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譯後記（下）：知識菁英制的困境與民主制的出路
▍上篇：
「知識菁英」該如何檢測？
「知識菁英制」可能會引發陰謀論。人們的無知與偏見，不僅會讓他們無法投出實現政治理想的一票，也會製造出各種違反現實的信念。實證研究指出，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現況——從犯罪率、景氣、個人提高經濟所得的可能性、到瀕危物種的保育成果等——是在變好還是變糟。
我認為，要是投票的比例變低，陰謀論孳生的誘因則會增高。也就是說，即使「知識菁英制」能夠增進所有人的利益，依然很有可能讓大部分人誤以為該制度降低了自己的利益，結果給了操弄者與煽動者更肥沃的土壤，撕裂族群從中得利，讓政局變得更不安定，政府也因受到牽制而被迫做出不正義的施政。
此外，其他版本的「知識菁英制」，限制人民必須通過測驗或認證才能投票，或者通過測驗才能投「更多張」票。這種措施可能會增強社會中的偏見與歧視。布倫南在書中指出，為了保持測驗的客觀性，不受意識形態影響，測驗內容必須限縮在基本事實，或限縮在與所有特定選舉都無關的知識能力，例如推理遊戲、基本經濟學導論、基本社會科學導論的內容等等。
這聽起來很合理，但立刻引發另一個危機：在現實世界中，這不僅意味著通過測驗的人對社會科學的瞭解比較多，判斷比較可能正確，同時也會讓大多數人覺得通過的人比較聰明。接下來，社會將因為測驗的難度，而在選舉無關的其他層面引發歧視。
如果通過測驗的比例很低，通過者可能就被當成權威；如果通過比例很高，失格者就會被當成笨蛋。如果比例是7：3，6：4，5：5等等，則可能引發階級歧視。這些歧視都是不理性也不合理的，但人們就是會這麼做。光是看看現在的失業者、無家者、新住民、無房無車的人、外貌不佳的人受到多少歧視就知道了。
而且任何涉及測驗或證照的「知識菁英制」，可能還要面臨另一個挑戰：測驗到底該怎麼設計出來？布倫南了解測驗的設計方向一定會引發政治拚搏，因此提出另外一個可能的解法：用民主制度來選擇要在測驗中考核哪些能力。
他認為絕大多數人都能具體地列出好官員、好政客、好法官、甚至好伴侶需要具備的條件，只是他們自己並不知道該如何滿足那些條件，因此可以用公投、民調、或審議論壇的方式決定出條件，然後施行測驗。
然而，這種方式的可行性有限，因為這將隨之增加許多價值性的公投。布倫南指出政治迫使我們做出非勝即敗的選擇，讓人心墮落彼此為敵。既然如此，如果讓人民直接投票決定要測驗哪些價值，很可能會逼人們在不同價值之間直接做選擇，產生更大的衝突與撕裂。再者，那些抽象的價值性概念，在不同人心中往往意義差異很大。現實世界不是學術界，光是「經濟成長」甚至「民主」可能就有各種不同的意思。
總之，我認為雖然「知識菁英制」這個概念本身可能有嘗試的價值，但至少必須能夠有效地不減少弱勢者發聲的空間，並處理陰謀論的威脅。而那些採用測驗或證照的「知識菁英制」，目前看來可能都會讓社會整體的正義比民主制還要更少。
「知識菁英制」的困境
那我們該怎麼辦？既有的民主制會因為選民的無知與偏誤而做出錯誤決策；布倫南在書中提出的「知識菁英制」制實施方式，則可能造成決策過程以外的其他不正義。難道我們只能硬吃民主的苦果嗎？
對此我只能說，當下還需要更多不同的聲音與修正案，才能判斷我們是否值得嘗試任何一個版本的「知識菁英制」。對於政治制度，我跟此書作者布倫南一樣，認為哪個制度能夠產出比較多的正義，就用那一個。
我們從來不知道「知識菁英制」的決策所增加的正義，與它可能額外引發的不正義之間何者較高，也不知道「知識菁英制」造成的利弊能否相互抵消，例如假設整體正義提高，但弱勢者得到的正義降低，整個系統可能就另外產生了其它的不正義。這是一個實證問題，我們需要更多相關論述與研究才能實際討論。
但對於人心與文化的可塑性，我卻比布倫南樂觀很多。也許我們可以提高選民的政治知識以及適任能力，卻不必進行任何測驗，也不需要什麼人工智慧或統計回歸的「模擬神諭使」。因為有一種東西早已存在，而且正在緩慢地增加人們的知識程度與判斷能力——教育與資訊傳播。
整本《反民主》的論證所預設的時間觀很短，因而無法討論民主缺點背後的成因。選民無知的原因可能是「合理的不理性」，但其中也包括沒有足夠的時間與文化去獲取資訊。布倫南沿襲《理性選民的神話》的作者卡普蘭（Abraham Kaplan）的解釋，認為資訊獲取成本太高，效益太低的時候，人們就不會獲取資訊。但他們都沒有進一步討論為什麼獲取資訊的成本這麼高，也沒討論是否能夠降低這些成本，或讓民眾承擔這些成本是否正義。
事實上，近年許多論述都指出公共領域的消失、政治的商品化、代議士的弄權等等，造成大眾對公共事務、民主素養、自身義務一無所知，把投票當成民主的「淺薄民主」問題。如果我們不在文化中投注資源，孕育公民的責任感，提供基本的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進行有趣的公共討論與知識傳播，那麼人們的知識自然會比較少。
如果我們沒有讓大眾盡量了解各種心理偏誤與偏見，沒有練習如何驗證資訊、評估利害，沒有從各種大大小小的契機練習了解其他人為什麼會抱持與自己相反的看法，人們當然會輕易地驟下結論，變成喜歡區分敵我的「政治流氓」。如果討論公眾議題的知識門檻越來越高，科普知識卻沒有等比例增加，官員與專家甚至越來越不願意正面回應提問，大眾當然會喪失求知的興趣，甚至變成陰謀論者。
最後，如果上班佔去了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下班後當然只會變成「哈比人」，只能睡覺、購物、吃大餐、玩手機遊戲，怎麼可能還有力氣跟誘因去關心公眾事務以及其他人的立場？
在這部分，布倫南選擇的推論方式漏看了相當大的一塊，因此雖然作出健全有效的哲學論證，卻提出奇怪的改革建議方向。選民的無知與偏誤在書中就像是某種既成的性質，背後沒有形成肌理，也沒有任何社會性的成因。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布倫南沒有提出改變背景條件以降低選民無知與偏誤的方法。
雖然我目前並不對人性抱持樂觀論，但歷史顯示隨著文明發展以及教育進步，人們總體上的確變得更有同情心、更厭惡酷刑、更支持多元價值。這至少證實社會因素可以改變大眾的思維與偏好。
布倫南在討論選民理性無知的時候也同樣提到，某些人會因為教育程度、社群歸屬感、道德義務等等而獲得政治知識。既然如此，我猜他也會相信在文化與社會環境改變之後，選民的無知與偏誤不會那麼高，民主制的不正義程度也會降低。
結語：透過教育改變選民素質
當然，以教育文化改變選民素質需要更長的時間，更長的時間意味著我們有更多機會可以分擔風險，補足缺陷。公民教育的內容一定會遇到意識形態的爭執，但我猜布倫南會同意它至少不會像選舉一樣，逼迫敵對的群體進入驟死決鬥場。推動資訊開放流通的風險甚至更低。也許我們無法阻止謠言與「後真相」快速傳播，但長期而言它們還是會輸給真相，畢竟人類並不喜歡假東西。
教育文化式的改革還有一個「知識菁英制」難以勝出的優點：它實驗的門檻很低，有時候趨近於零。政治是一個充滿妥協的領域，快速的體制改革通常伴隨著巨大的阻力與嚴重的副作用。體制與理論如果沒有因地制宜，很可能只會引發反效果。在目前的環境下，「知識菁英制」更容易引發反感，實驗場地很可能比推動公民教育與知識流通的做法更難找。要證實「知識菁英制」比民主制更為正義的成本，其實遠比乍看之下更高。
與其如此，不如嘗試推動更多公民／社科／哲學教育，逐漸改變學校教育的威權文化，藉以從小培育民主素養，研究目前的民主社會中資訊流通與公眾信任的機制與障礙，鼓勵公眾事務決策過程的報導，讓決策過程更透明，建構資訊溝通平台，讓各種造成我們彼此為敵的心理偏誤更為人所知，設法用更多方法讓各種不同族群的立場與困境得以被看見（即使他們政治不正確，甚至嚴重不正義）。
如果可以的話，也許我們比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降低工作壓力與工時，留下更多精力，擁有更多「無所事事的時間」去聆聽各種聲音，討論各種議題，才能在極右派與後真相節節增高的威脅中，減少民主制暗藏的危險。也許我們需要更短的工時，甚至逐步推行全民基本收入以給予人們更多的時間，但這又是另一個議題了。
我相信布倫南會同意這個方向。事實上他在2017年的新版序就提到「知識菁英制」目前實行的可能性很低，也提到卡普蘭提議舉辦有獎金的公民能力測驗，讓人民為了獲取金錢而學習公民知識。既然如此，以各種教育或資訊傳播方案來增進選民的知識與素養，應該不會違反他的理念。
總之，布倫南在《反民主》中對民主制提出了關鍵的一擊。我們有義務去思考選民的無知與偏誤會如何傷害民主制，以及民主制是如何變得不正義。我們同樣有義務努力降低人們的政治無知與各種偏誤。不過直到目前為止，我認為作者提出的「知識菁英制」的實施方式風險依然太高，也許用教育與知識傳播的方式降低人們的知識獲取成本，會更安全也更可行。
《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譯者：劉維人出版社：聯經出版出版日期：20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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