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定要#MeToo嗎？不公開說出口的，不一定不勇敢

#MeToo風潮爆發至今，也延燒好一段時間了吧！無論是2006年的#MeToo發起者，塔拉娜・布克（Tarana Burke）、2017年串燒歐美的推特標籤、還是一直被批判做不到#MeToo的台灣社會。我一直期待能在台灣看到一篇具在地視野觀點的#MeToo評論，但似乎多數文章，都圍繞在該運動與其現象、批評台灣文化如何阻擋#MeToo熱潮，又或是鼓吹所有倖存者應該要「勇敢」站出來分享自己的性騷、性侵經歷。面對這些輿論，我心想，然後呢？

為什麼我們應該好好談談#MeToo運動？因為#MeToo不該只是一個推特標籤，也不應該僅止於一個口號，更不應該是一個評斷當事人是否「勇敢」或者「充權」的指標。以下，本文將就#MeToo中的幾個面向為文討論：

1. #MeToo真的充權倖存者嗎？真的充權女性嗎？
2. #MeToo、文化與全球化；
3. 為什麼台灣在#MeToo中缺席？
4. #MeToo之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Me Too 真的充權倖存者與女性嗎？

#MeToo不是我們終極的努力目標，因為它並不會終止強暴的發生，也不會改變這世界對女性的不公平。

我們太常輕易地認為，當一個女人、一個倖存者能夠用文字、言語無畏地表達自我，就是充權、就是自由與平等，但卻太常忽略選擇緘默、選擇隱私也是一種權利。縱然說出自己曾遭性侵或性騷擾的故事，是一種力量的展現，但卻不該被視為是倖存者「應該」要做的事；更者，就算有說出受性侵或性騷經歷的能力與力量，訴說創傷及面對倖存經驗的管道與方式有很多，臉書、推特、IG等社群媒體，不會是唯一平台。

選擇用其他的方式訴說——跟親友揭露、向專業人員求助等——並不代表就沒有力量，或得不到充權。更批判地來看，公開的#MeToo是一個言語、文字上的斷言指控，在法律上，若只有指控，不但無法構成法律效力，甚至將對當事人造成極高風險。而此，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也有能力去承擔的。

我很欣賞一篇由巴德大學（Bard College）漢娜鄂蘭中心發表的評論〈為什麼#MeToo不適合我？〉（Why #MeToo Is Not For Me？），文中透過傅柯的「性的歷史」解釋了「自白」其實是一種權力壓迫的產物，脅迫自白者說出他們的經驗或揭露他們隱藏許久的事實。當我們呈上我們的自白，我們便是將我們的自主權力交出，也將自己暴露於被監視的環境之中。這讓我思考，我們何以必須要求倖存者們呈上#MeToo的自白，還拿著刻著「勇氣」的獎牌，鼓勵他們以無畏的勇氣去追求？這是什麼樣的充權？

事實上，「選擇的權利」是女性主義者倡議女權的重要原則。因此，若我們有在不受威脅的狀態下選擇「說出口」的自由，就也應該擁有同等選擇「不說出口」的權利。若沒有人該因為「說出口」而遭攻擊或譴責，那麼選擇不用公開方式梳理自己的故事，或選擇用不同方式療傷的倖存者們，為什麼需要被「鼓勵」「勇敢」地公開自白呢？

我願意相信，選擇不公開或者甚至不提起過往經歷的人之中，是有相信自己有力量訴說的人們的；就算今天我們的社會再友善包容，也不影響他們不願意被性侵害或性騷擾定義他們的生活。對我來說，他們選擇不說Me Too的決定也同樣是充權的。每一位倖存者有自己生存與療傷的方式，我們應該給予尊重，因為沒有人應該被要求、甚至強迫說出Me Too。

我認為Me Too不能只停留在「說出口」，因為能夠在社群媒體「公開」說出性侵害與性騷擾的現象，不能被視為女性已經獲得平權的象徵，更不能代表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與歧視已經消失，或者已與她們的同儕兄弟們一樣，擁有平等的權利與自由。

我們需要更多對話，更多不同層次的交流，以促進創傷的療癒並預防壓迫重演。倖存者不是只有一、兩種樣貌，或者一、兩種療傷與充權的模式，倖存者是多元的，是有個體獨立性的，而#MeToo這個簡短與單一化的標籤，相較之下是遠遠不足以詮釋複雜的創傷與倖存可能的。

Me Too、文化、階級與全球化

目前台灣針對Me Too運動的論述，多數人質疑的是，「為什麼台灣沒跟上Me Too熱潮」，而大多的分析也多著重於社會風氣的不友善、台灣文化不鼓勵表達等。

我非常同意社會對性侵倖存者的不友善與不鼓勵談性的文化，都是使倖存者對「揭露」行動有所畏懼的原因。但是，台灣並非世界唯一對倖存者不包容、不鼓勵談論性的地方，這樣的不友善現象絕非台灣僅有。因此，我並不認為社會的風氣與文化，是將台灣與這股世界潮流區隔的主要原因。

當Me Too在2006年率先由黑人社區運動者——塔拉娜・布克——為了提升社區對於性別暴力的意識而發起該標語時，並沒有得到與此前相等的關注，然而2017年以好萊塢白人女星們為要角的行動中，Me Too運動竟一躍成為全球媒體與公眾焦點。

非白人的有色人種，其智慧與力量被低估，而白人階級理所當然成為英雄的現象，從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到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所依循的皆是這樣的路徑。起始於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進攻與參政權非直接相關的私領域，目標是打倒父權結構對女性整體生命的控制、壓迫、暴力，掀起了全球的熱潮，延續至90年代的「女權是人權」（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以及全世界各國跟進制定的家暴防治、性侵害防治法令，可說是女性主義運動全球化的高潮。

然而，發展了三、四十年的女性主義運動，至此仍無法脫離由白人階級領導的模式：白人女性拉攏有色人種女性，打著「姊妹情誼」（sisterhood）與「團結」（solidarity）的招牌爭取「平權」。然而，白人女性卻不願去面對白人與有色女性間的階級差異議題，太多有色女性在白人女性作為主體的運動中，其所付出的血淚汗水，最終並沒有獲得與白人女性同等的權利；她們長期因膚色所受到的壓迫與歧視，也仍不被看見。

儘管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出現了像是安潔拉・戴維斯（Angela Davis）這樣形象鮮明的運動者，始於2013年的「黑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17年的「女人遊行」（Women’s March）、到2018年的金球獎「Time’s Up」，可以看見非白人女性站上女性主義運動的舞台，但她們所面對的是種族交織性別暴力的掙扎，相較於白人女性，仍是被邊緣化的。（可參考：〈科隆新年性侵事件：交織種族歧視的性別暴力〉。）

為什麼台灣在#MeToo中缺席？

與其探討「為什台灣在#MeToo中缺席」，我更想讓大家去看見的是「為什麼好萊塢白人女星們能夠#MeToo」。

2017年第一個在推特上發起此標籤的好萊塢女星愛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出生於中產階級以上的白人家庭，加上多年的演藝事業累積，無論從經濟、社會地位與其所掌握的資源等權力面向來看，她都可以說是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代表。當她以「沒什麼好怕」的態度，邀請所有女性站出來作「性騷擾的確發生」的證人，好叫那些不相信性騷擾存在的人閉嘴時，不禁令人納悶，她是否曾認真思考過，每一個遭受性騷擾的人真的都「沒什麼好怕」？

在愛麗莎之後，眾多因跟進而得到美名與讚賞的名人們，多為有權有勢的高階級族群，這波運動也依然以歐美的白人女性為主流，在此過程中，消失的是有色女性的圖像、非歐美價值中心的女性主義脈絡，被忽視的是不同族群、不同歷史背景、不同階級中的獨立個體，在揭露性騷擾與性侵害時，其所面對的代價並非全然相同。

無論是歷史脈絡下的刻板印象或歧視，又或是經濟權力與人身自由的剝奪，都使得有色女性在生存資源上劣於白人女性，這是要有色人種女性如何以同等的自信與安心「揭露」？如果台灣出現更多「沒什麼好怕」的高社經、高影響力的女人願意說出MeToo，或許這波運動在台灣會有相當不同的面貌，只可惜目前這樣的人並不多。

與其質問「為什麼台灣沒有#MeToo」，我更想問的是「台灣一定要#MeToo嗎」？難道台灣一定得跟上#MeToo，我們才稱得上支持女性主義運動，才代表我們有跟上世界潮流？才能證明我們沒有被世界忘記？女性主義難道只有歐美流行的那一套？人權倡議難道也只能遵循傳統西方價值？

這些問題都讓我更想深入去認識阿瑪塔・先（Amartya Sen），也想去看懂蓋亞麗・史畢華克（Gayatri Spivak）如何透過「賤民能夠言論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解構後殖民時代的世界觀，並嘗試將「自我敘述」的權力交還給真正直接經驗文化的人。

同樣是利用社群媒體的優勢，台灣發起白玫瑰運動、華航空服員罷工，還有我個人非常欣賞的書寫作品《跨國灰姑娘》等，這些都是台灣走出自己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的明證，難道不值得我們更深入研究與進一步發展？

我希望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看見的是自己的地位與成就，是將全球化對台灣女性的影響放進在地的思考中，珍視這塊土地上的女人所創造出的多元文化，並願意去傾聽那些不被關注的族群，如何看待我們的歷史與未來。

寫到這，似乎我也需要讓讀者知道，我並不反對加入#MeToo運動的人，也肯定每一個為消除不公義的發聲行動，但我也不認為台灣一定需要#MeToo；就如同不是每一位倖存者都需要大聲地向全世界說Me Too。

總而言之，說與不說的決定權都在倖存者身上，作為助人工作者以及倡議運動者的各位，都需要仔細觀察#Me Too是否是群眾煽起的激情？若我們擔憂這是一個不計代價的短暫激情，那是否更應該思考，#Me Too真的是每一位倖存者在創傷復原路上必要的過程嗎？我們能否在追求人性尊嚴的基本價值上，包容與接納倖存者的多元？

Me Too之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如同許多國內外的評論所述，Me Too是一場超越個人與國界的運動，它不只是關乎政治的，更是一場文化革命。而我們的責任，是不讓它只流於一個推特標籤，或者只停留在探討「說出口」與「不說出口」；性別是政治的，因此我們可循政治的力量來予以反轉。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一個多次被指控性侵、性騷的男性，被拱上了更高的權力地位，著實惹怒了美國女人，使得2017至2018年之間，有意參選眾議員的女性暴增至390位，比2016年的統計高出了350%，參議院的參選女性則比2014年高出了68%。這群女政治家將會影響美國的立法，透過法律、制度、政策來制衡象徵「父權價值」的川普政府。

同樣擁有民主體系的台灣，是否能夠看見民主政治的價值，並且增權人民，讓民主政治成為國家發展最好、最永續的工具，將會是我們走向未來的挑戰。我們有沒有可能，讓「沒什麼好怕」的女人增加，除了讓女人成為改變國家政策與制度的主要力量，也讓更多的女人知道，手中的那張選票，都是改變自己與她人命運的最大契機。

然而，要走到女性相信自己有力量透過參政改變命運、甚至是世界的理想目標，我們仍然面臨前方漫漫長路，尤其是長期遭受打壓與暴力的倖存者們，需要更多的力氣與支持鼓舞他們邁步向前。

舉例來說，於2017年開站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便是提供倖存者支持服務的在地機構¹，由於性侵受創經驗所帶來的斷裂感，使倖存者自感失去身而為人的「完整感」，認為自己的身體不是自己的身體。提供創傷支持服務的機構，其目的便在於透過如工作坊及個別服務等形式，協助、照顧倖存者的身體與心理，認識自己的權利，並透過反覆的練習，將想法轉化為實際行動，以重新奪回對自我生命的詮釋權，希望以全人化的照顧服務，支持倖存者走過這段黑暗的生命低谷。

我希望這群特別經歷的女孩們，能夠重新看見自己、看見環境、看見世界，並且再次相信世界有無限的可能，知道女孩們不需要與世界競爭，而是世界就在自己的手中。我相信所有的女孩都有發揮最大潛力的可能，缺少的只是一個適合的機會而已。

若我們都相信，無論是在社會、政治或各領域都應有女性嶄露潛力的位置與空間，或許女孩們就可以相信自己是領導者，不只是追隨者。就如同薇若拉・戴維斯（Viola Davis）在2015年艾美獎得獎致詞所說：

有色人種女性與其他人唯一的差別是「機會」。你不可能因為扮演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角色，而獲得艾美獎。（意指若沒有編劇願意寫一個黑人女性的角色，她也沒有機會扮演這些讓她獲獎的角色。）

我相信女孩們將成為領導者，因為她們本質上就是優秀的，本質上就是有發展動力的，而不是因為她們的倖存者身分，就好比薇若拉・戴維斯獲得艾美獎，是因為她本是一個優秀的演員，不斷精進表演技巧，而不是因為她是一個曾遭受壓迫的黑人女性。畢竟壓迫與暴力的結果無法定義倖存者，而倖存者最終將會奪回生命的詮釋權。

• 展心復原中心提供以當事人為中心的綜融性服務，包括諮詢服務、深度陪伴與心理、人際關係輔導、重要他人陪伴以及團體輔導等，希望陪伴當事人及其重要他人展開心理復原的旅程，重建與他人的關係與互動，達到生活適應與重建。服務電話：02-77287008。網址：http://freedomheart.38.org.tw/home/