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勢歌曲與聲音政治——當音樂作為競選工具
音樂不僅反映政治(意識形態),它本身其實就是政治。
根據橫跨當代法國文壇與政界的音樂學者賈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指出:
所有音樂與任何聲音的編制,都是締造或鞏固一個社群與團體的工具。
今天所謂的音樂常常不過是權力獨白的偽裝。
有趣的是,最近口口聲聲說要「丟掉意識形態拚經濟」「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的國民黨高雄市候選人韓國瑜,前陣子剛從媒體鎂光燈下一轉身,似乎就完全無視於軍歌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所以才在造勢場合大唱〈夜襲〉。
與此同時,人本教育基金會旋即站出來抗議,指控〈夜襲〉的歌詞內容是在散布仇恨意識,是在違背(刺殺)台灣的民主等語。但我認為類似這樣的駁斥,也是不太高明,並且太過粗糙。
當然,利用軍歌來助選,對昔日以軍系立委(黃復興黨部)出身、於今卻刻意塑造「素人色彩」的韓國瑜而言,就只是一種炒熱氣氛的手段,主要目的乃在台灣內部劃分敵我、製造分裂,藉此凝聚「自己人」的士氣(這裡的自己人當然不是指台灣囉)。至於戰爭實際上原本就是殘酷的、血腥的,有關這方面的描述,我認為在教育的過程中不應該刻意迴避、閃躲,而是要去勇敢地面對、正視它。
除此之外,當年在國民黨政府高喊「反攻大陸」「反共復國」的戒嚴時代,〈夜襲〉一曲歌詞原先是唱「鑽向『共匪』的心臟,只等那信號一亮……」,之後因為兩岸開始通商通航,因此把「共匪」二字改為「敵人」。而且每個當過兵的人都知道,唱完之後還要呼口號:「奉行領袖遺志,服從政府領導,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如此一來,這樣的軍歌早(晚)點名儀式才算是完整。
最荒謬的是,對於早期強調「漢賊不兩立」,後來卻變成「親中媚共」急先鋒的一干國民黨人來說,其原始初衷的「反共」歌詞如今可還敢再唱?
▲ 1975年高雄市立法委員選舉的郭國基以著名的日本軍歌〈軍艦進行曲〉造勢。
台灣民主選舉史上的造勢歌曲
回顧過去,台灣民主選舉史上最先使用「軍歌」作為助選音樂背景者,委實早有其人,那就是1975年投入高雄市立法委員選舉的郭國基。當時郭國基因問政風格強悍,人稱「郭大砲」,後來他乾脆就直接在競選的宣傳車上設置了一尊大砲。
大砲身上面還貼有「反攻大陸」字樣,並且沿途播放一首著名的日本軍歌〈軍艦進行曲〉(現在為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指定禮儀曲),為其塑造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競選形象,從此之後亦有政治人物開始模仿、競選時以該曲配樂。但由於這首歌曲內容帶有濃厚的日本軍國主義色彩,約莫90年代以後幾乎不再出現在選舉造勢的公開場合了。
及至1996年台灣首度舉行總統直選,台海關係一度緊張。對岸的中共解放軍正在基隆與高雄外海進行飛彈試射演習,企圖以武力威脅台灣來影響選情。基於對中共「文攻武嚇」的強烈抵抗,羅大佑特別用台語歌詞譜寫了一首風格雄壯昂揚、充滿濃濃戰鬥意味的〈台灣進行曲〉,送給李登輝作為競選主題歌。
陣陣的號聲響起,從墾丁一直到基隆,踏著先人的血汗,破浪乘風欲開航,喲伊喲伊出征東西南北,敢死無退沒投降,咱是英勇的好漢,創造出時代的希望……
選戰火熱期間,這首〈台灣進行曲〉以MTV的形式密集地出現在有線電視中幫李連配造勢,儼然就像是李登輝總統選舉出征時的戰歌。其後,來到1998年,馬英九競選台北市長期間又使用了一首羅大佑的〈風神的歌詩〉作為電視廣告歌曲,但由於〈風神的歌詩〉歌詞疑似描述日本神風特攻隊,曾引發立法委員李慶華強烈批評。
▲ 1996年羅大佑送給李登輝作為競選主題歌〈台灣進行曲〉。
藉由競選歌曲表達政治理念
所謂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乃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而歌曲作為競選輔選工具,重點則是在於,歌曲中的聲音(旋律)與文字(歌詞)所傳達的訊息,涉及我們如何想像今天的台灣,該由誰來擔當執政?以及我認不認同這個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及其政黨所治理的國家理念等等。
純就音樂而論,創作一首廣受人們喜愛而歷久傳唱的競選歌曲並不容易,它不只是作詞作曲者的想像力展現,還必須具有通俗的感染性、能夠簡明扼要地替候選人傳達清楚的政治宣言或想法。
除了符合未來該執政團隊對主流民意的想像,亦可抒發大多數民眾普遍的心聲,乃至於對國家當下面臨生活、教育、宗教、種族等種種問題的立場表達,同時賦予一些新時代引領新潮流的氣息和希望,就像今年(2018)這首基進黨的競選歌曲〈咱徛出來 Lán khiā--tshut-lâi〉歌中所唱:
明知路歹行 勇氣承擔,看著日頭上山 未來 tiō tī hia
明知路歹行 但我志氣滿滿,Lán khiā--出-來 Lán khiā--出-來
吾人不禁感嘆,過去二三十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始終擺脫不了「非藍即綠」框架、兩大黨幾乎壟斷所有政治資源的保守想像。但假如有部份形象鮮明的本土小黨開始慢慢崛起,且能夠在選舉過程中逐漸茁壯、形成氣候,便能因此加速淘汰「非本土認同」的政黨候選人(台灣的政治不該只有兩種選擇,所謂「本土認同」也絕對不是民進黨的專利),進而促成島內本土政黨的良性競爭。
那麼,我們何不多給點機會,讓那些能夠堅持理念、肯做事、甚或兼具學識視野和社會經驗的優秀年輕人出頭呢?
▲ 2018年基進黨競選歌曲〈咱徛出來 Lán khiā--tshut-lâi〉。
競選歌曲作為選舉工具
觀諸種種現象,今年選舉最弔詭的是,以往各黨派參選者,或多或少都會藉由製作競選歌曲專輯,來訴諸某些政治理想、國族認同或政策宣言。
比方四年前(2014)柯文哲以無黨籍的身份參選台北市長,便曾透過公開招募創作歌曲《台北調》專輯,信誓旦旦說要以「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作為他的施政理念。孰料卻在選舉結束、事過境遷之後,很快便淪為一種聲音的包裝及謊言。
從他當初競選時宣稱「城市的進步不是犧牲歷史遺跡而來」「都市發展和經濟政策應秉持『文化優先』原則」;但自他上任以來,先是發明了「文化恐怖份子」這個荒謬的詞彙、用來汙衊當前為了守護這座城市歷史建築的一眾公民與民間學者。其後,又徹底淪為財團建商與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無視憲法促進公共利益之精神,妄言朝向文化公民權精神修法的新版文資法「違憲」,堪稱「選前文化優先,選後文化滾邊」的最佳範例。
值此選舉前夕,重溫《台北調》裡集結眾人之心血和歌聲、殷切寄望「一座偉大城市的人文哲思」的理想樂章,如今聽來只顯得格外諷刺。
▲ 2014年柯文哲《台北調》全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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