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留下的空白，你想填上什麼？

為什麼我愛的人都走了，留我一個人在這裡？

3月24日，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正式上映，第一集即以死刑犯的辯護律師王赦遭被害者家屬潑糞開始，以如此激進的手段衝擊觀眾的眼球與感官。片頭模擬網路上的一片留言罵聲，也真實呈現台灣每逢發生重大社會矚目案件時民眾的反應。

第10集在昨天（21日）劃下句點。被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一同參與共同心理治療、精神疾患穩健治療，傷痛慢慢結痂，看似一切回歸美好。如同結局的單元名稱「未來的樣子」，留給了觀眾一個期許與願景。

這部戲雖然短短10集，卻帶出了包含死刑、精神疾患、媒體、社工師、精神科醫師、財團、被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社會修復等諸多議題，你看到了哪些？又有哪些吸引你的關注？

在網路世界被「斬首示眾」的殺人犯家屬

我哥是殺了人，但我跟我家人生活的權利都沒有了嗎？

這是李曉明的妹妹李大芝面對「品味新聞」的跟監，家人躲藏的地點遭到曝光，面對接踵而至的指點及垃圾攻擊，衝回新聞台與副總監宋喬安爭執的其中一句，對照到現今的社會，毫無違和感。

「誅九族」是古代帝制時期冒犯皇室的下場，然而時過境遷、物換星移的現在，誅九族消失了嗎？不，並沒有，只是換了個方式存在。從以前的推上刑場斬首示眾，變成了推上新聞畫面，讓大眾以「言語」這把利刃，在網路的世界「斬首示眾」。

這其中又牽涉到媒體自律的議題，包含劇中的「快訊」新聞台，總會在第一時間以未經查證的新聞搶快，收視率穩坐第一。然而當我們指責媒體的同時，似乎也忘了，媒體的習性不正是因應觀眾的需求而存在嗎？

精神疾患者該去哪裡？能去哪裡？

劇中圍繞的一大重點，就是「精神疾患」。民眾對精神疾患的不認識，媒體蓄意誤導的黑標籤，都導致精神疾患者及其家屬親友感受到社會的敵意，於是躲藏、遮隱、當作沒事。縱使覺得有異狀也不敢就醫，甚至就醫了就像思聰一樣，面對旁人的閒言閒語而放棄吃藥。

「康復之家不要在我家旁邊！」「有病就該吃藥，就該關在家裡不要出來亂跑」是社會大眾對精神疾患的不了解、媒體的誤導下而產生的敵意。但他們能去哪裡、又該去哪裡？憑什麼就該關在家裡？當精神疾患者因社會的敵視放棄就醫、放棄吃藥，導致病症更加嚴重，我們的媒體與社會，依然用著習慣性的邏輯思維——與我們隔絕就好。

「我以前也過得很苦啊，我就沒變成他這樣」「精神疾病就是腦袋有病，就是過太好命才有時間想東想西想出病來，忙著工作賺錢哪有時間想那些」「一定是你們家祖先幹了什麼壞事的報應」「你跟神經病住久了也會變神經病」，這是社會大眾面對精神疾患者時，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敵意言語。對於背後的成因，沒人在乎；對於如何預防，也沒人在乎。

因精神疾患影響而犯案的精神疾患者，他們更需要的是治療，而非刑罰。司法流言終結者團隊在〈成立司法精神醫院有譜？這顆球誰來接？〉一文中曾呼籲成立司法精神醫院，然而時至今日，行政部門仍然在互踢皮球。

司法院秘書長呂太郎於去年12月1日的司法影展座談會中，公開表示對司法精神醫院的成立樂觀其成，但因為涉及醫療專業與行政資源的利用，無法由司法院來主導司法精神醫院的成立。行政機關的碎裂化，導致許多必要的政策無法推行。「法不修、醫院不成立」，司法只能依法判決，卻換來指責司法無能的聲浪，而我們的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仍然安然無恙。

留下的空白，你想填上什麼？

在劇中的最後兩集，應思聰急性病發，跑到社工師辦公室大鬧，而也在社工師宋喬平一步步的安撫下，引導思聰說出幻聽中媽媽、小欣所說的話：「我不是拖油瓶」「為什麼我愛的人都走了，留我一個人在這裡？」這些都是思聰對於心中那些過不去的痛的控訴。

「以前的他，在我們面前多有自信，笑得多開心啊，怎麼現在成了這樣子？」大多精神疾患者，不是沒有抗壓力，而是將壓力與痛都深埋在心底，鮮少與人分享，獨自承受著那些痛與壓力，所以我們都誤以為他們真的樂觀、自信。或許，透過理解精神疾患的症狀及成因，試著鼓勵病患就醫、定期回診及吃藥，輔以心理諮商、團體治療等方式，更助於精神疾患者的穩定與社會復歸。

戲劇的最後，應思聰及李曉明的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透過共同心理治療慢慢走出陰霾，看似完美的結局，卻也留下了一片空白——陳昌。

我們只看到在劇中殺了兩個小孩的陳昌，最後在獄中自殺。他不是因為畏罪自殺，而是因「我就是想死」而自殺，但從李曉明案件我們已經得到一個前車之鑒：加害者的死，不會撫平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心中的痛與遺憾，只滿足了媒體與網友，讓他們的情緒找到出口。

陳昌的家屬、陳昌案件的被害人家屬過的又是什麼樣的光景？媒體、網路、社會、政府又將如何對待他們？這留下的空白，觀眾們想填上什麼？讓我們透過《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再思考一次「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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