」，使我們得以辨識出這些電影背後隱約指涉的共同母題。

譬如在這次的女性影展中，當我觀看1987年加拿大導演派翠西亞・蘿茲瑪（Patricia Rozema）執導的《去聽美人魚唱歌》（I've Heard the Mermaids Singing）與1996年美國導演雪瑞兒・鄧兒（Cheryl Dunye）的《尋找西瓜女》（The Watermelon Woman）這兩部電影時，它們帶給我的既視感便不斷湧現，而一切必須先從兩部電影之間一顆極其相似的鏡頭開始說起：

一位女人架好攝影機，坐在鏡頭前，
開始娓娓訴說自己迷戀／追尋另一位女人的故事。

《去聽美人魚唱歌》的開場即是主角波莉（Polly）坐在鏡頭前「現身說法」，讓我們跟隨她的敘事視角，窺看她的日常——總是帶著一台底片相機，在城市街頭中遊走拍攝，回到家中暗房沖洗照片，沉浸照片中個人的幻想世界——以及對藝廊女主管蓋柏莉（Gabrielle）的迷戀與幻滅。

作為《尋找西瓜女》的編導，雪瑞兒・鄧兒在電影中不僅扮演自己——一位年輕的黑人女同志電影創作者，更虛構了一名30年代的美國黑人女演員西瓜女，通過這樣一部關於「製作西瓜女傳記紀錄片」的電影，以自身視角重新建構黑人女性參與的電影史。

兩部電影皆透過偽紀錄片的拍攝手法，為我們拉出一段距離觀察，以往那些在大螢幕上被凝視、被性化的女人們，如今架好攝影機與相機，坐在鏡頭前凝視自己，也決定自己該如何被凝視，掌握觀看與敘事的權力，讓自己成為故事中的主體，訴說關於自己的故事。

第一層凝視：女性之間的凝視

那麼電影中的波莉與雪瑞兒她們如何凝視自己？

《去聽美人魚唱歌》裡以一種喜劇調性，描繪天真、愛幻想，對工作漫不經心的波莉，總是在門縫，在攝影監控器，在公寓樓下裡，以各種方式偷窺竊聽主管蓋柏莉與他人的互動。

電影中，女性藉由偷窺「她」者形成一種內在的自我凝視，我們可見波莉在鏡頭前試圖自我分析，她對於主管的愛，並非家人之愛，也非帶有性意味（想要親吻）的激情之愛，電影透過一場波莉在湖邊與蓋柏兒談話的幻想戲，對調了波莉與蓋柏兒在現實生活裡的權力關係，指出波莉對蓋柏莉的迷戀源自對個人理想形象——善於交際、談吐優雅、具有藝術品味與眼光——的投射與渴望。

有趣的是，當波莉第一次窺見蓋柏莉與同性戀人瑪莉親吻後，蓋柏莉回到辦公室，波莉出神凝視蓋柏莉，認為自己已經愛上對方，緊接著下一場戲，是波莉拿著相機，跟蹤偷拍一對異性戀情侶在樹林裡親吻，再下一場，波莉站在街頭，背對我們，凝視著鏡子拼貼牆面中分裂的自己，那個「分裂的波莉」似乎正暗示以往只與異性交往過的她，在面對同性時受到拉扯的感情張力。

於此同時，一位男性路人站在波莉的身後，盯著正在照鏡子的波莉，使沉醉自我影像的波莉驚醒而離去，更告訴我們，來自外部世界的男性凝視無所不在，監控著女人的一舉一動。

而在《尋找西瓜女》中，我們看見當電視機播放西瓜女過往參演的電影，雪瑞兒就坐在旁邊，同步對嘴模仿裡頭的戲劇橋段，這樣鏡像般的並置對照，除了暗示兩人之間的共通性——她們同樣熱愛電影，且與白人女性有跨種族的戀愛關係——更可以解讀為，雪瑞兒模仿西瓜女，實則另一種凝視（gaze）行為，女人通過模仿／凝視另一個女人，將對方當作自我身分認同的偶像（icon），以期望自己變成對方，完成個體化，也因此，雪瑞兒追尋西瓜女的故事，實際上就是在追尋自己的人生，她製作關於西瓜女的紀錄片，就是在製作關於「自己」的紀錄片。

第二層凝視：種族之間的凝視

除了女性凝視之外，電影更展示了種族之間，白人對黑人的凝視。

在講述之前，我們首先介紹雪瑞兒的女友黛安娜，她是一位白人女性，住在以黑人社群為主的公寓，擔任黑人小孩的志工，在黑人群體面前自我介紹時，會以出生地在牙買加為自豪，甚至還交往過兩任黑人男性伴侶。

一場公寓調情戲中，我們可見黛安娜主導約會進行，總是直勾勾地盯著雪瑞兒看，以言語挑逗對方，雪瑞兒則顯得手足無措，眼神閃爍，當黛安娜奪走雪瑞兒手中的香菸，主動獻吻，鏡頭突然跳接至兩人面前的電視——正播放著西瓜女主演的電影，裡頭一位白人貴婦對著女傭西瓜女說：「為什麼我就不能開開心心地融入他們的世界呢？上帝賜我這般膚色，必有祂的深意。（Why can’t I be happy fitting into their world. God made me this color and he did it for a reason.）」，緊接著西瓜女賞了白人貴婦一個巴掌。

透過西瓜女的電影台詞片段，對比黛安娜與雪瑞兒的互動，電影隱喻了白人與黑人之間，一種獵與被獵的關係，此刻，來自白人黛安娜的愛的凝視，形成一股張力，黑人雪瑞兒成為被白人救世主憐憫，被予與奇觀化，甚至是動物化的佔有對象。

兩部電影皆透過角色們的凝視行為，為我們帶來女性在性別與種族之間的互動觀察，並進一步提問，當女性拍攝／凝視自我時，會遭遇甚麼樣的困境，而她們又是如何抵抗？

省思他人凝視／評價對自我價值的意義

波莉迷戀崇拜蓋柏莉，將自己的攝影作品寄給對方，渴望得到對方認同，是女性藉由理想她者進行自我審查，因此蓋柏莉給予的負評，使波莉全面否定並放棄自己的攝影創作。

但我們卻可見，蓋柏莉總是說著大串堆砌專有名詞，「不明覺厲」的藝術評論，電影不僅意圖嘲諷當代的藝術評論，或許也正提醒著當今社會裡每一位用「蓋柏莉標準」檢視自己的波莉，在凝視她者的同時，我們應當拉開距離，重新思索這些標準對自己的真正意義。

當波莉發現蓋柏莉建構的一切是一則謊言（其實那更像是一場誤會），電影以一個經典畫面作為波莉的回應：慢動作特寫下，一杯滾燙的茶潑灑在蓋柏莉的臉，蓋柏莉摀臉哀號。波莉在鏡頭前告解自己的傷害行為，描述事後自己獲得了一種「美好的罪惡感」，傷害在這裡看起來像是一種發洩，實則隱含個體的覺醒：波莉捨棄追求標準，重拾自己對藝術創作的自信，而蓋柏莉向波莉道歉，兩人和解，電影在最後透過一顆魔幻寫實的鏡頭，象徵雙方權力關係的翻轉從幻想走入現實，波莉帶領蓋柏莉認識自己的世界。

另一方面，《尋找西瓜女》中雪瑞兒在白人女友黛安娜（Diana）與黑人好友塔瑪拉（Tamara）之間面對的衝突，則指出當一位黑人女同志試圖刻劃自身族群歷史時，她不僅要面對白人對黑人刻板印象的壓迫與迷戀凝視，更要面對黑人社群中對白人採取激進反對立場，近似於非裔中心主義（afrocentrism）的表現，一如塔瑪拉與其他黑人受訪者，不僅認為跨種族的愛戀是背叛自身膚色的行為，甚至要求雪瑞兒在以黑人為主體的故事中，刪除白人的存在，才是還原黑人歷史的正確作法。

最終，雪瑞兒拒絕這兩大意識形態在耳邊整日竊竊私語，她通過自己的方式——儘管混亂且充滿不知所措——試圖還原西瓜女作為一個個體在這世界裡曾經遺留下的故事，而這故事往後將啟發無數與她相同身分處境的人，一如雪瑞兒自己。

兩部電影的既視感從何而來？

於是這兩部電影種種的「Déjà vu」共構了一幅圖景——作為女性，作為性少數，作為非優勢種族的人們，在凝視主流社會之際，有些人消解自我以試圖符合框架，有些人則努力追尋自我認同的指標，無論是哪一種選擇，他們都在這過程中逐步辨識、建構自身的歷史脈絡。

電影皆透過了女性個人經驗的敘說，讓她們架好攝影機，拍攝自己，面對觀眾像面對鏡子一般，它不要單純的事件情節，它要細膩回顧那些欣喜、困惑、憤怒，不安全感在生命中留下的痕跡與意義。如今，關於世界如何凝視我們已經說得太多，更重要的是，我們是怎麼凝視這個世界，我們是怎麼凝視我們自己。

此刻，我終於想起，關於這兩部電影引發我既視感的現實源頭，那是2020年，音樂人陳珊妮在「404 Not Found」演唱會安可影片裡曾說過的一句話，足以代表電影內外這些拿起攝影機的女人們：「別人認為不可能，不相信的事，不代表你做不到。Prove Them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