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青年呂赫若的音樂生涯（下）：放棄紙筆，投身武裝革命
▍上篇：
1943年1月，呂赫若進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公司，工作期間認識了前來面試的荳蔻女子蘇玉蘭，已有家室的呂赫若在日後更上演「金屋藏嬌」的外遇戲碼，並與她育有一男一女。後來呂赫若創作出短篇小說〈玉蘭花〉，在一些大學鄉土課程共同科目中，這篇小說還是學生必讀的文章，內容雖與蘇玉蘭的情事甚無關聯，倒是引發後人不少有意無意的遐想。
同年4月，他與王井泉、張文環、林博秋、簡國賢、呂泉生等人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幕後協助團員在台北永樂座公演《閹雞》（張文環原作、林博秋編劇）。同年11月，「台灣音樂奉公會」成立，日本政府以「大政翼贊會情報局」為後援，在各地推動國民全體歌唱的「新台灣音樂運動」。
所謂「國民全體歌唱」乃是選取健全明朗的歌曲作為國民的軍歌，並派遣音樂挺身隊的人才到全國各地擔任歌唱指導，透過歌唱昂揚勞動士氣。對於這種政治化的音樂運動，呂赫若相當嗤之以鼻，在日記中以「荒唐可笑」來為自己的被迫動員留下註腳。
及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結束在台51年的殖民統治。呂赫若對中華民國政府報以高度期望，繼而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1946年1月，爲了鍛鍊中文寫作能力，進入《人民導報》擔任記者。同年8月，應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之邀，先是在建國中學，繼而到北一女擔任音樂教師。據聞呂氏在音樂課堂上最喜教學生們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而這個「她」除了相戀的伊人身影，亦被有心人士暗指為海峽彼岸的赤色中國。
上述有關呂赫若生平際遇的諸般情節，經歷過各個不同時代統治者的變遷更迭，流利轉換於台語、日語、客語口白的多種語境，且透過舞台劇形式不時穿插其小說作品〈藍衣少女〉、〈牛車〉、〈清秋〉、〈冬夜〉、〈暴風雨〉、〈一個獎〉等文學篇章的「劇中劇」橋段，分別由少數幾位演員一人詮釋多角——比如男主角莫子儀必須同時扮帥又演丑，劇中既是英俊的呂赫若、也是口吃的牛車伕——皆在《台北歌手》有著詳實考證以及相當出色的表現。
放棄以紙筆對抗世界
1947年2月，受到二二八事變影響，台灣政局動蕩不安，國民黨當局厲行威權統治，肅殺氣氛瀰漫全台。呂赫若開始深深自責於過去寄託在文學理想，卻也改變不了周遭世界的殘酷現實，因此幾乎處於停筆狀態，但仍積極活躍於台北音樂界。
1947年7月22日，台灣「省交」在中山堂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呂擔任男高音獨唱；1948年10月，「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第二屆「全省音樂比賽大會」，他與呂泉生獲聘為聲樂組評審；同年12月，「台灣省音樂文化研究會」主辦第一屆音樂演奏大會，更與張福興、張彩湘等十餘位本省音樂家參與演出。
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郭琇琮的遺孀林至潔（原名林雪嬌，中文版《呂赫若小說集》譯者）回憶當年與堂姊前往中山堂親炙這位「台北第一男高音」的演出盛況：
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女同學就像現在的新新人類一樣，一看到他就尖叫，哇！哇！叫著好英俊喔！好帥喔！當時我還小，看到堂姐眼眸閃亮，一副仰慕呂赫若的樣子……」1
他俊俏瀟灑的外表以及悠揚的男高音歌喉，總是在每場演出驚動全場女性觀眾，可說是當時明星級的「少女殺手」。
有趣的是，這位現身於公眾場合翩翩有禮的風流人物，在次子呂芳雄的眼中則是個深愛小孩，但脾氣略顯暴躁的父親，對待原配母親的態度尤為霸道。在《呂赫若日記》裡，甚至還會讀到他偶爾因為心情煩躁，動手打老婆小孩之後感到懊悔的文字紀錄，頗為耐人尋味。類此「毆妻」場景在《台北歌手》影片中亦有驚鴻一瞥的具體呈現，足見該劇組編導與工作人員細心研讀史料的專業程度。
投身武裝革命，被列入黑名單
1948年，呂赫若擔任《光明報》主編，此時他目睹國民黨政權的腐化官僚以及白色恐怖，對於執政當局的不滿之情已是溢於言表，由言論提升至行動，遂轉而積極投入左翼人民解放運動與武力抗爭。
1949年5月，呂變賣家產，在台北開設「大安印刷所」，先是印製音樂家張彩湘（1915〜1991，呂赫若在留日期間結識的好友，也是吳漪曼、陳郁秀的鋼琴老師）編纂的《小學音樂課本》與《世界名曲樂譜》作為掩護，實際上卻是大量印刷《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光明報》、《地下黨員手冊》等文件。
「呂赫若匪諜案」爆發後，張彩湘因此被株連入獄，遭警備總部拘押達一個月之久。後來經父親張福興（1888～1954，為台灣第一位留學日本的音樂家）四處奔走，並由當時師範學院院長劉真出面具保，始得獲釋。歷劫歸來的張彩湘從此對於政治與社會議題噤若寒蟬，畢生不再過問世俗之事，專心投入音樂教育工作。
1949年8月，《光明報》被指為共產黨的地下刊物，主編呂赫若被列入緝捕黑名單，局面一時風聲鶴唳，正打算東渡日本避難。於是，他以赴日旅遊的說詞，簽下借據並以地契與大安印刷所抵押，向辜顏碧霞商借2000元，使她因此受到牽連。次年以「資匪」罪名遭判刑五年，名下高砂鐵工廠、東勢糖廠、住屋及土地等家產全部被沒收。家業「高砂鐵工廠」甚至還被保密局充作收押人犯的「保密局北所」，早年與蘇玉蘭（呂赫若的非婚女友）曾是高中同學的受難者林至潔，和辜顏碧霞兩人均被囚禁於此。
據傳，逃亡失敗的呂赫若於1951年躲入台北縣石碇附近的「鹿窟武裝基地」中，不幸遭深山毒蛇侵咬身亡。另有一說是被鹿窟的共黨份子槍殺，亦或早已逃往島外（其中一說是逃到沖繩）。但都無從證實，50年來下落成謎，成了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宗懸案。
1952年12月29日凌晨，軍警包圍鹿窟山區，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持的武裝基地成員之村民，至3月3日為止。前後近四個月，牽連者達200多人。經判決死刑者35人，有期徒刑者百人，史稱「鹿窟事件」。
小結：為自由而殉道
綜觀《台北歌手》全劇，在故事將近尾聲之處，導演藉由元配林雪絨的口白：
每個人都說，我老公多英俊，多有才華，但那都是呂赫若，不是我認識十幾年的呂石堆。……誰把那個文學家、音樂家，那個我不認識的呂赫若搶走都沒關係，至少這個呂石堆還是我的。
道出了浪子情懷的呂赫若一生汲汲追尋自由，深陷爱情的甜美並嚮往革命理想的烏托邦，卻苦於時代的混亂與傳統社會的煎逼。最後不得不拋妻棄子，採取武裝行動跟整個國家體制對抗，致使無可避免地陷入了殉道的悲劇。
現實中，長相俊美、浪漫多才的男人總有相對不堪的另一面，這便是人性的複雜及多樣。儘管現實殘酷，但或許更該慶幸的是，我們仍保有對過去歷史的告解與想像的能力。
- 引自沈曼雯整理，〈呂赫若文學座談會〉一文，收錄於1997年聯合文學出版《呂赫若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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