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刑事「責任年齡」不應隨民法「成年年齡」下修？

日前一名大學講師於報媒上投書，內容指出民法近日修正第12條，將成年年齡從20歲下修至18歲，因此進而提出負擔刑事責任年齡也應下修的建議。但令人困惑的是，民法成年年齡的下修，必然足供刑事責任年齡下修的借鏡嗎？

刑法規定

依據刑法第18條第一、二項規定，未滿14歲之少年若有不法之行為，不加以施以刑罰，而14歲以上未滿18歲，則得以減輕其刑，再依據第86條規定，因上開年齡而予以不罰或減輕的情況，得令入指定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在1971年7月施行《少年事件處理法》以前，無論幾歲的國民，觸法都會進入到刑事審判程序，而我國行政院在1958年3月18日以臺47法字第1357號函請立法院審議由司法行政部提出之少年法草案，依據立法院1958年3月21日，院總第483號政府提案第426號第1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即清楚記載，我國及世界各國面對未成年少年觸法事件的立場，即「宜教不宜罰」，也因此在1962年首次制定少事法，歷經幾次修正，在1971年全文修正後，同年7月正式施行。

少事法規定及脈絡

我國在1971年首次施行之《少年事件處理法》中明定，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其管訓處分及刑事案件，依照少事法之規定處理；而當年第27條亦規定，僅有在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觸犯特定刑事法令時，少年法庭才應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檢察官處理。

但在當時我國乃首次施行少事法，於立法上有所疏漏，於立法說明上亦未臻明確，導致當有12歲以下兒童觸法時，引發了該用少事法還是刑法的爭論。依當時的法令規定，12歲以下兒童觸法，至多僅得依刑法諭知感化教育，然而12歲以上未滿18歲者，則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法院得有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感化教育等可作彈性運用之手段，也因此觸發了1976年再次修法。

在1976年修法新增85-1條後，將未滿18歲之少年及兒童全數納入少事法之範疇，而第27條也隨之修正，將原先規定應移送檢察官的部分，改為僅有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才應移送，而其他列舉的觸法事件，則授權法官得以依據少年品行、性格等項作實質審核，考量是否以裁定移送檢察官辦理。

然而這樣的立法政策，在1997年時再次修正了方向，認為對於無行為能力之學前兒童亦加以處理，並無實益，亦欠妥適，因此再次修正第85-1條，新增7歲以上的下限。

兒少人權再邁進

2014年，我國訂定並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於2017年邀請五位國際專家組成國際審查委員會，並完成了《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以下簡稱結論性意見），而結論性意見第96點第1項指出，「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而非《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14歲以下觸犯刑罰法令的兒少，並通過必要的立法程序讓其生效」。

也因此我國在2019年修正少事法，刪除85-1條，並訂於2020年6月19日生效，而立法理由更是明確的說明「因應我國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96點第1項，觸法兒童應排除本法之適用，爰刪除本條規定」。

《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是一項有關兒童權利的國際公約。聯合國在1989年11月20日的會議上通過該有關議案，1990年9月2日生效，原則上除了美國以外的聯合國會員國均全部或有條件的承認，而美國則是因為美國憲法規定，履行公約前必須得到三份之二的參議院議員同意，經過多年爭議後，公約仍未獲得正式施行。

由此可見，國際社會面對兒少觸法時的處置方式，持續朝向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的方向邁進，縱使是遭到結論性意見點名不應對14歲以下觸法兒少適用的少事法，其立法目的也是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絕非「威嚇」、「處罰」。

小結

上述的觀點，司法流言終結者已在〈12歲以下觸法由刑法處理？談「少事法」修法脈絡與兒少權益〉以及多篇與兒少的相關文章中闡述說明，因此該名大學講師藉民法下修成年年齡之際，順帶提出下修刑法刑事責任年齡的議題，不知是否學藝不精，還是眼裡只有應報理論？

然而台大王皇玉教授已於《刑法總則》一書中說明：

刑法雖具有維護社會秩序，預防犯罪與保護法益等任務，然而此等任務，不能期待只是透過刑法來實現，而是必須透過法治國之下各種維護法秩序的手段與制度之共同作用，甚至制定良善的社會政策（例如改善貧富不均）、教育政策或福利政策，才有可能達成。相較其他手段與制度而言，刑法必須是最後的手段措施。

然而，許多人卻常盲目的相信或期待刑罰制度能像萬靈丹一樣，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或人際紛爭。此等「刑罰萬能」的錯誤認知，一直被操弄成為社會的主流聲音。

刑事責任年齡是否下修的議題，從國際社會積極推動與CRC相關的措施來看，想必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的方向，已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共識。

而該大學講師內文所舉因為「現今資訊網路發達、教育普及，和傳統百年前晚清民國時期已有很大差別。而近來在新聞上不時看見未成年人涉及極嚴重刑事暴力犯罪」的問題，文中並沒有提出更多的數據佐證與分析。

事實上，根據警政署統計的資料顯示，我國的犯罪案件總數從2000年的435,133件至2019年下降為251,761件，近20年內犯罪案件數最多的，則是2005年的550,721件；若單就暴力犯罪案件總數統計數據來看，從2000年的10,306件至2019年859件，近20年內暴力犯罪案件數最多的則是2002年14,895件。

若我們再細緻化分析，單就0~17歲涉嫌觸法的人數統計數據來看，2000年為18,665人，至2019年下降為9,864人，且統計數據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由此可證，無論是犯罪總數或是暴力犯罪的案件數，亦或是兒童及少年涉嫌觸法的人數，都在行政院及司法院戮力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改善兒童及少年生長環境、警政持續推動犯罪防制以及全民的努力下，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

該文所謂的「不時看見」，恐怕只是因為媒體普及以及特定個案的放大效應，大學講師若未能在公開意見時以嚴謹數據呈現論述，而僅是「憑感覺」的話，實非整體法學教育與高教環境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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